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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悲惨世界》不屑一顾的批判态度一直都有。无论哪一种形式（原文、音乐剧或电影），维克多·雨果这个故事得到的开明的评价都是居高临下的。对该书最初的敌意中，既有乔治·桑[1]的“太多基督教精神了”，也有波德莱尔[2]的“一本卑鄙和拙劣的书”，还有兰波[3]的母亲谴责该书败坏了她的儿子。 梵蒂冈当然禁了这本“社会主义小册子”；这本书在西班牙被公开烧毁。主要批评家们对此书采取了终极的、批评性的侮辱——沉默的态度。然而《悲惨世界》首版时洛阳纸贵：成千上万本书卖给了能够分期付款的读者；在买不起书的工人中，出借书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面世一百二十年的《悲惨世界》被改编成巨型音乐剧；我们再次看到了批评家们和观众之间类似的分歧。一开始只是一个法国歌曲作家的概念专辑[4]，后来被搬上巴黎的舞台供50万观众欣赏。五年后，这些曲目经过大量修改，配上了英文歌词、更加紧凑的情节和更多的宗教元素之后，在伦敦上演；绝大多数批评都是负面和充满敌意的，但是仅仅几天时间票就卖光了。截止目前，音乐剧《悲惨世界》累计已有六百万观众，虽然和任何一部电影大片的观众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考虑到就音乐剧而言该剧的票价之高，这一数量相当可观。 《悲惨世界》改编成的电影已有60部之多；进行改编的国家形形色色，包括了苏联（1936年）、 墨西哥（1943年）、埃及（1944年）、日本（1950年）和印度（1955年）。甚至有人用冰岛语和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来演唱《悲惨世界》的音乐剧。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不被批评界认同的情况下，《悲惨世界》如此受欢迎的程度？多年来批评家们往往关注该作品技术上的或形式上的缺点，比如这本一千多页的小说里竟有离题的百多页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历史；又比如其情节过于夸张；还有音乐甜腻恶俗；巨型音乐剧被批评为空洞的奇观；那些特写镜头被批评为笨拙和尴尬的。 当今一流影评家中有一小撮人在评论这部电影时采用了嘲弄的口吻仿佛它是需要从他们的毛衣上刷掉的头皮屑。然而这类专注于形式的批评或者全盘否定的态度都避开了对这个故事本身扣人心弦的原因进行必要的解释。 在关于该节目的谈话中，常常被忽略的是它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作品把一群带枪的学生的一次暴力革命尝试放在了显著位置，且对这一尝试持欢迎的态度。他们的反叛以血的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尝试得到了尊重，而非嘲讽。在那些对《悲惨世界》进行的无聊的技术上的挑刺中，在那些对于过分夸张情节的抱怨中，在那些对基督教式对宽恕的追求的哼哼唧唧中，该作品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被忘记了：把一个人对赎罪的追求放在了一个经历革命的社会这样一个关键背景中。 粉丝们把这个故事说成是讲述“永恒真理”和社会“原型”的一个通用脚本，但是冉·阿让的问题在于他和一个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政府不仅滥用和变态地使用其权力，而且促成和复制了一个顽固地维持等级制的社会。如果我们同意冉·阿让圣人一样的对个人赎罪的孜孜以求构成了故事救赎的核心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假设：该作品在全球受欢迎的程度呼应了人们对世界各国政府不断迫害无辜人士的行径和镇压自由主义运动的狂热的长期积怨？ 这样一来，批评家们对《悲惨世界》持久的敌意更多只是提醒了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有群众集会、建造路障、露营且要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能听到精英们紧张的低语，感到他们公然的敌意。观众的眼泪提醒我们的将不会是：＂人民＂轻易被耸人听闻的、模仿福音书的剧情骗得掉眼泪。观众们的眼泪很可能是因为作品在忠于渴望忠于爱的同时，给出了一个让人感同身受的反抗暴政的愿景。 ***出现在1862年的《悲惨世界》也许是最后一部在社会各阶级中都拥有广泛读者的伟大的文学杰作。十九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学作品和精英阶层的关系开始变得松散，一个群众艺术的时代出现了。 虽然世纪末的历史显示：有才能的作家倾向于追逐技术难度更高的创作（也许是为了重新赢得精英读者），但是作为把＂人民＂同时作为主题和读者且最大限度地欢迎他们的一本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独树一帜。罪犯、妓女、革命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不仅构成了作品的情节，而且他们中一大部分人会读或者听别人读这本书。 然而，正如书名所示，《悲惨世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被压迫的穷人们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用了50页离题去写一个基督一样的主教，结尾是一个关于中产阶级婚姻规范的愿景和圣人般的死亡。小说发表于1862年，其时欧洲在1848年爆发的革命[5]之后处在激进的回潮时代。马克思也利用这几十年的安宁，在平静的流放中写完了他《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 类似的，其音乐剧的改编酝酿于左翼思潮退潮的70年代，在80年代被搬上舞台；那时候1968年的五月风暴已经成为许多人不愿提起的尴尬回忆。这一大制作英语音乐剧自然在自由市场国家（1985年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和1987年里根总统的美国）赢得了大量观众。 《悲惨世界》的许多矛盾之处，对其截然不同的反应，都可以通过检视作者梳理出来。在一个社会矛盾的大时代，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雨果的一生更为矛盾的人。 ***出处未经证实的一句话说，＂20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无心；40岁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无脑。＂雨果的历程并不遵循这个模式。否则，我们该如何描述一个年轻时诗才天纵、把庆祝拿破仑后君主制复辟的作品献给超级保皇党人查理十世[6]的雨果，变成一个在刚刚成形的第三共和国[7]屠杀了成千上万（在1871年组成巴黎公社[8]的）穷苦人民后呼吁赦免公社成员的、花白胡子的、孤独的雨果？ 当然，在这两个日子之间是19世纪法国的一段混乱的历史。追随雨果的人生历程同时也是追随这段历史的踪迹和理解运动中的辩证法。 假如雨果是法国文学那棵高大的橡树的话，那么长成这颗大树的种子里包含了一个原初的矛盾。雨果与他父母之间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9]几乎就是法国历史的缩影：雨果的父亲，是一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打过战的、不信教、夸夸其谈的拿破仑一世的将军；他的母亲，是一位君主制的拥护者，她带着子女翻山越岭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向那位沾花惹草的将军索要大量金钱。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是金钱上的联姻关系依然存在。她的孩子们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位天才的文学生涯可以按照他读者群的演变来考量：从那些对雨果的诗才又羡又妒的人们组成的、拥护君主制的内部小团体成员，到成百万购买他那些被批评家和内部人士嘲笑其粗俗笔触和超级人气的小说的大众读者。这一读者群的转变和雨果政治上的历程平行：他从一个保守甚至有点反动的、取悦其拥护君主制的读者、离不开娘的男孩作家，变成了一个主张自由和救赎的世界级作家。 奖金和年金的厚待使得年轻诗人雨果没多久就变成写浪漫主义短篇小说和剧本的作家。这些早期的作品之一是《别格-贾格尔》[10]，以同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法属圣多明戈[11]奴隶暴动的领袖的故事；说明年轻的雨果已经开始考虑他对历史的弃儿们的敬意。雨果亲眼目睹了1832年巴黎学生暴动并记录在《悲惨世界》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位当年三十岁、写出有争议的浪漫主义杰作《赫娜尼》（戏剧）[12]和《巴黎圣母院》的作家的一个有趣的视角：听到枪响，好奇的雨果冲过去要目击一场小战斗，结果发现自己夹在革命者和军队的子弹之间，占据了两个极端之间那个不可能存在的中间地带。 然而是在1848年革命，在第一次大范围的城市工潮大爆发中，雨果第一次尝到了革命战争的滋味。19世纪40年代，雨果都在巩固自己著名作家的地位，他还开始了政治生涯，也增加了（他终身习惯的）拜访妓女的次数。当革命在1848年初爆发，推翻了自1830年以来统治法国的“资产阶级君主”路易-菲利浦一世[13]时，第二共和国[14]组建了临时政府，雨果于六月初当选临时政府成员。作为一个担忧“无政府主义”可能性的中间派，1848年初的雨果希望用摄政制取代被废弃了的君主制。 年轻的共和国政府试图稳定局势，关闭了临时雇佣了十万名巴黎人的国家工厂；结果此举给工人们的怒火火上浇油。他们竖起了高高的路障，而在较穷的社区里，人们被对名义上叫“共和国”的另一个压迫性政府的仇恨煽动起来了。 合法性被挑战的政府迅速做出镇压抵抗的决定。雨果投票宣布戒严和授予卡芬雅克将军[15]一切权力。但是他对秩序和礼仪的热望不止于此。他花了三天（现在被称作“六月起义”[16]）时间在战争的硝烟中。他指挥军队和大炮，驱策士兵，向路障冲锋，还利用自己雄辩的能力和坚定的意志粉碎了工人的暴动。自然，波德莱尔在路障的另一头战斗着，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1848年6月的雨果像许多善意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革命性剧变的热力中，这些逍遥派因为害怕下层阶级夺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习惯了传统形式的权力，恐惧于特权阶级被推翻的景象，这些善意的自由主义分子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停止社会滑入革命的深渊。可以想见的问题是：一旦下层人民被杀死，他们的社区被入侵和摧毁，剩下的人中有无数被镇压和扔进监狱，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能对抗即将得势的右翼反动势力的力量了。 这样一来，宣扬法治的自由主义者成了独裁政权的侍女。对于雨果，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17]是一个决定性事件。该事件导致了他被流放到海峡群岛[18]的根西岛和泽西岛上二十年。在1848年朝自己的同胞挥剑的雨果，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前）看到了公民自由的消失和新闻检查的稳步强化。最终他做记者的几个儿子被扔进了监狱；在第二共和国的薄暮中，雨果发现自己站在了几年前他以秩序和文明的名义入侵和摧毁的路障的另一边。 其他被解散的议会的自由主义代表们死在了1851年12月的政变中。尽管痛恨新皇帝，雨果却选择了流放，避免了英勇就义。他在1848年社会剧变中的行动依旧是一种矛盾行为：一方面，接受了父亲尚武精神的他以共和国的秩序和尊严的名义去攻击人民，另一方面，这些人民将是他用自己文学生涯的余生试图去美化的。 在流放中，雨果写就了《悲惨世界》和一些诗集，且尝试了唯灵论[19]。在1870年普法战争[20]法国战败后，雨果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巴黎。他的归来被视为英雄的归来；在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期间，他靠吃动物园里的动物活下来。下层百姓对于《悲惨世界》作者回到巴黎的看法有很多种。即便是没办几期的普罗大众期刊《度萱钠母亲（La Mère Duchêne ）》也把它的前三期的封面文章用来批判雨果拥护君主制的过去和他资产阶级的虚荣做作，之后一期刊登了几封工人读者的来信对这些文章的轻蔑口吻表示不满。 未来的巴黎公社成员[21]路易斯·米歇尔[22]在二十多岁时给雨果写了许多献诗（“我坚信你恰如命运本身”）。雨果归来后，她去拜访了他。她还以《悲惨世界》中学生暴动的领袖之名“安卓拉”自称。1870年12月雨果成功地把她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后来在读了她写的一首献给死去的同志的诗后，雨果还写了一首名叫《更伟大的英雄》的诗献给了她。 巴黎公社的历史，以及在普鲁士征服者的监视下的法国军队谋杀掉的三万五千男男女女，是法国历史上一个更为悲剧的事件。和1848年六月起义并非完全不同，但却有着关键的差异。再一次，一个新生的共和国通过血腥镇压工人的激进政治诉求来证明其统治能力。巴黎在胜利的普鲁士军队包围之下，法国临时政府急切地希望和德国人迅速达成和平，他们允诺了德国人一笔巨大的战争债务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土地[23]。 一开始，雨果当选为这个共和国政府的一员；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孤立在左翼阵营里。在一次耻辱性的战败之后，面对意料之外的巴黎公社的诞生，法兰西共和国在激进派中找到了替罪羊，但是雨果拒绝参与此事。他去了布鲁塞尔，想要避免和一个即将消灭人类现代历史上第一个自治的城市政权的政府扯上关系；这个政府也同时太著名、太骄傲、太资产阶级了，以致于不能跳跃进入未知、不能参与到巴黎公社虽然混乱却革命性的经验中去。 假如说雨果人格过于孤高而不能尊重巴黎公社、不能为公社的政治遗产进行全面的辩护的话，最低限度他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为那些公社成员和活动家们能够获得政治特赦而斗争；虽然躲过一个恶意政权的子弹，他们又面临了终身监禁的危险。即便是在布鲁塞尔，当雨果开始寻求特赦的政治运动时，他的公寓也被一群扔石头的、穿着整齐的比利时暴民包围，他们高喊“处死冉·阿让！”。 脆弱、紧张的法国政府使手段把雨果逐出了比利时。他去了卢森堡，在那里继续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进行批判；热望合法性的第三共和国最终撑到了1940年，但是它能做到这一点完全靠的是警察国家[24]的技术和手段：搁置法治、维持政府处在被包围和恐怖的状态以确保财产不受侵犯，以及金融市场的利润（法国金融市场表现优异；普法战争的债务提前还清了）。 巴黎公社之后的法兰西共和国急于忘记和压抑人们对新民主政体临盆时的血腥记忆；而雨果发现自己站在常任批评家的立场上。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够说：雨果曾经发觉自己像萨特一样，积极支持革命的暴力。如果革命通常意味着中间地带的弱化和最终的消失的话，雨果对填补这个鸿沟的超然的追求就是唐吉可德式的、但也许是自然的愿望。对于一个著述丰富的艺术家来说，雨果缓慢地穿过政治谱系向左边靠拢。 ***雨果个人对于革命的经验不能解释人们对他的散文体巨著《悲惨世界》及其改编的反应之多样化和差异性，但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他愿意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的、流变中的意识有惊鸿一瞥。 《悲惨世界》的经验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的力量的极端之间碰撞在了一起。不论我们对于该小说、音乐剧或电影（在不同的文化制度下当然是不同的工程）的艺术成就的观点如何，我们不能不感谢它承担的拥抱从底层向上的广大阶层人民的义务。《悲惨世界》站在了中间：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善与恶之间，在罪人与无辜者之前，在红与黑[25]之间，在诗意与紫色[26]之间，在右派与左派之间。 它还站在了不同革命时期之间：在1848年革命与1871年革命之间；其音乐剧，在1968年和今天之间。也许批评界的两极分化是《悲惨世界》占据了革命的中间地带的结果：回顾过去是充满向往还是觉得宽慰，想象未来是感到恐惧或是充满期待。 那么该怎么评价在我们这个激进意识复活的时代出现的这部2012年的电影呢？虽然雨果后期的小说像《悲惨世界》及被忽视的《九三年》[27]由于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格和过于紧张的情节或许被视为19世纪小说走向下坡路的标志，但是它们的优点是：突出且（以非狄更斯的方式）努力去理解人类历史赖以进步的革命运动。从他高高的象牙塔上，雨果留下了一笔艺术遗产，驱策观众们与现代生活的核心斗争进行角力。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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