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了解太平天国史的人都知道，洪秀全的“建国”始于“建教”——建立了一个至少神的名字、典籍和术语和基督教形似的、一度被清政府和西洋人都误以为是基督教的奇异宗教，可以说，没有这个奇异的宗教，就不会有金田起义，更不会有太平天国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而这个奇异宗教之所以能被洪秀全这个普普通通的底层知识分子建立起来，洪秀全这个连近在咫尺的香港都没去过的“乡下人”，所创立的宗教居然充斥着“洋味”：外国神名、外国地名、外国典故，就不得不追溯到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
《劝世良言》一套九册，是由广东高明县人、雕版印刷工人出身的中国最早基督徒之一——梁发在1932年所编纂的，全书共有六十多个小节，穿插《圣经》中一些零星片段、章句，并附会以中国经书、传说和典故，反复强调拜上帝、不拜偶像，以及天堂地狱等观念。
按照同时代通晓汉语的外国传教士评述，这是一套很蹩脚的传教书：由于梁发并非知识分子，其文化知识主要是从事印刷、刻字所学的一点点，因此文章文笔不佳，拖沓啰嗦且缺乏感染力；不仅如此，这套意在宣传基督教的书，却连“十天条”、“三位一体”等最基本的教义都没交代清楚，引述的《圣经》章句不仅支离破碎，而且谈上帝、扯《旧约》极多，谈耶稣、说《新约》极少，不仅如此，这部书里还有意无意把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古代典籍、神话传说里的“昊天上帝”等混为一谈，并经常用中国典故、传说和俗语解读基督教义，说白了，按照正统基督教观点，这只能算一部“有问题”、“没文化”，档次和格调不高的“文宣材料”。
洪秀全是哪一年得到《劝世良言》的？
他族弟洪仁玕在1852-1854年间避难于香港，和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交往，后者根据其口述写了一本《太平天国起义记》，其中说明这套书系1836年，洪秀全赴广州参加省试考秀才时，在贡院考场外的龙藏街遇到“穿明朝服装、长袍白袖、结发于顶，不能操中国语”的“奇人”，为此人所赠，这人还预言其“必能获得最高功名”。
这一情节本身可谓荒谬之极：清朝被迫解除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禁令，是1844年12月，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所作出的，1836年时基督教还是“异端”，外国人在华传教只能偷偷摸摸在非公开场合下进行，中国人公开传教更免不了吃官司，“穿明朝服装”且留着长头发更是杀头、灭门的大罪，哪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奇人”，公然跑到人来人往的贡院外招摇。洪仁玕甚至说，他们在送书前一天，居然站在清朝广东布政司衙门外的人群里公然布道——这人活腻味了么？
但洪秀全应该的确是在这时拿到这套书，只不过并非如此招摇堂皇，而多半是考试之余在外闲逛，忽地被陌生人一拍肩：“学生，好书看不看？禁书不要钱哦”。此时他不过是25岁的年轻人，“不要钱的禁书”可谓极富诱惑力——谁知道这些小册子里，都写了画了些什么？洪仁玕1864年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升天”后“戒尽烟花酒僻等事”，此时离“升天”还有1年，他当然还免不了“烟花酒僻等事”，翻翻“禁书”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按照洪仁玕的说法，洪秀全在广州根本没看这套书，落榜后带着书回家，“稍一涉猎其目录”就没再看下去，而是把它扔进了书橱，直到1843年阴历五月，其表哥李敬芳借阅此书，归还时提醒洪秀全，说这书“内容奇异，大异寻常中国经书”，才引起洪秀全好奇心，从而认真阅读，并进而“大彻大悟”，开始信奉上帝。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洪仁玕的记载是正确的，因为李敬芳借书前询问《劝世良言》的内容，洪秀全居然“不太知道”。但这种说法其实大有破绽。
洪仁玕先是刻意强调，洪秀全得到书后只“稍一涉猎”了目录，而根本没看正文，且“并不重视”，继而又特别说明，李敬芳借书时洪秀全对书的内容一问三不知，再次暗示他“没看正文”。洪仁玕是个颇喜欢耍小聪明、且有累累篡改洪秀全“语录”、事迹“前科”的人，如此前后呼应地明示、暗示洪秀全“没认真读过”，不免欲盖弥彰，这恐恰恰说明，洪秀全早已认真读过《劝世良言》。
任何掩饰或强调总有其目的，洪仁玕拼命想让人相信，洪秀全在1836-1843年期间并未读过《劝世良言》正文，究竟想证明或掩饰些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年间，洪秀全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
1837年3月，洪秀全再一次去广州赴考，这次大约县、府两级初试考得不错，令他信心大增，志在必得。但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再次落榜后他受到极大刺激，恍恍惚惚回到家，便一病不起，迷迷糊糊过了四十多天才恢复正常。
这一年是农历丁酉年，就在这迷迷糊糊的四十多天里，洪秀全做了个后来被他和他的太平天国一直挂在嘴边、吹得神乎其神的“异梦”，在梦里，他被上帝召唤到天堂，授予“斩邪留正”、拯救世人的重任。
这个“异梦”最初大约很简单，只有上帝召见、让他信教传教之类内容。他10年后曾在广州和罗孝全谈及此梦，后者居然给予了积极评价，称这个梦内容“都是来自圣经的”。罗是新教美国“南部浸会”传教士，这个教派以严守教义著称，如果洪秀全所叙述的“异梦”内容，“异”得仿佛他和洪仁玕“发达”后所说那样，一定会被罗孝全当成疯子、甚至魔鬼轰出去的。
不过随着“天国”从天上降临人间，“异梦”被一步步润色、神话，洪秀全的身份变成了上帝次子、耶稣胞弟，领受的任务，也从简单的信教、传教，变成了斩杀“恶龙”、建立天国，做“天王大道君王全”，领导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洪秀全领受的“天上任务”是做天王还是当教主，这个“异梦”都可谓重中之重，因为他是洪秀全一切神话、魔法、权力和力量的基础和源泉，没有这样一个“异梦”，他就仍是那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蹩脚书生、落魄塾师，反之，他就是半神半人的通天人物，予取予求的天下君王。正因为这个“异梦”如此重要，洪秀全后来当了天王，特意将1837年这个丁卯年改称“天卯年”。
如此神圣的“异梦”，自然要“来路纯正”，即只能和“神”——上帝、耶稣，以及他们的“爱子爱弟”洪秀全有瓜葛，血统高贵、见识不凡的洪秀全当然必须自己蒙受“天父天兄”的召唤、教诲和点化，然后领悟如此重大的关节，而断不能有别的什么“提示”：“上帝次子”、“太平天王”大彻大悟，倘还要靠先看过本印刷工自编、满大街免费散发的小册子才能做到，那不等于说“通天人物”也要打小抄？这非但不成体统，简直无法自圆其说了。
于是在洪秀全“成长史神话”中，《劝世良言》必须推迟登场，即让洪秀全先“独立”做完那个重要的梦，然后才能“看过”这套书正文。之所以硬推到1843年，则是因为这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清朝科举，“太平天子”居然去参加“伪政权”最低级功名的考试（还没考上），是说不过去的，让“太平天子”考完这次赖不掉的试，回家后再“读过”《劝世良言》，让这部书成为“唤醒异梦”、和“伟大的梦”相互印证的“心灵钥匙”，显然是两全其美、前后呼应的精心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1868年基督教巴色会一份杂志上，传教士卡尔.T.史密斯提及一名叫李正高、在洪秀全尚是塾师时就常和其讨论宗教问题的教友，从种种线索看，李正高就是李敬芳的儿子，在其回忆中，李氏父子有关“天父天兄”的认识、看法，都来自洪秀全本人的叙述，而非如洪仁玕所言，是李敬芳先读了《劝世良言》，再提醒洪秀全去读。
即便如此，精心润色过的《劝世良言》传说依然破绽百出：既然这部书如此重要，写书的梁发、提醒看书的李敬芳，后来都和太平天国毫无瓜葛，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前面说过，洪仁玕的《劝世良言》传说版本面世于1854年，而他和洪秀全是1848年最后分开的，这个版本显然是在此前后的“统一口径”；等洪秀全当了天王，拥有“出版权”和“解释权”，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1862年定稿的《太平天日》里，洪秀全是分别在1837和1843年两次“升天”，用后一次“升天”来印证前一次，李敬芳的名字虽然还在列，却变成了接受洪秀全教导后信教的“第一个学生”，匆匆跑了回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龙套，而《劝世良言》这部书，则索性从这本太平天国现存唯一“官方史书”中人间蒸发，连影子也找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