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变世界的机会这位老兄想要去一个有机会改变世界的地方工作，对此我非常理解。虽然许多大学对于把灵感转化为成果这样的事都怀着满腔的热情，但想做到善始善终毕竟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如此，根据我之前在两家公司工作过的经历来看，在企业里想要促成什么变化同样很难（虽然我就职于研发部门，但具体的工作大多都是一些商业层面的改良和优化，尤其是任职朗讯[1]期间）。曾经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虽然也可能跟我们俩的努力方向有关），才推动公司采用了一个我们认为合理的数据指标采集方法（之前的做法我们认为相当不靠谱）。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还有着首席技术官的支持和鼓励——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起步优势了（起码你在出席会议的时候，不会被人简单粗暴地无视——我在工业界类似的经历可谓数不胜数）。 与之相比，在大学里我们反而真正拥有了改变世界的机会——那就是学生。我的面前现在就有一叠小卡片，都是我的学生多年以来写给我的。他们在字里行间感谢着我给他们上过的课、给过的指导。时至今日，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据一席之地、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能够让他们提笔给自己写一封信——那些笔尖下、信纸上、邮寄来的话语——都依然令我保持着一种谦虚的姿态。我并不反感电子邮件；但真正能感动我的，还是这些亲手书写的小卡片，以及这些把我提名为“学生最喜爱的教授”或是其他荣誉的学生们——我的感动，源自他们为此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以及那些充满正能量的消息。 2、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作者想要在劳逸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而我则觉得，或许不是每个有工作的人都会这么想的。 同时，我也怀疑，对于这个平衡的难题，那些看似热闹的争论，到底有没有真的说到点子上。我觉得，当前有不少关于劳逸平衡的观点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据此展开的各种争论，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比如说，很多对劳逸结合的讨论看起来都在暗示，问题的解决“得靠个人努力”——你自己要去努力改变现状。但就像作者所注意到的，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点，其实是由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它既与节日和休假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不管是现行的，还是有待颁布的），也跟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关。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其实有一个领悟更为重要——有些时候，改变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一方面，这是由于我的工作量与休息时间，取决于好几家不同的机构；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与他人协作，而有时大家彼此间的协调确实做得不怎么样（在那种时候，你根本预料不到，两方面的责任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冲突，而你却还肩负着其他同事对你的依赖）。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去承认现实：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自行“解决”的——除非我们与上司、与国家、与同事相隔绝。这样的认识，反而让我在思考劳逸平衡的问题时，保持了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如今我已经抛开了“自己是个把劳逸平衡搞得一团糟的可怜虫”这样的想法，并把寻找平衡点当成了一个长久而持续的任务了。 3、权威集中，独立消退美国大学中管理层的人员扩张确实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热议。在乔治亚理工，虽然具体的增长数字不太容易拿到，我也还是感受到了同样的扩张趋势。尽管如此，我倒不怎么觉得，这种趋势对我的学术独立性产生了什么直接的侵害。主要原因大概在于，这段时期内我先拿到了终身职位，又从副教授晋升成了教授——无疑，这给了我相当大的学术自主权。 与此同时，我也比较幸运地跟学校的不少管理高层打过交道。尽管对于他们的决定，我并不一定都会双手赞成（当然那些提拔我的决定不在此列 4、资金环境现在学术经费的大环境也同样令我失望。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在大选时投上一票，并为此而加入了美国国籍以取得投票权的原因之一。而且我也认为，教职工们确实面对着搜刮资源、“广开财路”的压力。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从乔治亚理工得到更多的帮助，使我能在那些新的分支研究领域内有所作为。 不过，尽管学术界的经费环境令人沮丧，但是相较之下，当年投身工业界的恐怖经历还是更让我心有余悸。当年我做的是专利地图和市场分析（没错，这也是我的职责之一），能说的就四个字——太可怕了。如今，每当我想到科研资金的问题，尤其是自己得四处奔走拉经费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不管什么工作，都会有不那么迷人的成分的。其实，苦苦追寻资金的过程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写立项报告就是我很享受的一项高强度脑力活。 5、研究风险关于这一点，作者认为如今人们的科研是越做越保守了——类似的观点我也有所耳闻。但这其实不是那么好评判的事。就我自己来说吧：尽管我觉得自己从不回避风险，但在写立项申请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让项目风险显得不那么高。我自己其实也说不准，别人眼里的我有多保守。那么，我们靠什么来评判（保守和不保守）呢？要是我们每个人对风险的定义都一模一样，倒是可以借助于一套互相评判的体系。也许，我们会重寻往日那些看上去高风险、高回报的日子，以此来作为评判标准；但即使是现在，学术界依然不乏激动人心的研究者——至少在我的研究领域是这样——他们在风险面前勇于担当，他们的创新能力则更令人拍案叫绝。 6、激励缺失的确，滥刷论文发表数目、抢占更多经费资源（尤其在在科研资助普遍不景气的时候），这样的追求都是很不靠谱的科研动机。它们并不利于鼓励那些不能很快出成果的厚积薄发的科研项目。在这一条上，我赞成作者的观点，同时我还想再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很明显，大学确实在试图鼓励教授们走更为多样化的职业路线——例如（在教学与科研之外），强调教授们对工业界、对创业者的影响。不过令人生疑的是，大学的这些初衷，与教授们实际面对的评价体系，是否真正做到了一致。在评定终身制与教授晋升的过程中，相应的评审委员会都要向其它学术机构索取推荐信，评估候选人在学术与教学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但是，来自其它学术机构的评审者，该如何衡量那些刚刚起步的创业者？他们有听说过这些新兴企业么？就算他们听说过，他们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教授们对这些创业者的影响？（量化的评分倒是一种方法，但其中的问题可不少。我曾经撰文讨论过h指数的问题；也见到过统计软件的使用者数目或者下载次数这样的指标——但这不过只是学术成果被“消费”的次数而已。谁又知道，到底有哪些人，是真正在使用着那些软件的呢？） 在这里，我真正想指出的是，在人们“期望的目标”与“衡量的标准”之间，现有的激励机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错位。（要改革学术激励机制），你必须双管齐下，不能无视两者的互相影响；否则若是顾此失彼，最好的情形，是什么都没起色；而最糟糕的情形，则会让人们从此对学术界彻底失望。同时，如果你是认真地想要让事情有所改变的话，需要考虑的，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激励政策与其背后的评估机制；你同时还得再问一问，在此改变过程中，我们失去的会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么做了，会不会有些现行的东西就不复存在了。而此外，指望人们在两个方面都同时有所作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我也说不准这些情况跟企业里的有多大区别。但我觉得，这只不过是十年来人们不断增长的工作量，在学术界的一个“投影”而已。同时，也别忘了，我们教授还是有工作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已经是个天大的优势了。7、教育的量产化作者对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的忧虑很有道理。我认为，这一最新科技可能带来的变革，被人们过于理想化地夸大了；其中的各方面细节，并未真正经受过仔细地推敲。另外，（大规模在线课程）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澳大利亚的在线学院与英国的公开大学，都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授课好几十年了。如今相关的技术或许是有一定的进步，但多年以来所积攒的经验与教训还是告诉人们，这些盲目夸大的背后，依然有许多欠考虑之处。我的同事伊恩，就此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评论。 8、尾声在本文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愿离开学术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身边的同事们。在无形的学院[2]中，他们鼓励、支持着我的学术研究；而在有形的校园里，他们不仅给了我同样的支持和鼓励，还给了我指导与建议，灵感与合作，还有时不时的欢声笑语（工作场合中永远的必需品）。此外，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我向他们学习，而他们则把未来托付给我。和他们在一起也充满笑声（尽管有时是我和他们一同欢笑，有时则是我被他们嘲笑）；而当他们展露笑容的时候，感觉真是不错。是这些因素，把我留在了学术界——当然，也还有我的薪水，它还是挺令人满意的。 作者丽贝卡·“贝琪”·格林特，美国乔治亚理工计算学院教授，曾任职于贝尔实验室与施乐帕克实验室。本文作为对Terran Lane《远离学术界》一文的回应，发表于作者的博客“beki70”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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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位大学教授从学术界跳槽到了谷歌，还为此写了篇在Facebook上流传得挺火的
），但我始终相信，他们的选择一直是以乔治亚理工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他们认为正确的选择，他们也已经全力以赴去执行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真要说点什么，大概也就是鼓励所有的管理者都能多给教职工一些时间，与他们保持足够的沟通，以促使校方和教授间形成这样的良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