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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企业高管不是不能享受高档次“在职消费”追求“在职消费”是企业代理人的天然倾向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只要企业的管理者不是所有者本人，那么就存在一个“委托-代理”关系。就国企而言，政府将国企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委托给国企管理者，同时通过薪酬安排、董事会等多种治理机制为代理人提供激励和约束; 作为代理人，国企管理者在一定公司治理机制下做出行为选择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然而，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代理方努力工作所带来的收益必须与其他所有者分享，但其在职消费带来的损失则会由全部所有者共同承担。因此，就代理方即国企高管而言，如果不受监督或者监督需要一定成本，那么必然就有意愿进行在职消费——例如，公款吃喝。…[详细] 从效率上讲，高档的“在职消费”对企业也是有必要的尽管企业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会令企业所有者蒙受损失，但在现实中，大部分企业还是允许管理者进行“在职消费”。除去难以禁绝外，还因为这有效率上的要求。 例如，在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合同的商业谈判中，指派一名乘坐头等舱的CEO可能比指派一个蜷缩在经济舱里的CEO对公司更为有利；但若公司不为此买单的话，经理人员便可能因无法消化乘坐头等舱的全部费用，而宁愿选择乘坐经济舱。而一些其他形式的在职消费，如高管餐厅，可能有助于高管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方便与客户打交道。 除此之外的高档“在职消费”还包括分配更好更大的住房，提供专车，支付国内、国外旅行费用等等。这些薪酬以外的福利，往往能让管理者工作得更投入。在发达国家的国企中，其聘用的高管也时常有这种“高档在职消费”的福利。 02
但中国的国企高管不该有这种“享受”中国国企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垄断和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前，国企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负债累累，步履蹒跚。但在改革之后，还没有倒闭的国企，在甩掉了不良资产和下岗的员工之后，开始大踏步前进。如今，中国的国企已非常强大，往往两三个“中”字头国企的利润，就抵得上前500名私企的利润总和。 国企“做大”的原因，除了技术进步、以及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充足激励导致效率提高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垄断的地位以及极少的利润上缴。在平均利润率5%以下的行业中，国企的产出从80%左右降到不足10%，差不多已完全撤退。而利润率高于10%的行业如烟草、石化等领域，垄断国企产出占总产出的85%，牢牢坚守。 当然，也有一些在竞争性领域表现仍然很出色的国企，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国企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的行业。而像联想、格力电器这种前身是国企的明星企业，也早已通过股权分置成为了公众化企业。因此，对于真正的国企而言，“在职消费”这种激励可以说并无必要。…[详细] 国企高管往往来自于官员空降，且人选是否合适令人怀疑本次事件的主角“学酒哥”周少强，其中一个身份是“格力老总”，然而，当有记者采访格力电器董事长秘书何滔时，何滔却称周少强是格力集团的党委书记，与格力电器没有关系，此前更是“没见过，没听说过”这个人。  珠海金控总经理、格力集团总裁周少强 何滔“没听说过”周少强，肯定是在说谎，然而他强调周少强与格力电器没有关系，却大有原因。去年五月格力电器换帅前，珠海市国资委任命了前副主任周少强为政府全资控股的格力集团总裁、党委书记，“钦定”其为格力电器（格力集团拥有18%股权为大股东）新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原以为会毫无悬念当选，结果在股东大会投票中仅得票36%，未能通过任命，震惊业界，也震惊了珠海市政府。据说周少强未能当选董事的很大原因，就在于能力上未获得格力两大巨头朱江洪和董明珠的信任，然后被中小股东挤了下去。 其后，周少强仍任格力集团总裁，随后珠海的三家国企，华发集团牵头格力集团、免税集团共同成立了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展珠海的金融产业。周少强被国资委任命为总经理，结果才半年时间，就因本次事件停职。 此前有消息称，周少强在国资委任职时曾很好地主导了珠海的公用事业改革，未必是无能之人。但一餐“在职消费”花了3.7万元，倒非常符合人们对一个前官员的印象。在人们眼里，政府很少聘用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当国企高管，而总是从官员里选拔，由于两种身份间明面上的收入差别很大，因此人们习惯认为“这里有问题”。中国人熟知的无能足协主席谢亚龙，卸任后当了年薪百万的中体公司老总，而后果不其然被证明是个贪官。…[详细] 比起薪酬，“在职消费”更难制约国企高管不该享有“高档在职消费”的原因，还在于即便国企高管该获得高的报酬，也最好用薪水等较为正规的方式。而如果放任其进行“在职消费”，制约起来难度就大很多了。不妨列举历年来各种巨额“在职消费”—— 2005年兰生股份原总经理常中被“双规”，被内部职工举报“掌握十多张各类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用于各种消费，一年应酬等方面的开销在300万元以上”。2006年获刑的建行原行长张恩照举办一次舞会派对便挥霍115万元；2009年落马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平均每天职务消费超过4万元；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宇打着为公司进行业务活动的名义，花费近159万元购买了大量的高档酒。 03
根治国企“在职消费”乱象，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目前的国资委领导体系，极易出现“合谋”瓜分国有资产本次“学酒哥”事件，珠海市纪委的官方通报中，有一个细节被部分媒体忽略——“由于金控公司与华发会馆是同一系统企业，以上红酒消费按内部价计算”，“周少强担心当晚公务用餐费用过高，要求华发会馆妥善处理此事”。如前所述，珠海金控是由同为国资委全资拥有的华发集团牵头成立的，而华发会馆又是华发集团控股的华发股份经营的，所以才是“同一系统企业”，因此才周少强要求华发会馆做什么，华发会馆就照做了。 而最初负责调查此事并造假的，是珠海市国资委纪委，正好与这几个单位也都是“一个系统的”，周少强本人还担任过珠海市国资委副主任。这种自查自纠，查得出问题才是怪事。要不是“6个道具红酒瓶”太过荒唐，以及上级纪检部门决心查处，这戏说不定还能演下去。 这足以说明，现行的国企资产监督体系有多脆弱，很容易就被国资委这个系统的人“合谋”给瓜分，给掩盖。要不是这次照片非常意外地曝光，谁能察觉这顿饭吃掉了3.7万元的国企资产？而全国各地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已经有许多人呼吁要将国企资产让人大进行直接监督，而不是让国资委负责一切。…[详细]  国企旗下的高档会所“华发会馆” 国企资产“所有者缺位”，让“内部人控制”更严重本次事件，还充分说明了当下国企的一个普遍问题——“所有者缺位”。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有无数的机构或者个人，他们似乎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但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者虚化，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变得更严重。国资委不会在意餐桌上流失了多少国有资产，比政府弱势很多的小股东们也管不到这事，拥有债权的银行对国企也无能为例。新华人寿曾为前总裁孙兵在内的47位高管购买了3500万的养老保险，使得孙兵一个月可领9万元养老金，若非国家审计署查出蹊跷，最终可能会为此支付两三亿。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深化股权改革分置，让国企进一步公众化。 之所以容易出现“国企小社会”，是因为经营范围太自由十几二十年前的国企竞争力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拖家带口”、一个大型国企还要兼办医院、办学校等等，照顾了社会的福利，但却拖垮了整个企业，所以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这些“尾巴”纷纷去掉。然而在如今，“国企小社会”卷土重来，却似乎有成为小部分人的隐秘福利的趋势。“华发会馆”或许并不只针对内部系统，或许也有相当好的效益，但它的一大功能毫无疑问是服务领导的——这份3.7万元的天价餐，最初根本就是免单的。 出现这种状况，很大程度原因就在于国企的经营范围太自由，可以随意“配套”，因而产生寻租的机会，如果能限定特定国企只能经营某种或某几种行业，当有助于减少这种腐败的产生。 结语一次偶然的泄露，也只不过露出了“在职消费”的冰山一角，对付“八条规定六条禁令”的法子，到底还有多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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