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上）
杨向奎
知北游按：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傅斯年（孟真）先生发表了《夷夏东西说》一文，认为“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并提出“自夏初以来‘东西对峙’”的说法，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种观点还在史学界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验之古籍所载即考古发掘成果，“夷夏东西说”问题很大，漏洞颇多，很难自圆其说，至今一些学者还不惜曲解古书记载以维护这个观点，比如把太康、后羿、桀所都的斟鄩解释为周代的鄩邑（今河南巩义市西南），把本来是周人自称的“有夏”（如《逸周书·度邑》之“其有夏之居”）解释成夏商之“夏”等等，可谓谬上加谬，错中出错，使夏史研究陷入一团混乱和迷惘。杨向奎先生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先后写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夏代地理小记》、《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等文章，通过对古籍相关的记载研究和梳理，赞同王国维“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的观点，认为夏民族实起源于东方，指出“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而以山东为重点”、“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是和傅先生的观点恰好是个反背，杨先生自己曾明确地说“我写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文章，都是反对傅先生的学说的”，也就是说，这篇《夏民族起于东方考》是杨先生反对“夷夏东西说”的发轫之作，在史学界影响很大，而现在考古学界通过对山东及其周边地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不断地发掘和研究，越来越证明杨先生观点的正确性。
该文原刊于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6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研究夏史的文章颇多引用，然其原文难觅，今据《禹贡半月刊》所刊原文录成文本发布，供同好者参考。原文用繁体竖排、老式标点，为便于阅读，今改为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因为原文较长，故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布。如有差谬，请检索杨先生原文。
一、序言
王国维氏的名著《殷周制度论》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昊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昊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记》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在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
他虽没有详细的考证，而大体的说法却是对的。这本来是很明显的事情：夏商的都处之地，都在东方。但事由出乎意料者，自汉晋以来讲上古史的人提到夏代，总说他们的建国不出今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西部的地方。固然，河东一带不能说没有夏民族活动的地点，然而能说夏代永远拘于伊洛以西吗？很明显的证据，如少康和有穷的纷争地域，始终不到河南省中部，皆在东方。而关于夏禹的传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自来注家多以寿春说塗山，无论当否，要亦不在河东。又如《越绝书》云：“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其地皆离河东甚远。这是很矛盾的事实，没法解释的；除非你们承认夏民族确已奄有了九州。所以夏都不出河东一带之说，本应消灭。但最近钱宾四先生于禹迹会稽、塗山别有新解，为弥补上项矛盾问题之有力的意见。他说：
“禹会于会稽，会稽本称茅山，以地望推之，其相当于河东大阳之山乎？《水经·河水注》‘大阳之山亦通谓之为薄山’者，是也。……以二南之地望推之，则塗山之近伊、嵩可知也。《山海经》：‘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也’，《水经·伊水注》：‘陆浑县东墠渚是其地’。然则禹娶塗山与鲧化羽渊地正相近。”（《周初地理考》）
钱先生之说自有其博证，今姑录其结论于此。但我觉得此说虽可弥缝上项的冲突，但亦有难解的地方：（一）《吕览》九山中的太山，钱先生说为霍太山，在古籍中有简称“太岳”的，如《书·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有简称“霍山”的，如《周礼·夏官司马》：“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尔雅·释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而凡称“太山”者，自其上下文观之，无不为东岳太山，此例举不胜举。而求能解作霍山者，除《吕览》外，则绝无（《淮南子·地形训》取自《吕览》，不足为旁证）。（二）《史记·封禅书》（今本《管子·封禅》取此）云：“禹封泰山，禅会稽”，钱先生不能谓此太山为霍山，则禹不能封于山东而禅于山西；以其他十一家封与禅地望推之，会稽之在山东，无疑也！（三）《墨子·节葬下》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因后世说会稽在绍兴，故有人改“东教乎九夷”为“教于越”（《太平御览》引）；然以上文之“七戎”、“八狄”例之，自以“九夷”之文为是。既云“东教乎九夷”，又云“道死葬会稽之山”，则说会稽在山阴固不可，而说在山西亦难通也。
钱先生文乃论周初地理者，论夏代不过旁证，其是与否，与全文大体无关。本人此文并未能撼动钱先生全文之结论也。
二、前编
夏代以前的历史，虽幽渺难稽，然看后世的传说，由古代帝王活动的地域，亦足瞻古代民族活动的范围。看上所引王国维的话，则知古代兖州一带河济流域实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盖其地为黄河冲积层，平原沃野，最宜初民的生活。夏之前代为虞，而禹乃相传继舜为天子者，故论夏域，应并及虞舜活动的地望。《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雷泽，依《集解》引郑玄说为兖州泽，《正义》引《括地志》谓在濮州雷泽县。河滨，依《集解》引皇甫谧说在定陶，寿丘，谓在鲁东门北。负夏，依《集解》引郑玄说为卫地。以上诸地盖皆在今山东省境，惟《集解》引郑玄说历山在河东，相去甚远，当属非是。曾巩《齐州二堂说》云：“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盖信然也。”曾氏之说，较为合理，依其论定。且《韩非子·难一篇》有云：“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以东夷与历山、河滨并列，亦可知其不在河东。《尚书大传》云：“贩于顿丘，就时负夏”，顿丘亦卫邑。《吕氏春秋·安死》云：“舜葬纪市”，《檀弓》、《山海经》均有舜葬苍梧之说，王应麟《困学纪闻》谓“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城”。是知纪市与苍梧之说不忤。于古籍中觅舜之足迹，盖莫不在东方。而孟子益指实舜为东夷之人，如云：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赵岐注未能指实其地，而云“在东方夷服之地”。盖既云“东夷之人”，则赵注虽笼统而实是，舜绝不能至河东也。又由舜之后裔言，亦知其应居河济流域。《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舜之后于陈”，陈即今河南睢阳县地。又《左传·哀公元年》有云：“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这一段夏代丧乱的故事，留待下面详说，只看少康所奔的有虞，杜注谓“舜后诸侯也。梁国有虞县”，虞县即今河南虞城县地，与陈之地望相近。则知，舜生于东夷，国于东夷，死于东夷，后裔亦封于东夷也。盖舜迹之至河东，由于《史记·五帝本纪》之误说舜为冀州人，其说不知所本。就《史记》以前书籍记舜事者言，知其不可靠也。
再上推至尧，《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注云：“尧山在南”，应劭注：“故尧国也”。《史记·周本纪》云：“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则是尧国及其后裔，皆不出今河北者。而《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又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同上引），是尧之传说亦在河济间。又如《左传·襄公九年》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商丘为宋地，亦可为旁证。然而尧都所以徙至河东之故，盖由吴季札之一言。《左·襄二十九年》记季札聘鲁观乐，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史记·货殖传》乃言：“唐人都河东”。唐即晋地，或为尧之后裔所居，不足云尧曾都此也。且唐与尧是否有关，亦成问题，其详可参看童书业先生之《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浙江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期）一文，则又不能以唐之所在证尧之所在也。
尧舜所在的地望既明，则虞廷重臣之踪迹亦可得而言。《论语》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者，禹、稷、契、皋陶及益。禹在后专章论之。兹先说稷。今所传之《尧典》及《史记》皆谓舜时后稷即周始祖弃，如《尧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然细按古籍，则知为“稷”者实不始于弃。《左·昭二十九年传》云：“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则知周弃之先已有烈山氏子为“稷”，而云“自夏以上祀之”，或即舜之“后稷”也。周弃之不得为虞夏之“后稷”，于此之外，更有他证。据《史记·周本纪》所列周代世系，亦知弃最早不过在商汤时代，距虞舜尚有数百年之隔。今列《史记》原文如次：
“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古公……生少子季历，季历……生昌，有圣瑞。……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我们看他说后稷是在唐虞之际，不窋当夏后政衰时，如果说为太康时，则以后至文王仅十三代，而夏殷年代据《汉志》引《世经》谓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殷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自不窋之子鞠至文王十三世要占去千年之久，他们为什么全这样长寿呢？三国时谯周已经发现了疑问，他道：
“《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稷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索隠》引）
清·戴震有《不窋以上失官考》一文，亦同此意。《毛诗正义》亦云：
“虞夏及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官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长短古今一也，而使十五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诗正义》仅疑而无说，谯、戴之说羌无证据。周言“后稷”无不指始祖弃（如《诗经》），不能说“后稷”是泛指弃后为稷者。而言自后稷至文王共十五代者，不仅《史记》，且有《周语》云：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故知年代与世数不相合，非由不窋以上失官难考，乃由说弃为虞廷之官也。如依上引《左传》文字，则知弃乃商稷，以三十年一代计，彼正当汤后百年，或太庚、小甲之时曾为商官也。太史公一面据其他典籍录周世系，乃一面又承《尧典》之谬误，谓弃为虞官，致有此失。
以上所论，乃说明虞廷重臣无西方周代始祖之弃，虞稷应为烈山氏之后。虞稷非西方之人既明，次请论契。《史记·殷本纪》谓契封于商，王国维谓商为宋地，即今河南商丘县。《世本·居篇》云：“契居蕃”，王国维以为即《汉志》鲁国蕃县。自契后至成汤虽有八迁，其地望皆与此不相远。近傅孟真先生有殷商民族起自东北之说，其证甚博，可成定论。则契之为东方人乃无问题矣。次论皋陶及益：
《帝王世纪》谓“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是皋陶亦东夷人，与舜居处相同。禹与皋陶同为五臣中之要角，如《大戴礼·王言》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而此二人之关系亦最密切。如《史记·夏本纪》言“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后举益，授之政”。伯益则自曹大家《列女传注》、郑玄《毛诗谱》、高诱《吕氏春秋注》皆谓即皋陶之子，虽不详其所据，而《史记》言益，嬴姓，嬴、偃音同，或即一姓，则谓本为一家，初无不可。由其后裔证之，此说尤易成立也。
1、群舒与徐
《左传·文公十二年》有云：“群舒叛楚”，又《十四年》：“子孔、潘崇将袭群舒”。《经·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杜注谓“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庐江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正义》谓“今庐州府舒城、庐江二县之境，皆群舒也”。皋陶之后，何以南至庐江？盖亦自北迁来者。“舒”、“徐”本一字，不特音同，字形之讹变亦可得言。《玉篇》引《春秋》“徐人取舒”作“徐人取舍阝”，而金文“徐”作“余阝”，则是由“余阝”讹“舍阝”，由“舍阝”讹“舒”，致一字变为两字，一族遂成两族。
故如《春秋·襄公十四年》：“齐陈恒执其君于舒州”，《史记》作“田常执简公于徐州”，崔骃曰：“即《春秋》舒州也”。而徐实鲁东旧邑，《史记·鲁世家》谓“楚伐我，取徐州”，徐广谓徐州在鲁东。《说文》“余阝”字云：“邾下邑，鲁东有余阝城”。此城当为群舒发源之地。故所谓“群舒”亦即“群徐”。《诗·大雅·常武》：“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即群舒之地，亦即彼时之淮夷也。《左》文五年秋，楚灭六；冬灭蓼；臧文仲云：“皋陶、庭坚不祀，……哀哉！”可知皆皋陶后。杜注谓六在庐江六县，蓼在安丰蓼县，亦正群舒之地。徐为嬴姓，舒为偃姓，今知徐、舒为一，偃、嬴自非二矣。群舒之所以被称为夷者，因其地处东方使然，凡旧处东方之民族，皆得以“夷”称之。如夏后杞国亦尝同化于夷，《左·僖二十三年传》：“杞，夷也”；《襄二十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夷”盖泛称，遂即断定与夏为绝不相同之民族，二者之关系实至密切也。
2、秦
《史记·秦本纪》谓伯益（伯翳同，太史公误分为二）是秦人的祖先，故秦为嬴姓。而嬴姓诸国本在山东，秦之独西，亦由迁徙而往也。《秦本纪》记其祖先有蜚廉者，而蜚廉实东方传说中的人物。《孟子》有云：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滕文公》）。”
奄亦嬴姓（见《世本》），飞廉又为秦之祖先，是知秦、奄一族。而奄在今曲阜，知秦实由东来。夏起东方与诸嬴姓相逼处，或即一个民族，故秦声亦谓之夏声。《左·襄二十九年传》季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秦人所歌而曰“夏声”，盖“夏”即“雅”也（俞樾《诸子平议》等说）。“雅”则夏人之歌，秦人所奏，乃其旧章。章太炎谓秦歌乌乌即大、小《雅》（见《文始》五）。欲知秦声何以为夏声，当知秦、夏本皆逼处东方之民族也。
三、禹篇
以上所论，乃说明与禹有密切关系之人皆在东方，因以说禹有在东方之可能。然坚强证据仍须于禹的本身求之。禹的都邑虽无显明的记载，然由其他方面，亦易推得。《齐侯镈钟铭》有云：
“虩虩成唐，有敢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成唐即成汤，“堵”，《博古图》释“都”，是知汤都即禹都。《史记·殷本纪》云：“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是汤都于亳。相传亳有三处：皇甫谧谓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班固、郑玄以为汤都偃师，皇甫谧以为汤居谷熟，臣瓒注《汉志》以为汤都山阳郡之薄县（即北亳）。王国维之《说亳》，以薄县之说为是，而以偃师、谷熟之说为无稽。王氏之论证据甚多，已成定说。薄县在今山东曹县南二十里地。是禹都亦不出河济之间，与舜、皋陶诸人的居地正合。仅此孤证，尚难成立，由关于禹的故事传说之地望言，亦足以证成此说也。
考证大禹的故事传说的地望，有一事须特别声明，即禹的治水故事，不足为说明彼都处之地之证。依《禹贡》言，各重要水道皆曾由彼疏导，既不足说禹为东方人，亦不能为禹居西方之证。今以其故事较有一定地域可言者考证之。此类大禹故事的地望重要者计有：会稽、塗山二事。此外鲧的传说，自亦可作旁证。
1、会稽
《鲁语》云：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此种传说，又见于《韩非子·饰邪》。因孔子以禹致群神之会稽为越之会稽，故后人言会稽者皆以浙江绍兴地当之。然谓禹会诸侯（《韩非子》作会诸侯）于越，则将引起下列的困难问题：（1）与夏域相去太远，即不说夏在河东，如余所论，亦远不能至南越；（2）禹封泰山禅会稽，二者地望不宜相去太远。然则会稽果何在？曰：即泰山也。此说似显奇突，试详论之。《水经·渐水注》云：
“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为茅山，又曰栋山。《越绝》云：‘栋，犹镇也。’”
是知会稽为后起之名，知防、茅所在，会稽自得。《春秋·隐公八年》有云：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
《左传》谓：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杜注谓祊在琅琊费县东南。今费县尚有祊水，祊山当易求。《礼记·檀弓》有云：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聊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括地志》谓“祊山在兖州曲阜县东二十五里，《礼记》云孔子母合葬于祊也。”（《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引）。曲阜县东与费县为界，知祊山正在祊地也。至何以又名茅山？《诗·鲁颂·閟宫》：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
《毛诗疏》谓：
“龟、蒙今在鲁地，故言‘奄有’。”
是知鲁境有蒙山，以今之地域求之，则费县、曲阜之间正有蒙山，与防山之地望合。“蒙”、“茅”一音之转，蒙山即茅山也。《夏本纪》《集结》引《皇览》说，云会稽本名苗山，“苗”、“茅”、“蒙”等皆一音之转。至于谓之栋山，如依《越绝》云“栋犹镇也”，镇者，大山，又非泰山莫属。盖防在泰山附近，析言之可有二名；混言之，可以泰山括之，故又名栋山也。会稽既在泰山之下，则知禹所封所禅之地望本不相远。又《吴越春秋》所谓“还归大越，登茅山以会四方群臣”之大越，实为曹、兖间地。《春秋·桓公元年》有云：
“公及郑伯盟于越。”
杜注谓“垂，犬垂，卫地也。越，近垂地名。”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当在兖州府曹州附近。今称当为曹地”，可知山东曹县曾有越地，盖即夏之遗址。“越”、“夏”音近，而越之即夏，尚有明证，如《韩非子·说林下》云：
“惠子曰：‘羿执鞅持扞，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閇户。故曰：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
这段话，是说在某种情形之下，越人可以信羿，而慈母可以不信其弱子。母子言其亲而不可信；越、羿言其仇而可相信。我们知道羿为夺下的天下者，羿乃夏的仇敌，而今言越、羿，知夏、越本一也。越王勾践之称夏后，非无渊源。
其实说泰山下有会稽之山，早有明证，特后人不留意耳。《淮南子·氾论训》云：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园囿，远为驰道，铸金人，……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
如说这个会稽为浙江的会稽，当不能言东至，故高诱注谓：
“会稽，山名；浮石，临水高下：皆在辽西界。”
谓会稽在辽西，于事实难徵，他自己也难坚信，所以又说：
“一说会稽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
泰山下有会稽，至此乃无疑问。而浙江的会稽，则以越本夏后之南迁者，地名与俱徙也。
2、塗山
《吕氏春秋·音初篇》有云：
“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
《皋陶谟》、《史记》及《吴越春秋》等书也有禹娶于塗山的话。而《左·哀七年》有云：“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是又谓禹会诸侯于塗山。诂古地理者于塗山通行有两说：一说在安徽寿春；一说在江南当涂。如《夏本纪》《索隐》云：
“杜预云：‘塗山在寿春东北’。皇甫谧云：‘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塗山在江南也。”
按寿春即今安徽寿县。西晋时当涂在今怀远县南。塗山在寿春东北，地属怀远县界。杜与皇甫二说本不想忤，小司马乃以东晋后侨置的当涂释皇甫的当涂，乃成大误。因此一误，禹迹乃实定在江南。实则与禹有关的塗山既不在江南，亦不在寿春，乃在会稽也。《说文》：“峹，会稽之山也”，《会稽志》云：“塗山在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是知会稽附近有塗山。而《国语》云禹会诸侯于会稽，《左传》云在塗山，则益足证会稽、塗山为一地。郦元《水经注·淮水》云：
“《春秋左传·哀公十年》，大夫对孟孙曰：‘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曰：‘塗山在寿春东北’，非也。余按《国语》曰：‘吴伐越，堕会稽，获骨节焉专车。吴子使来聘，且问之。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其骨专车，此为大。’盖丘明亲承圣旨，录为实录矣。……故塗山有会稽之名。考校群书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盖周穆之所会矣。”
他说禹会塗山就是会稽，而寿春的塗山乃是周穆王所会之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
“《越绝外传·记地传》曰：‘塗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县十五里。’是亦以塗山在会稽。”
是知禹娶塗山，即为会稽。而因会稽之南移，求塗山者乃不至鲁而至越。古塗山固应在泰山之下也。
3、鲧的故事
除上述与禹有关的地方外，尚有关于鲧的传说足资说明禹都东方者。禹传为鲧子，父子相距，不能有天南海北之隔，故说鲧的所在地域固亦足说禹也。《左传·哀公七年》有云：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又《周语》云：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遂称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天问》云：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此外《尧典》等书并有“殛鲧于羽山”的话，《晋语》亦有其故事，与《左传》同。《海内经》、《吕氏春秋·恃君览》亦均有此等传说。此类故事有地域可资研究者，一为羽山，一为崇。今先论羽山。自来说羽山者有两处：一在江苏东海县西北九十里接赣榆县及山东南部之郯城界，如《汉书·地理志》东海祝其县注云：“《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郭璞《山海经注》、《隋志》、《元和志》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均主此说。一说在山东蓬莱县东三十里地，《伪孔传》云：
“羽山，东裔，在海中。”
《寰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