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上海。
十里洋场，奔泻着掩不住的纸醉金迷，言说浮生若梦般的呓语。 “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寻常日子像弄堂里飘出的胡琴声一样，咿咿呀呀，缓缓地回荡流转。9月30日，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从麦根路（今泰兴路）一栋民国初年典型式样的洋楼里，传出的那声微弱的婴儿的啼哭。当然，也绝少有人料到，这个拥有“张爱玲”恶俗名字的女婴日后会巧妙地将文字写出花来，随即在中国文坛以一个“美丽而苍凉”的姿态，华丽转身，留与后人无尽的论说、回味。 她，就是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女子，引人入迷。 而这个谜，永远没有谜底。 25年后，即1945年4月的某天傍晚，当好友苏青离开后，张爱玲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回想起刚刚和苏青关于上进心的探讨。苏青说：“……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此时，爱玲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那边，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仿似一大块胭脂红，心不由得沉到最底，顿生感慨：“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 恐怕，连张爱玲本人都始料不及，也未曾发觉，尽管她终其一生都在刻意回避，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但是，门族的显贵、煊赫，已悄然沁入她的灵魂，点点滴滴沉淀在骨子里，融为她人生的最菁华，也在不动声色中助她焕发着“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的独特光晕。就如同她的弟弟张子静形容的那样：“我姊姊的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我认为颇得祖父的真传。” 如果把张家比作遍身散发着冷冷光泽的青瓷花瓶，那么张爱玲就是斜倚其中的一枝落寞的花；不管她是如何的不情不愿，也不管瓶中水是如何混浊、陈腐，注定都要受其滋养、浸润。封建家庭衰败、没落的景况，令她深切地见识了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层面；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命的起伏与哀伤，那是噬咬着她的切肤之痛，也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捧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更有两者兼具的满清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以至于有人批评张的小说“沉沦”、“阴暗”。如果我们得幸能推开张家厚重的宅门，就不难发现，张是“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浮荡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所以，写作，成为爱玲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以此“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并做“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中的人物，皆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各有其本”，熟稔她的人，一眼便知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比如，被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就是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的真实故事。爱玲唤作曹七巧的原型为“三妈妈”，将长白的原型叫作“琳哥哥”，喊长安的原型作“康姊姊”。短篇小说《花凋》更是直接取材于舅舅家，整篇叙述了她的三表姐黄家漪“十九岁毕业于宠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的悲剧一生。《花凋》问世后，还惹得她的舅舅大发雷霆，对她舅妈抱怨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综观《金锁记》和《花凋》两篇作品，无不充斥着“肺痨”“鸦片”“纳妾”等深沉的意象，很明显，张爱玲所耿耿于怀的“乱世”，无非是动荡、悲凉的时局，以及比时局还要动荡、悲凉的人心罢了。 从“乱世”中走来的先人们，黏附着旧时代、旧社会的没落、黯淡，是浓得化不开的黑色底幕，比照之下，更加映衬得跟前的爱玲光艳四射、轮廓逼人。 “看张”，怎少得对她的家世稍作钩沉。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传奇”：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祖籍河北丰润县。在同治年间出任安徽按察史。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屡战屡败后，奉曾之命赶赴安徽筹建“淮军”，以作军力之补充。李鸿章“与印塘曾共患难”，二人因此熟识并结下深厚情谊，以至于到了张印塘之子张佩纶这一代人时，张、李两家已成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又字蒉斋。1847年生于杭州，卒于1903年，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1854年，其父张印塘积劳成疾，告别人世之时，“佩纶方七岁，转徙兵间十余年，操行坚卓，肆力为经世之学”。1870年，23岁时，应试中举；翌年朝廷大考，再登一等头名，“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四年后擢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在光绪皇帝左右伴随。后再次荣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年轻的佩纶仪容清俊、风流倜傥，又才学过人、满腹诗书，“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立下报国效忠之志，“屡上书言国事，所言必君国宗社大计，不举细故，批却导窾，语必中期肯綮，一疏出，朝野耸听……”与吴大徵、宝廷、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刘恩溥、潘祖荫、邓承修等人一起，弹劾贪官污吏，抨击时弊，“有笔如刀”，得到当时军机大臣首辅恭亲王奕和另一位重臣李鸿章的赏识，成为晚清“清流派”的中坚人物，有“四谏”、“十朋”之称。 然而，张佩纶虽官至翰林院侍讲，却沦落到以稀粥白饭充饥的地步，由此愤怒于那些身居华屋高堂，坐享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的昏聩颟顸、骄奢罔上，“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到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于是乎，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悚。”半年间，多少红翎顶戴被拔掉，“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借此，张佩纶实现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伟大抱负，顺带着也改变了从前潦倒的生活景况，“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好在，自幼才思敏捷的张佩纶并没有重蹈他人覆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了清廉刚直的本色，还赢得了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的称赞：“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习气者唯佩纶一人。” 但命运之神似乎并不愿永远垂怜同一个人，她往往在这里打开了一扇门，却悄悄地把另一扇窗给关上了，使得生命的房子永远不能饱满地吸纳阳光，总遗留有阴暗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本本的奏折确实赐予张佩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仕途，却同样令他恃才傲物，不可避免地，多少与人结下了梁子。人生几多凶险啊，“天灾”可避，可“人祸”难防，终于，这个风流人物被不期到来的犯了小人招惹的灾祸推到了历史的滔滔浪尖，任由风雨无情吹打。
责任编辑：雷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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