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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广西北海发生“杀人抛尸”，后来引发全国瞩目的“北海律师伪证案”。多名嫌疑人、证人、律师身陷囹圄，前往办案的律师团成员曾陆续遭遇解开腰带安检、不明身份人员围殴、“哑巴会见”等诸多事件，这也被律师界称为“律师执业权利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侮辱”。 2013年2月6日，该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律师终获自由，至此，“北海律师伪证案”宣告终止。 这是一份迟来的正义。律师团的坚守和寸土必争，使得杨在新等律师终冤狱得纠，个案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而两年来，这一案件的走向如何，还成为刑事辩护律师命运的风向标，此时此刻，面对这一判决，犹如雾霾中一道阳光打在脸上，心头涌上一丝慰藉。 本来，所谓“律师团”并非律师行业的常态，那么，它的出现，就一定有着极不寻常的根由。这几年，中国律师界特别是日渐萎缩的刑辩律师群体，渐由“单兵作战”转而“集团出击”，抱团取暖，来寻求个案公正和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北海律师伪证案”，甚至有着“决战北海”的惨烈和悲壮。 北海律师团，已不单单是为营救杨在新几位受难律师，早已超越了个案的意义，而具有更为宏观而深远的法治意义——正义为什么常常看得见却摸不着？为什么一桩由当地政法委主导的“铁案”里，嫌疑人、证人、律师几乎全部身陷囹圄？为什么刑辩律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刑法306条”击中？ 回顾整个“北海案”，杨在新等律师因较真被下狱，后来律师团也被公权阻挠和刁难，甚至还遭遇过几次人身攻击，连全国律协也罕见地强硬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当地有关部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北海律师团，几乎全景呈现了较真的律师的命运以及律师较真的价值，更透视了律师这一职业群体缺乏执业的基本外部条件的现实。而恰恰是律师却被赋予了法治推动者、守望者的重任，因而真要行使作为公权力的制约者、监督者的天职，实现权利又何其难，风险何其大。 “决战北海”之后，整个社会确实真切地看到，缺乏律师的较真和参与，法治建设中的负能量就会释放，但反过来，这样一个在制度安排和现实国情中，在权力和资源上均处于弱势地位的律师群体一旦较起真来，却是其难以承受之重，甚至面临着自身难保的困境、窘境，这样的问题，但在“决战北海”之后，显然已经不能再一拖再拖了。 律师，承担着法治建设的战略任务，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权利保障程度和水平的试金石，亦与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正相关，如果说律师是战略导弹部队的话，可一看真实装备却是小米加步枪，完全就是个游击队的规格和实力。这要是战争，就必败无疑。既然我们选择了法治之路，而且足够的司法案例可以说明，较真的律师，确实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那么，就必须真正赋予与律师职能和任务相匹配的“配置”，保障律师正常执业的起码外部条件，往小里说，就是要解除“刑法306条”等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往大里说，就是启动司法改革，确立更加合理、科学的司法资源架构，以拓展律师的空间，简言之，法治若要继续向前，就必须让律师真正成为律师，让律师敢于较真，让较真的律师无后顾之忧。 北海律师团，让人们看到了律师坚守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北海律师团为谁而战”，律师团在正名，也在证明，律师是法治建设的一支正能量。“决战北海”注定已经进入史册，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共同的名字：北海律师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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