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陈昕先生新近出版了《出版忆往》，记述他出版生涯中炫目的吉光片羽，也勾起我与他交往的回忆。说起慕人、识人，大凡有三种体察，远景、中景和近景，对于陈昕先生而言，这三种体察我几乎都有。
先说远景，那是2000年以前，我在湘鲁两地出版界供职，一年中能见他两三回，见面处多是出版圈内的各种会议上。不过，他是讲者，我是听众，他是意见领袖，我只是他精彩言论的转述与发微者。最初的印记是他在中青年编辑中的气场不小，即使是身具傲骨的胡守文、王建辉、汪家明等出版翘楚对他都十分敬重。1996年，刘杲同志主持中国编辑学会，资助了九位学者型编辑著书立说，我虽然与陈昕同列“九叶集”之中，但依然没有机会与他近距离交流。第一次与他坐在一起还是1998年秋天，我去上海出差，他做东请我们一行品尝大闸蟹，席间他的坚毅、干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临别时，他给我留了名片，还特地加上家里电话，并嘱咐一句，“我白天忙，有什么好想法可以晚上给我家里打电话，我睡得晚。”我一时很感激，不过，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金点子需要深夜向他求教，电话一直没有打过，只是心中结缘渐深，更关注他的文章与议论。
再说中景，2000年夏日，我加盟《中国图书商报》，算是应了他的前约，需要晚上给他家里拨电话。2001年金秋，我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踏入他在上海书城25楼那间可眺望东方明珠塔的大办公室，与他畅聊了两个多小时。正是这一次，他跟我说起了他对时下过度商业化侵蚀、蚕食出版人心中文化理想与追求的忧虑。这让我对他又有了新的认知，原来世间以出版经济学研究闻名，注重市场规律驾驭的陈昕，心中有一片如此醇厚、宁静的文化港湾呀。回京后，我写了他“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的二元追求，算是中距离走近他的出版生活。
真正近距离地走进陈昕的职业圈子是在2004年10月之后，我加盟了他主政的世纪出版集团。在我看来，管理的发力大凡有三条纽带，有形的是行政管控，无形的是文化与人格魅力，我从陈昕身上感受最切的还是后两种。每次与他谈工作，都能体会到他事先做足了准备，战略、策略、战术，面面俱到，从结构图到路线图，娓娓道来，让人觉得豁然开窍。
最让旁人诧异的是世纪出版集团半月一次的编委会，是建制化的机关会议中最另类的一种，这个集团旗下各出版社领导汇报、布置业务事项的工作会议被陈昕赋予了学术内涵。上半场安排一个学术报告，邀请沪上及过境的海内外学人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内容有虚有实，话题有新有旧。我印象深刻的有复旦葛兆光的“现代史学的新进路”，北大陈平教授的“文明分岔与中国道路”，哈佛黄万盛先生的“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命运”。专家报告之后，陈昕还要做一番评论，以培育与会者的学术气韵与趣味。细想起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呀，要将世纪集团“努力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的愿景、使命内化成为管理层的文化自觉、思想惯性。
与陈昕共事期间，最“磨人”的一件事是“上海文化大都市出版规划”的调研与制定，座谈会开了几十次，规划文本前后修改了十余稿，在出版越来越“短平快”的当下，陈昕坚持要制定一个十年出版规划，这样才对得起“上海”这座文化大都市的称号。这个规划不是一个中长期选题“拼盘”，而是一个未来出版战略布局的论证报告，以彰显上海出版人的时代使命与角色定位。上海作为第二出版中心，如何才能秀出自身大气雄浑的文化格局与独特隽永的文化性格，是上海出版人的“命门”所在。陈昕正是从文化大都市的职业荣耀出发唤起了世纪集团上上下下的“命火”奔腾，创造力蓬勃旺盛，继而形成了辞书编纂、古籍整理、外国文学等九大优势出版领域的三十余项重大出版工程的中长期规划，为世纪集团后续的出版繁荣奠定了厚重的基石。
随陈昕做出版外访是紧张的，也是愉快的，我先后三次随他出访，时间都不长，但印象很深。第一个特别之处是出发时行李就超重，原来他的旅途阅读量很大，出发时要带上二十几本新书；二是旅途喜聊天，漫长的机上时光，一半阅读，一半闲聊，聊的都是他过去的出版项目，因此，《出版忆往》中的故事我大多听他说起过，有些口述细节比书中还精彩传神。譬如，他在港三联工作期间与汪丁丁两人晚上“煲电话粥”，一煲就是四五个小时，打到举话筒的手都累了，便拿绳子套住话筒。2008年，我们赴美考察数字出版，六天访问了十家重要的出版机构。在纽约的三天里，基本是上午一场，结束后立即转场至下一家，连个打盹的时间都没有留，而他喝完一杯咖啡就抖擞出场，依然反应敏锐、犀利，毫无倦态。在回宾馆的车上，大家都累得昏昏入梦了，他还在用笔沙沙地记下什么。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升起一份敬重。
隐去光环，遁入历史，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位永不倦怠的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