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语堂编藏】张京华：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相关评论简述——古史辨派研究之十二

 

【自语堂编藏】A-GX-WX-01[2013-02-19]

 

 

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及相关评论简述

——古史辨派研究之十二

 

 

张京华

 

 

 

 

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沿用了晚期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判定刘歆曾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群经诸史，进而判定战国及秦汉都曾出现“造伪思潮”，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战国秦汉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构筑中国古代整个的辨伪学史。早在此文发表前后，学界已有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和《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稍后的杨宽《刘歆冤词》、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等文提出反驳意见，特别是近30年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已纠正了以往对于传世古籍的不少错误判断，可以说顾先生所说的大部分具体史事都已不能成立。顾颉刚先生的为人具有非常宽容的品质，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包容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在他包容这些反对意见的同时，他基本上并不采纳这些意见。如胡适、钱穆、杨宽等人的意见，均由顾先生收入《古史辨》各册，顾先生对此完全了解，有时还借用其中的资料，但对其观点却并不加参考。特别是在论证方法和治学方向方面，以顾先生为核心的古史辨派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对于顾先生此文及钱穆、杨宽等人的相关评论略作回顾，以期进一步加以讨论，仍然是必要的。 一、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颉刚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著作过程及名称前后有五次变动： 1928年顾先生在中山大学写成《中国上古史讲义》，分为甲种到戊种五部分，顾先生称之为“零碎材料”〔1〕（《自序一》）（P3），当时有油印本。1929年顾先生在燕京大学写成《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其《自序一》写于1930年1月，顾颉刚称之为“系统的叙述” 〔1〕（《自序一》）（P3）。讲义原计划编为甲乙丙三编，后压缩为甲编《帝系考》、乙编《王制考》两部分，又计划增加《道统考》和《经学考》，四部分合为《古史考》。但实际上完成的讲义只是《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共34节，当时有油印本。1930年6月顾先生“把讲义之文放大”，改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作为《帝系考》“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未完成，“这篇论文只写得一半”〔1〕（《自序二》）（P15）。文章正式发表，刊于1930年6月《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册中，共24节，内容有修改。1933年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主讲秦汉史，将文章意思编撰成“汉代史讲义”印发，共22章，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改题为《汉代学说史略》，文字也有通俗性的改写。此书曾多次再版，至1955年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再版时，改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仍为22章，文字小有修改。 顾先生在改写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时说：“我非常的欣幸，这半年中竟给我专心研究了这一个古史的中心的题目！”〔1〕（《自序二》）（P15）1930年8月为《古史辨》第二册作《自序》时说：“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2〕（《自序》）（P6）。1935年写成《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时又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3〕（《附录·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P64）1961年在《史林杂识·小引》中又说：“通观五十年来积稿，虽所得有浅深，所论有然否，而有一主题思想坚持而不变者，曰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4〕（《小引》）（P1）杨向奎先生认为：“作为'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先生提出来的两个主要论点：前期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期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上一种说法是他的前期古史说的重点，下一种说法是他后期古史说的重点。”〔5〕在刘梦溪主编、顾潮、顾洪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首选了1935年版的《汉代学术史略》作为代表著作。可知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实为一大重镇。 兹将各节主要观点或问题如下：（凡引用原文均按《古史辨》第五册标出页码）  各节序号 各节标题 主要观点或问题 页  码 一 五行说的起源 提出二个论点：“五行说起于战国的初期”；“邹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古史辨》第五册，P410）《史记·历书》中有黄帝建立五行的记载，顾先生对此提出怀疑说：“假使五行说早从黄帝时传下来，则到商周时已有久远的历史，早该起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东西周的文籍（《尚书》，《周易》，《诗经》等）里，除了《甘誓》和《洪范》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为什么我们在诸子书（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 P405 二 邹衍的略史及其时代 提出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中，有一个帝制运动，是当时社会最大的事件。   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提出邹衍五行终始说“他的目的原在警戒有国者的淫侈及其对于天子之位的希冀，但反使一般方士可以利用了他的学说以为阿谀苟合的资料”，“他的学说的结果是很坏的”。 又提出《吕氏春秋》中《荡兵篇》、《应同篇》有关五行的记载“虽录入《吕氏春秋》，仍可信其为邹衍的学说”。其中自黄帝以下排出了黄帝――夏――商――周四代分别居土、木、金、火之德的顺序，所缺的为水德。 P418       P420 四 秦的符应及始皇的改制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认为“秦为水德”出于“为邹衍之学的齐人”的建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终始说而制定的制度……有了这一个方式，每逢新朝起来时就可照此安排了。” P426   P427－429 五 汉为水德或土德的争辨 论述汉初高帝时，用张苍之议定为水德，文帝时用贾谊、公孙臣之议，草定为土德。   六 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 论述汉武帝时定为土德。认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提出的三统说即商为白统，建丑；周为赤统，建子；当有新王，为黑统，建寅，“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有抵牾，汉武帝“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二者相容，由国家颁为法典，确定下来。 P443 七 《世经》的出现 论述西汉末年刘歆所作《三统历》，内容保存在《汉书·律历志》中。其中多采用《世经》一书，顾先生断为刘歆伪造说：“《世经》这部书，在别的地方从没有引用过，只见于刘歆的《三统历》。以那时的学风而论，伪书是大批地出现，刘歆又是造伪书的宗师（俱见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则此书颇有亦出于刘歆的可能。话说得宽一点，此书也有出于刘歆的学派的可能。” 论述《世经》中排列的古代帝王次序与以往不同，“第一是不遵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两倍。” P451         P453   八 《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 顾先生将各种古史记载区分为二个系统，一个是以黄帝为首一帝、与邹衍符合的系统，称为“前期五帝说”；一个是以伏羲为首一帝、秦以后的史说，称为“后期五帝说”。“前期五帝说”的依据是《国语》、《五帝德》、《帝系》、《吕氏春秋》和《史记》。“后期五帝说”的依据是《淮南子》、《庄子》、《易传》和《战国策》。认为二系统“不容相混”。 P464 九 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 论述汉代有谶纬、灾异流行的时代思潮，也有“许多人心厌汉的故事”。 P467 十 五行相生说 提出刘向、刘歆父子根据《周易·说卦》中“帝出乎震”一语，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自神农、黄帝开始，推算出汉为火德。同时断定《说卦》为汉人伪托。   十一 汉为火德说及秦为金德说 提出既然刘向、刘歆父子提出汉为火德，所以不能不上推秦为金德，因此“凡《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封禅书》中关于西畤、畦畤（祠白帝）的记载，都是有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之后插进去的。” P499 十二 汉为尧后说 《左传》中有三处记载，排列出自陶唐氏至刘累的世系，其中“其处者为刘氏”等语，顾先生认为是刘歆伪窜，说：“《左传》编于刘歆之手；图谶起于哀平之间：这一说的来源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提出：“《左传》是一部很有问题的书，其出现颇不光明。经清代几个今文学家研究，确为刘歆改头换面之作。它的材料固然有甚早的，亦有甚后的。故此书之染有浓厚的汉代色彩，自无足怪。” P506     P506 十三 王莽自大司马做到皇帝的经历 论述“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是极有秩序的，他共升了六次级，费了八年功夫。在这八年中，他费了许多心思，定了许多制度，显现了许多符瑞，用了艺术的手腕，把一个愁惨的旧国变成一个升平的新国”。 认为王莽居摄三年，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议曰，有“成汤既没，……伊尹……居摄，以兴殷道。……武王既没，……周公……居摄，以成周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等语，是刘歆伪造《周礼》的动机，说：“在这一段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周礼》这部书，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然而溯其来源则由于王莽的'发得’。在这样崇拜周公的高超之下，在周公的偶像这样支配现实政治的时候，忽然发得了《周礼》一书以供他制礼作乐时的'因监’，这部书的出现不是很有可疑吗？” P523       P521－522 十四 今古文问题 认为刘歆奏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乐经》、《周官》、《尔雅》等于学官，“是一个'古文’与'古文经’的大运动”，“有了这样一个大运动，所以今古文的界限就确实建立，所有的经书都分成今学和古学了”。认为刘歆校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这是'古文’二字的起源”。刘歆所说的古文经的“许多传授渊源”是刘歆造出来的。 提出“汉代是托古改制的时代”，西汉之末“是《周礼》，《逸书》等等大批出现的时代”。 认为：“自清代学者重提出了今古文问题之后，作最严正的系统的批评的，首推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总结康有为对校《史记》《汉书》一段原话为“班马异同的办法”，并说：“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 P533     P525   P535 P526   P537   P537－538   十五 《春秋左氏传》著作时代的各家说 引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推测刘歆将《新国语》五十四篇中的三十篇抽出编成《左传》，剩余的材料编成今本《国语》二十一篇。同时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按书》中“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是对的，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论语》中所载左丘明为鲁君子而与孔子同时的话是刘歆伪窜的。又认为《左传》与孔子毫无关系，《左氏春秋》的题名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本指一家之言，《春秋左氏传》之名也属伪造。 引用崔适《史记探源》的观点，认为“刘歆当汉末新初，既经把古书古学重新整理，作大规模的改变，则这个总汇群书的《史记》也不由得不随着改变。所以《史记》的受窜乱也不亚于《国语》等。”并说崔适“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接受”。 高本汉《左传真伪考》认为《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真实作品，旨在批评康有为的意见，该文从文法的角度提出《左传》与鲁国方言不同，而与《国语》接近。顾先生认为该文的文法研究恰恰证明了康有为等人的观点，“这是他的最大的成功”。                     P549 P551       P553 十六 王莽的《自本》 据《汉书·元后传》所载王莽《自本》有黄帝及虞舜之后，及春秋晋史占卜有“土火相乘”之语，认为汉为尧后，王莽为舜后，意在重演尧舜禅让的故事；汉为火德，王莽为土德，依照五行相生之理，意在以土德取代汉的火德。由于王莽这一用意，“于是《世经》系统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跃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历史就为之作全部的改观了！” P560 十七 “炎帝神农氏” 认为“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之为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后始有之。”由于在《世经》依照五行相生排列的古史系统中，“王莽的祖先有黄帝和舜在五德终始中两次轮到土德，连自己共有三次，而汉的祖先则只有一尧，其在五德终始中轮到的火德，连了自己只有两次。所以尧的前边应当补上一位才是”。所以《世经》将两个不相关的人物炎帝和神农氏合在一起，成为“炎帝神农氏”，炎帝表示火德，神农氏表示与黄帝的时代划分开。为此，战国秦汉间典籍所载的神农事迹全都经过了刘歆的伪窜，收在炎帝名下。 P563   P561         十八 全史五德终始表的三个难题 顾先生提出，如果依照刘向的五德终始说和王莽的《自本》，排列出不相矛盾的三次终始的次序，会出现三个难题：其一，炎帝前空一位；其二，黄帝至尧空三位；其三，舜至汉空三位。   十九 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闰统问题 顾先生提出，在第三个难题中，舜至汉之间有夏、商、周、秦四代，如果剔除秦代就可以解决难题，但夏商周的五德都要改变，推测刘向、刘歆父子曾为此制造了新的符瑞。于是秦代由“正统”被降为“闰统”，由“秦王”被降为“秦伯”。为了与之对应，《世经》中找出了共工和帝挚作为“陪客”。 P571 二十 “少昊金天氏” 顾先生提出，在第二个难题中，黄帝至尧可以补进颛顼和帝喾两代，还需要补进少昊一代。推测由于“少昊的材料太少”，所以刘向、刘歆父子：第一，“他们在《国语》里插进了一段颛顼受帝位于少皞的故事”；第二，“他们在《左传》里又加进了一段郯子说祖德的故事”。 P573     P575 二十一 “太昊伏羲氏”   顾先生提出，在第一个难题中，炎帝前空的一位可以加进伏羲氏，但伏羲氏没有名号，所以刘向、刘歆父子又将两个不相关的人物太昊和伏羲氏合在一起，成为“太皞伏羲氏”，并且在《左传》郯子说祖德的故事中加进了“太皞氏以龙纪”一语，这样与少昊的以凤纪“亦正遥遥相应”。 P581 二十二 “全史五德终始表”的定本 将《世经》的排列次序转写成表和图的形式。   二十三 对于《世经》的评判 论证《世经》为刘歆所作。提出《世经》所记述的古史系统自唐尧以上依据了《易·系辞传》、《左传》、《国语》、《祭法》和《考德》，“所根据的五部书是没有一部可靠的，这些材料是都出于西汉末叶的。”“那时《春秋内外传》全在刘歆的掌握之中，要怎样增改就怎样增改。” P588 二十四 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 论述王莽受禅后，依据三统说和五德终始说而改制，说：“古帝王的系统定了，《世经》公布了，于是王莽就动手收拾汉家的天下了。”举王莽始建国元年所颁行的嘉量铭文“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数语，认为：“在那时，他很快乐地说：初祖黄帝的德循环而至于虞，始祖虞的德循环而至于新”；“他们的惨淡经营和我们的逐渐推翻，都不知费去了若干心血，却只为这寥寥八十个字，真可为一叹也！” P597       P611－612 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 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作于1929年底，1930年6月于《燕京学报》第七期刊出，其正式刊出的年月恰与顾颉刚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同时。当时顾先生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并主编了第七、第八两期。钱穆先生的文章是顾先生约稿的，据顾潮所述，顾先生在编辑时作有改动，原来的题目为《刘向刘歆王莽年谱》，也是顾先生改动的。〔6〕（P138－139）关于此文的撰写意图，钱穆先生自己说，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但“不啻与颉刚铮议”〔7〕（P152）、“和他的议论正好相反”〔8〕（《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617）。对此顾先生也完全明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预告此文即将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刊出的消息，并说崔述、康有为、崔适的观点“没有人起来作大规模的反攻，除了钱宾四先生（穆）新近作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外”。〔1〕（《自序二》）（P11）此文后又由顾先生收入《古史辨》第五册，次序排在了顾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前面。 《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所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有“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5〕（《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PP01－106），兹分类归纳如下：  第一，刘歆不可能作伪的直接证据（共六条）：  序号 主要观点或问题 1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诸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 2 向未死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既能遍伪诸经。 11 则歆之遍伪诸经，当时知之者谁耶？而言之者又谁耶？且歆亦何为而遍伪诸经哉？歆之争立古文诸经，王莽方退职，绝无篡汉之象，谓歆伪诸经将以助莽篡乎？ 12 谓歆伪经媚莽，特指《周官》为说。然《周官》后出，方争立诸经时，《周官》不与。 22 歆以前其父向及他诸儒，奏记述造，引及《左氏》者多矣。《左氏》自传于世，不得尽谓歆伪。 27 况五帝之有少皞，与夫三皇十二州之说，又断断不始于歆。先秦旧籍言此者多矣，因谓一切尽歆所伪。 第二，在可能找到刘歆作伪证据之处而没有找到证据的（共七条）：   序号 主要观点或问题 4 则歆之遍伪诸经果何时耶？且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为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 5 尝征天下通逸经古记小学诸生数千人记说廷中，谓此诸人尽歆预布以待征，则此数千人者遍于国中四方，何无一人泄其诈者？自此不二十年，光武中兴，此数千人不能无一及于后，何当时未闻有言及歆之诈者？ 6 歆同校书者非一人。尹咸名父子，歆从受学，与歆父向先已同受校书之命，名位皆出歆上，何不能发歆之伪？班斿校书，亦与刘向同时，汉廷赐以秘书之副。歆伪中秘，不能并班家书而伪之也。苏竟与歆同校书，之东汉尚在，其人正士，无一言及歆伪，且深推敬。 7 雄校书天禄阁，即歆校书处，歆于诸经史恣意妄窜，岂能尽灭故简，遍为更写？伪迹之昭，雄何不见？ 8 其后东汉诸儒，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得校书东观，入睹中秘，目验伪迹，转滋深信。 9 桓谭、杜林与歆同时，皆通博洽闻之士，湛静自守，无所希于世。下逮东汉，显名朝廷，何所忌惮，于歆之遍伪诸经绝不一言，又相尊守。 10 前如师丹、公孙禄，稍后如范升，皆深抑古文诸经，皆与歆同世，然皆不言歆伪，特谓非先帝所立而已。何以舍其重而论其轻？ 第三，不合情理之处（共十条）：   序号 主要观点或问题 3 谓歆遍伪诸经，非一时之事，建平以下，迄于为莽国师，逐有所伪，随伪随布，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 13 莽据《周官》以立政，非歆据莽政造《周官》。谓歆以《周官》误莽犹可，不得谓以《周官》媚莽也。 14 考《周官》之见于汉廷政制，最先在平帝元始元年，其前一年哀帝崩，莽拜大司马，白歆为右曹太中大夫，相距不数月。其前两人皆退居，不相闻。谓歆逆知哀帝之不寿，莽之且复用，而方退职不得志之时，私伪此书以误莽欤？谓歆于争立古文诸经前已先伪此书而故自秘惜不之及欤？抑歆为太中大夫后乃伪之欤？ 15 媚莽以助篡者，符命为首。符命源自灾异，善言灾异者皆今文师也。次则周公居摄称王，本诸《尚书》，亦今文说耳。歆欲媚莽助篡，不造符命，不言灾异，不说《今文尚书》，顾伪为《周官》。《周官》乃莽得志后据以改制，非可借以助篡，则歆之伪《周官》，何为者耶？其果将以误莽耶？ 16 若歆自有专政改制之心，知莽好古，因伪为《周官》以肆其意，则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之等详于《王制》、《公羊》，其他如郊祀天地，改易钱布之类，莽朝政制，元、成、哀、平以下，多已有人言之，此皆有本，何歆之不惮烦，必别伪一书以启天下之疑耶？ 19 师丹、公孙禄，下及东汉范升，谏立《左氏》诸经，并不为今古分家，又不言古文出歆伪。自西汉之季，以逮夫东汉之初，求其所谓今古文鸿沟之限不可得也。 23 《周官》果出何氏，《左氏》《国语》为一为二，此非一言可决，何以遽知为歆伪？ 24 且当时媚莽助篡者众矣，不独一歆。歆又非其魁率。甄丰为莽校文书，六筦之议，蔽罪于鲁匡，此尤其彰著，何以谓伪经者必歆耶？ 25 盖古文诸经，多有征验。谓《左氏》、《周官》伪，不得不谓他经尽伪。谓诸经皆伪，不得不谓伪经者乃歆。何者？歆在中秘领校五经，非歆不得遍伪诸经也。则歆亦不幸矣哉！然当时《太史公书》，下及班氏《汉史》，可为古文征验者犹不一而足。因谓《史记》多歆伪窜，《汉书》亦出歆手，班氏不得二万字。汉代史实一切改观。 26 且歆遍伪诸经，当有实例。谓今文五帝无少皞，歆古文有之。今文五帝无三皇，歆古文有之。今文惟九州，无十二州，歆古文有之。诚如此类，所以为圣统者仅耳，歆亦何必为篡焉？ 第四，自相矛盾之处（共五条）：  序号 主要观点或问题 17 谓歆之伪《周官》，将以媚莽助篡，未见其然也。且歆伪《周官》以前，已先伪《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周官》所以媚莽，《左氏传》诸经又何为者？谓将以篡圣统，则歆既得意，为国师公，莽加尊信，而莽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今文诸儒，此又何说？ 18 谓莽伪诸经以媚莽，其说既绌，乃谓将以篡圣统。因又谓古文今文如冰炭之不相并。然莽朝立制，《王制》、《周礼》兼举；歆之议礼，亦折中于今文。 20 谓歆之伪诸经将以篡圣统，又未见其然也。然则歆之遍伪诸经，固何为者耶？且《左氏》既出歆伪，何以有陈钦为莽《左氏》师，别自名学，与歆各异，岂亦歆私自命之以掩世耳目者耶？ 21 《左氏》传授远有渊源，歆既伪托，何以托之翟方进？其子翟义为莽朝反虏逆贼，方进发冢，戮及尸骨，歆何为而伪托于此？ 28 以今文一说为真，异于今文者皆歆说，皆伪，然今文自有十四博士，已自相异。 三、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顾颉刚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发表后，钱穆先生写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发表在1931年4月1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百七十期，后也收入《古史辨》第五册。 这篇评论共三节，最后归纳了十个问题。兹将钱穆先生三节中论述的主要问题及所举例证归纳如下（钱穆先生的反驳意见按《古史辨》第五册标出页码）： 第一、五帝之传说  序号 顾颉刚先生论证中的问题 钱穆先生的反驳意见 页码 例证1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另记载有一种五德终始说以外的“五行相次转用事”之说，对此，顾颉刚先生说：“《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时则训·天文训》，俱有另一种五帝系统，但此系统决不能出现于秦及汉初。下有详辨，兹故缺之。” 钱穆先生反驳说：“但在顾先生的详辨未及发表以前，我们只觉顾先生是先否认了上面的《吕览》《淮南》才兴起下面的辨论。” P622 例证2 今文学家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古本《国语》而来，今本《国语》是割裂所剩的材料。今本《国语》中记载五帝有少昊，顾颉刚先生认为是刘歆伪羼。 钱穆先生反驳说：“刘歆何不羼诸《左传》，偏又羼入割裂所余之《国语》，此层极难说明。” P622 -623  第二、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  序号 顾颉刚先生论证中的问题 钱穆先生的反驳意见 页码 例证3 顾颉刚先生提出刘向、刘歆父子根据《周易·说卦》中“帝出乎震”一语，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自神农、黄帝开始，推算出汉为火德。 钱穆先生在《春秋繁露》中找到了五行相生说的记载，说：“五行相生的排列法，在董仲舒的书里早已采用，不俟到刘向，更何论于刘向、王莽。” P625 第三、汉为火德及尧后  序号 顾颉刚先生论证中的问题 钱穆先生的反驳意见 页码 例证4 顾颉刚先生怀疑汉初尚赤和秦祠白帝为刘歆伪造，《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立汉赤帜”一语，《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封禅书》都有秦祠白帝的记载，顾先生认为都是刘歆伪造插入。 钱穆先生反驳说：如果“《史记》各处秦祀白帝的话，全是刘歆插入”，何以《世经》“又定秦为闰水，这又是自相矛盾”。 P625 例证5 顾颉刚先生认为神农不得称为炎帝，认为以神农、炎帝为一人是刘歆伪造，并说：'这是一个理直气壮的驳诘，可惜不能起刘歆于地下而问之。’” 钱穆先生在《春秋繁露》中找到了称神农为赤帝的记载，说：“在炎帝决非赤帝的论证未确立以前，崔述的驳诘，刘歆暂可勿负其责。” P627 钱穆先生所归纳的十个问题是〔5〕（《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P629－630）：  序号 问  题 1 五帝传说虽出战国晚期，然邹衍以前，古史上的传说早有远在黄帝以前的，不能说黄帝以前的古史传说尽出衍后。 2 邹衍五德始终与《吕览·月令》等所说五行相次用事并不同，不能并为一谈。 3 黄帝以下的古帝传统，先秦古文颇有乖异，不能即据《史记》一家否认其他的传说。 4 秦襄公祠白帝，汉高祖称赤帝子，乃据五方色帝的传说，与始终五德说无涉。 5 秦尚水德，汉尚土德，始是根据五德终始以相胜为受的说法。 6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并采五行相胜相生两说，而五帝分配五德，早取相生说，已与五德终始说不同。 7 太初改历后，学者多趋向改用五行相生说的一边，乃承董仲舒而来，并非刘向创始。 8 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 9 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 10 刘歆、王莽一切说法皆有沿袭，并非无端伪造。 与此同时，钱穆先生还批评了今文学家与顾先生的论证方法，说：“今文学家遇到要证成刘歆伪作而难说明处，则谓此乃刘歆之巧，或遇过分矛盾不像作伪处，便说是刘歆之疏或拙。”〔5〕（《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623）“今文学家先存一个刘歆伪造的主观见解，一见刘歆主张汉应火德，便疑心到汉初尚赤是刘歆的伪造，再推论到秦人初祠白帝也是刘歆伪造了；又见刘歆说五帝有少昊，便疑心到凡说到少昊的书尽是刘歆伪造，便从此推及《左传》，《国语》，《吕览》，《淮南》，《史记》全靠不住了。”〔5〕（《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625－626）“何以今文学家定要说刘向云云尽是刘歆假托，而把刘向以前的一切证据一概抹杀，要归纳成刘歆一人的罪状呢？遵守今文家法的人如此说，考辨古史真相的为何也要随着如此说呢？”〔5〕（《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P628） 四、杨宽《刘歆冤词》 杨宽先生是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和生力军。杨宽先生在1933年开始立意草创“中国上古史”，1937年作为广东勷勤大学的讲义写成初稿，至1941年正式发表。194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七册，收入上编的文章只有二篇，一是顾颉刚先生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即《中国辨伪史略》），二是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 这篇文章一面否定顾颉刚先生关于汉代学术的研究，一面以神话学理论为古史辨派另辟新径。在1940年4月所写的《古史辨》第七册《杨序》中，杨宽先生说：“《古史辨》第七册的结集，乃是这几年来从事古史学研究者研究夏以前传说的总成绩。”引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我真想拿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成之工”之语，继而自陈其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中国上古史导论》意义，说：“我这部《导论》，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对西汉战国这最后两道防线，作一次突击，好让《古史辨》的胜利再进展一程的。”又说：“西汉战国这最后两道防线上重要的据点，已给我们突破了，《古史辨》的最后胜利，确乎已不在远。”〔3〕（《杨序》）（PP1－2）表明在杨宽先生的自我意识里，他是和古史辨派站在一起的，不仅站在一起，而且是最后阶段的主力。 《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者之一童书业先生在《自序二》中也说：“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杨宽正先生。”“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杨先生的最厉害的武器，是神话演变分化说。这种说法的一部分，是顾先生早已提倡过的（演变说），其他一部分，则是到杨先生才应用到纯熟的地步的（分化说）。”〔3〕（《自序二》）（PP2－3） 这一意见顾先生本人也基本接受。在1945年所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中，顾先生说：“在《古史辨》第七册中，最应注意的，是一支生力军的加入，那便是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的发表。……童先生对于杨先生贡献的介绍和批评是相当正确的，杨先生把古史传说大部分还原成为古代东西二系民族的神话，每一个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指出了他在神话中的原形，虽然有许多地方还有待于修正，大部分的体系可算是确立了。”〔9〕（PP124－125） 但是，杨宽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学术观点的分歧也是自始存在的。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论层累造成说》一节明确提出：“近人治古史者，多踵述崔述，昌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颉刚倡之最先，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此说颇多疏略，亦且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3〕（《中国上古史导论》）（P104）虽然杨宽以神话解释夏以前古书的观点始终未变，但他后来撰写《战国史》、《西周史》已基本上不采用顾颉刚的意见。童书业先生也从一开始就指出杨宽与顾颉刚“他俩在古史上的见解有着很多的不同点”，说：“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么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的呢？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所以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3〕（《自序二》）（P6）顾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也说：“他一方面赞成我们的古史神话演变说，一面又反对自康有为以来的'托古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他认为古史传说多是古代东西二系民族原有神话的演变和融化，它的演变多是自然的演化，而很少是人为的改造。”〔9〕（P124）按照以往的习惯做法，顾颉刚先生一方面肯定了杨宽文章的价值，一方面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变。 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最后，附录有《刘歆冤词》一篇短文，对康有为、崔述、顾颉刚等人的观点提出反驳。由于是来自古史辨派之内的批评性意见，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 兹将文中要点归纳如下（按《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标出页码）： 一、提出康有为等人不合情理的论证（共五条）： 序号 观点或问题 页码 1 然古文诸经，互有征验，谓《左氏》《周官》伪，不能不谓歆遍伪群经；然《史》《汉》与古文经应合者尚多，谓古文经尽伪，又不能不谓歆遍伪群书。……何歆之欺人至于此耶？ P405 -406 2 今文学者谓歆伪古文经，将以媚莽助篡，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歆争立《左传》《逸礼》《古文书》《毛诗》时，王莽已去职，歆岂得预知莽之将篡而伪之哉？是何天下之易欺也？ P406 3 不仅古文经多出歆伪也，今文学者以古文字亦出歆伪；不仅古文经之古文字出歆伪也，古金文亦出歆伪。……何歆之欺人，至于此耶？ P406 4 作伪书于内，分授私人，而又散私人于天下，甚或伪造师傅，假托名字，和歆之欺人，至于此耶？ P406 -407 5 既多伪造物证，又多伪造人证，……时儒虽愤攻古文，曾不一露其伪迹，欺绐二千年而无一人发其覆，是何天下之易欺也？ P407  二、提出刘歆不可能作伪的直接证据(共二条)（其中争立古文在前伪造《周礼》在后一条与钱穆先生驳康有为二十八事的第十二条相同）：  序号 观点或问题 页码 1 歆之争立古文，与莽之发得《周官》以明因监，初非一事。歆移书太常，争立《左传》《古文书》《毛诗》《逸礼》，不及《周官》，而今文学者必谓歆欲附成莽业而伪此书，又伪群经以证之，何歆伪群经以证之在前，而此书之出反在后？ P407 2 康有为认为《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羿浞代夏和少康中兴为刘歆伪窜，既然解释羿浞代夏为媚莽助篡，而“乃又伪为此少康中兴事，固何为哉？将以助汉家灭莽中兴乎？何歆之愚拙，又至于此耶？ P412 三、指出康有为、崔述“《史》《汉》对校法”的论证方法是“意为进退”的“玄学之考证方法”：  序号 观点或问题 页码 1 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致康有为书说：“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证据。” P408 2 引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说：“何以贵师必专据此书，但于其中有合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意者，则以为刘歆所窜入。” P408 3 提出“晚清今文家之史学方法，见古书与歆说同者，必以为出于歆之伪造，与歆说异者，又以为出于歆之伪造，谓为造作之疏……此则玄学之考证方法。” P408 四、批评顾颉刚先生由少皞史事论证刘歆造伪为臆说：  序号 观点或问题 页码 1 “近人或以五德终始及五帝传说为其论辨之中心……'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无非出歆手……《吕纪》《月令》一系之五帝说本东夷之传说，其不见于儒家之典籍，本不足怪，乌可一并归之歆伪耶？” P409 -410 2 “康有为以《左传》《国语》之少皞同出刘歆伪窜，近顾颉刚著《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承康氏之说……论证尚薄弱。” P412 -413 3 “顾颉刚则更进而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篇皆后人所伪窜……顾氏此论，亦臆说耳。” P420 由钱穆、杨宽等人的以上评论可知，为顾先生所称道的康有为的“班马异同法”，或即学者所说的“史汉对校法”，实际上是“意为进退”的“玄学之考证方法”，是“以文献考证文献”〔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与史学》P73，原刊上海《中华论坛》二卷三期，1946年10日出版〕的方法，是“以古书论古书”〔10〕（《谈“信古、疑古、释古”》）（P345）的方法。这种校勘方法本是乾嘉史学所常用的，但是它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当顾先生引入了“时代思潮”和“造伪辨伪”等概念时，显然已超出它的适用范围。由此连带产生的必然是将猜测直接判定为事实的治学态度和厚诬古人、厚诬古史的学术倾向。直到1973年，顾先生仍然说到：“刘歆表彰《左氏》，保存春秋一代史事，固一大功绩，而其附莽以造伪史，淆乱当时史官之记载，则为千古罪人，功罪自当分别论之。”〔11〕（《与徐仁甫书》）（P274） 史称刘歆与父同领校秘书，于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父子俱好古，湛靖有谋，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所继承的与司马谈迁父子、班彪固父子一样，正是中国古代史官中最优秀的传统和品质。刘歆生当汉代经学隆盛之世，既能通经致用，先求微言大义，又能指出章句训诂之学的“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12〕（卷三十六）（P1970）；既能传习古文《左传》，又能“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12〕（卷三十六）（P1971）。王莽篡位，刘歆为国师,后天下兵起，刘歆与前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谋叛王莽，事泄自杀。史家以孔子所说益友“直、谅、多闻”作为他一生学术学品的总评，并不为过。对于这样一位承前启后的学者，不仅应当重新评价，而且还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M]．上海：开明书店，1941. 〔4〕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杨向奎.论“古史辨派”[J]．中华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顾  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钱  穆.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8〕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11〕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相关文章：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及其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估计——古史辨派研究之十一（张京华） “山川诸侯”初论——兼论上古时期的自然保护制度——古史辨派研究之十（张京华） 顾颉刚与晚清经学——往复经史之间与前后二次史料学定位——古史辨派研究之九（张京华） 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古史辨派研究之 八（张京华）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评价及其方法论问题——兼评廖名春先生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古史辨派研究之七（张京华）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古史辨派研究之六（张京华） 顾颉刚与考古学——建国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古史辨派研究之 五（张京华） 顾颉刚与考古学——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古史辨派研究之四（张京华） 顾颉刚与考古学——提出“层累说”与创立古史辨派时期——古史辨派研究之三（张京华） “疑古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古史辨派研究之二（张京华） 《古史辨》辨名——古史辨派研究之一（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