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文章出处：选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刘起釪

(一)对《尚书》研究的重视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的炽烈愿望；又和胡适、钱玄同进行了一年多的辨伪活动和讨论，对伪古书和伪古事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当在大学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春因祖母病重，请假回苏州老家侍养，就经人介绍住在家里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这一下，就由对《尚书》和《诗经》、《论语》的研究，引出了他那有名的学说。他记当时情况说：

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我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我把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为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土下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做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了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做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跟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粲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牺、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一册《自序》51页）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从《尚书》和《诗经》、《论语》这几部最早的文献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作为他后来学术中心思想的有关中国古史的基本看法。他在上引同一段文字中还说：“《尧典》、《皋陶谟》是我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这就是他对《尚书》本书的篇章最早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从而在他以后的学术实践中，一贯重视对《尚书》的考辨和研究。

他所引到的《尧典》、《皋陶谟》，是汉代所传《尚书》中称为《虞书》的两篇，过去一直相承以为《虞、夏书》四篇是虞夏时代的原有真实文献，是孔子删存的“先王”的宝训。顾先生在他进入学术研究的初期，就明确指出了这几篇不可能是虞夏时代的文献，只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表现了他对《尚书》的研究精神。

顾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古史学说之后，为了对古史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就准备据旧系统的古史文献作下列四个考：

（一）辨古代帝王的系统及年历事迹，作《帝系考》；

（二）辨三代文物制度的由来与其异同，作《王制考》；

（三）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作《道统考》；

（四）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作《经学考》。

以为这四种是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所要破坏的伪史就可最后完结（见《古史辨》四册序）。他所设想的这四个考，《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方面的，目的是推播盘踞在古史中的种族的偶像；《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制度史方面的，目的是推翻盘踞在古史中的政治的偶像；《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方面的，目的是推翻盘踞在古史中的伦理的偶像；《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目的是推翻盘踞在古史中的学术的偶像。他以为把这四考作成之后，就可以对中国旧系统的古史作一总清算。

二十年代末年起，顾先生除了已对上述四方面搜集材料，并已做出不少考辨成绩外，还想到要对准与这四方面都起关键作用的首要堡垒进击。这样的首要堡垒，就是顾先生久所重视的这部封建时代神圣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尚书》。

这部《尚书》之所以引起顾先生重视，首先，从“帝系”方面来说，最先由儒家确立起来的尧、舜、禹、汤、文、武这一古史骨干系统，就是由《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及全书各篇建立起来的，因此《尚书》可说是封建史学的奠基者；而伪《古文尚书》则是“三皇五帝”说的最后确定者。其次，从“王制”方面说，儒家所托古提出的一些制度，也多在上述这几篇中，所以顾先生1931年在燕京大学为了准备作《王制考》，特地开了“《尚书》研究”一课，可见它对古史政制方面关系之巨。再次，从“道统”方面来说，儒家所倡的道统，就是利用《尚书》所建立的这一帝系树立起来的。而所艳称的“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则是由伪《大禹谟》提出来的，直接影响成为封建伦理学说的中心。宋代理学之所以称为道学，就是以“三圣传授心法”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语为其理论核心之故。最后，关于“经学”方面，则《尚书》是“五经”中地位最尊的一经，纷扰两千多年的今古文之争就主要是由它和《左传》引起的；而伪《古文尚书》又是伪书中的典型标本，历代帝王和士大夫都把它作为伦理和政治规范的圣经，影响千余年来封建历史非常巨大。因此顾先生认定，要有效地从四方面清算古史，就必须首先攻破这一首要堡垒，把它从“圣经”地位恢复到原来的史料真面目。因此顾先生下决心对它进击，一生锲而不舍地对它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二)研究《尚书》遇到的困难、问题和前人所已做的工作

顾先生常说，《尚书》作为最古的一部文献史料，除了有纷扰了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这一主要问题外，还有与这一问题交错地存在着的各种问题，要研究它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处处是困难，处处是麻烦，连造诣之深如王国维先生也说《尚书》“于六艺中最难懂”，“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观堂集林》卷二，1页）。因此要研究好这部书，其难度之大，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粗粗综观它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1）文字的艰涩，随之以解说的纷歧。（已见本书上文有关各章，此略。）

（2）竹简易毁，造成各种错乱。（同上，略。）

以上主要是属于《尚书》原本的问题，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

（3）历代不断的造伪：1.战国时的伪《夏书》，2.西汉初期的伪《太誓》，以上两者是今文。3.西汉中期的伪《百两篇》和伪《书序》，4.汉代各种扑朔迷离来历不明的古文，如壁中书，中秘本，中古文、河间献王本，等等。当时虽不以造伪称，而其可靠性一直有争论（显然《史记·儒林传》载孔氏家藏本，又东汉杜林漆书本为可信）。以上两者是古文。5.晋代出现有标为《孔传》的伪古文，这一古文夺得《尚书》的正统地位直传到近代。6.晚至明代还出现丰坊《古书世学》，伪称是殷亡时箕子带至朝鲜之本与秦火前徐福带至日本之本两种。而各种伪书出现时，不仅伪造篇章，往往还要伪造古字体以表示其古，伪汉代古文伪造科斗文，晋代伪古文伪造“隶古定”。唐代天宝间把它改为今字（楷书）本，又改错了许多字，不幸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就只是这一改错了字的伪古文本。

（4）封建时代的反动思想统治，给《尚书》蒙上种种霾雾。如今文家以汉代的神学“阴阳五行说”解释《尚书》，给加上种种灵光；古文家以“圣道王功”说《尚书》，如释“稽古”为“同天”之类；宋代理学家又凭伪古文鼓吹“三圣传授心法”，把君统、道统、学统以《尚书》为中心结合起来，等等。

段玉裁把上面许多情况中的一些称为《尚书》所遭的“七厄”，顾颉刚先生指出，实际上远远不止“七厄”，要进行科学的整理，首先需要摧陷廓清这些东西。

所幸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见本书八章及九章1节，此略。）

顾颉刚先生承清学之后，继前人的成就，立足于清季所已达到的学术境界之上，加上现代学术水平，于是继“西汉之攘东汉”，客观上不仅承担了如清末学者所预料的“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任务，而且也承担了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尚书》的任务。他自己说，还要“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说是想用了文籍考订学的工具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库里去”（《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他就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尚书》。他的《古史辨》就是对儒家用《尚书》所建立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君统和道统所发出的有力的一击。他继《古史辨》之后，勤勤恳恳地对《尚书》研究付出了辛勤努力。

(三)把《尚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阶段

顾先生研究《尚书》，如前面所说是从1922年就开始了的。1923年提出了对今文各篇的全面意见，1925年今译了《盘庚》、《金滕》两文，先后载《古史辨》第一、第二两册。1926年起到厦门和广州在大学任教，就开了《尚书》和《左传》两课。1929年起到燕大及北大，更为了摧毁旧系统古史政治方面的偶像，而不光是经学方面的探索，也专门开了《尚书》课。他在中山大学编的《尚书》讲义，搜集自汉代至近代研究《尚书》的主要各家之说六十二种，编为《尚书学参考资料》八巨册，这是研究《尚书》最根本的物质建设。在燕大编的《尚书研究讲义》分甲、乙、丙、丁、戊五种，每种中再分册搜集资料，作专题研究。这段时期内，又搜集《尚书》经文文字变迁资料，和顾廷龙先生合编了《尚书文字合编》，由琉璃厂文楷斋刻字铺以木版摹刻（当时未印出，最近顾廷龙先生正在加工定稿，争取较快印出）。又主编了一种按书中任何一定即可查到书中任何一句的《尚书通检》，为研究或阅读《尚书》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又编《尚书学讨论集》稿，着手抄集文字数百篇，可以了解《尚书》研究全貌。这些都是顾先生对《尚书》研究所下的功夫。

顾先生以为自己既承清学之后，又受了现代治学方法的影响，最后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自应在前人学术成果基础上，对《尚书》作出与前人不同的成绩。既然前人已揭露出了壅蔽《尚书》的三个障碍物，即：伪古文，汉古文，道统，自己就应当继续进一步彻底扫除净尽这三个障碍物。关于伪古文，前人成绩巨大，只要继续做些补苴充实就行了，但在整理方面要更提高一些，充实一些，合于现代学术要求。关于汉古文，他相信清末今文家之说，以为是“新学伪经”（这是尚待研究的问题），但以为当时今文家偏于宣传，论据疏阔，尚不足以服人，有待自己继续踏实深入做精微探索工作。关于道统，虽然五四运动以来已经给以毁灭性打击，但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始终阴魂不散。非常可庆的是人民革命胜利，就像丽日中天的阳光驱走爝火萤光一样，科学的革命理论自然把这些作为封建遗骸的东西从根本上清除干净。但从学术上阐释清楚道统之为物，它的形成，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等等，则尚有很多功夫要做。所以在自己拟做的“古史四考”中，以它作为重要的一个考，即以《尚书》为中心，就全史中的道统活动作系统研究。

顾先生还以为他的《尚书》研究的主体工作，并不限在上述三项。这三项只是前提，要在清除这三个障碍物之后，进而研析今文廿八篇。虽然清初学者推翻伪古文，清末学者又勇于否定汉古文，但他们都完全相信汉今文二十八篇。其实早在宋代，已有人怀疑过今文，如苏轼《书传》指出《康王之诰》的释衰服冕为非礼，即凶礼中不当设吉礼，疑汉代《顾命》之文不足信；程颐《书说》则疑《金滕》之文不可信；吴棫《书稗传》则疑《梓材》是《洛诰》脱文；赵汝谈《南塘书说》“于伏生所传诸篇多所掊击觝排”（《直斋书录解题》语），其书中即疑《洪范》非箕子作；洪迈《容斋三笔》载晁以道对《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誓》诸篇都致疑；最后王柏承诸人之说，对《诗经》、《尚书》都怀疑，他的《书疑》于《舜典》、《皋陶谟》、《益稷》、《洪范》、《多士》、《多方》、《立政》都更易经文，进行疑辨。明代则有一个括苍王廉说过“《金縢》非圣人之书”的话。清代汉学家因为反宋学，所以一律不承用宋人疑今文之说，只有一个非治经学的袁枚曾有过疑今文的话（袁无治经专著，只在其文集中有《金縢辨》一文，说“《金縢》虽今文，亦伪《书》。”又《征苗疑》一文谓《舜典》、《禹贡》、《吕刑》关于征苗语亦不可信）。到后期今文派康、梁等那么尊信今文，但梁启超指出《尧典》中有“蛮夷猾夏”、“金作赎刑”等语时代在后，以疑《尧典》的真实性（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到钱玄同氏就清楚地断言今文中有伪篇了。他在《答顾先生书》中说：“现在的二十八篇中，有历史价值的恐怕没有几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古史辨》一册76页）。因而顾先生亦明确提出对今文二十八篇的疑辨，明确断言《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是战国时伪造的，并对其它各篇不断进行了探索。

当1923年春顾先生倡始的古史论战展开后，他于6月1日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出了自己对二十八篇的看法，以为依它们的可靠程度可分成为三组。信中说：

先生要我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信，这事我颇想做。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组，录下：

第一组（十三篇）：

《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这一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

《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

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

《尧典》、《皋陶谟》、《禹贡》。

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举“舜浚井”一节）都失传了。

但我虽列出这个表，一时还不能公布，因为第三组我可以从事实上辨他们的伪，第一组与第二组我还没有确实的把握把它们分开。我想研究古文法，从文法指出它们的差异，但这是将来的事情。

对于第三组，我想做两篇文字——《〈禹贡〉作于战国考》、《〈尧典〉、〈皋陶谟〉辨伪》。（《古史辨》）一册201页）

他这一区分大体已取得学术界的公认，不少学者也在纷纷探讨某篇成稿于何时，某篇写定于何时了。顾先生自己则通过这篇把对于二十八篇鸟瞰性的意见提出来，对于《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自己有坚定的识力知其为伪书，但对于其它各篇，则持着审慎的意见。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后来在《三皇考·自序》中说明：

伪《古文尚书》出于魏晋，它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存在，容易启人怀疑，因此，虽有经典的权威，终为明清学者所打倒。可是二十八篇传于春秋战国，编定于汉初，可供研究材料太少了，我们虽有好多地方觉得它可疑，但竟有无从下手之苦。将来如能有大批的新材料出现，解决了二十八篇的问题，还解决了五帝的问题，那才是史学界的大快事呢。（《古史辨》七册49页）

可见顾先生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求实的精神来对待今文二十八篇的。他认为整理研究二十八篇，要做很多工作。他说：

民国二十年（1931），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订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商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定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是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把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尚书通检序》）

顾先生一生对《尚书》的研究，就是按这一规划进行的。举如几次编“《尚书》研究”讲义，编刻《尚书文字合编》，主编《尚书通检》，集录或剪辑《尚书学》资料，今译《尚书》一些篇意，写研究《尚书》有关问题的专论，以及在经常留意材料的过程中写成笔记达数十册，等等。

顾先生以为在二十八篇中，《尧典》、《禹贡》两篇尤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们实际是战国时儒家遍搜材料精工编造而成的。他们以《尧典》建立帝王系统和古代制度；以《禹贡》综述地理和贡赋等，以他们当时所居显学地位的鼓吹，遂使这两篇构成了上古史料的重心，尤其《尧典》可以说涉及到中国古史的各个方面，因此这两篇成为全书重点所在，顾先生就下决心要对它们进行考辨。在上面所引1923年6月致胡适谈二十八篇的信里，下文紧接着提出了准备写研究《禹贡》与《尧典》、《皋陶谟》两文的提纲：

（一）《〈禹贡〉作于战国考》：（1）古代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2）古代只有种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3）古代的“中国”地域不大；（4）战国七雄的疆域开辟得大了，故有统一观念，……九州之说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统一之功；（5）邹衍“大九州”之说即紧接九州说而来；（6）分野之说亦由九州说引起；（7）—（10）（按，皆考论九州州名）；（11）所以考定《禹贡》为战国时书而非秦汉时书之故（1.禹尚是独立非臣于舜，2.每州尚无一定的一个镇山，3.不言“南交”）。

（二）《〈尧典〉、〈皋陶谟〉辨伪》：（1）尧舜之说未起前的古史；（2）春秋时的尧舜与战国的尧舜；（3）一时并作的《尧典》、《舜典》；（4）今本《尧典》、《皋陶谟》的出现（1.取事实于秦制，2.取思想于儒家与阴阳家，3.取文材于《立政》与《吕刑》）；（5）《尧典》《皋陶谟》与他书的比较（按，以七个问题分节与《论语》、《诗》、《吕刑》、《洪范》、《周书》、《楚辞》作比较）；（6）《尧典》、《皋陶谟》的批评（倒乱千秋式的拉拢，思想进化程序的违背）；（7）所以考定为秦汉时书之故（按，举了五点）；（8）《尧典》、《皋陶谟》杂评（按，取文中词语所反映事实在后者七点）。（《古史辨》一册202—205页）

在这两篇提纲之后，顾先生接着说明这两篇文字要慢一点做，因为牵涉的地方太多了，非多下些苦工，不易做得惬心。到1931年至33年，他在燕京大学所编的《尚书讲义》五种，就专讲这两篇，其中丙、戊两种就专研究《尧典》，甲、乙、丁三种就专研究《禹贡》。其关于《尧典》部分，编了下列五种：（一）《尧典》评论，（二）《尧典》著作时代之问题，（三）尧、舜、禹禅让问题，（四）朔方问题，（五）虞廷九官问题，还作了《尧典疏证》。关于《禹贡》部分，编了下列四种：（一）《禹贡》之研究讨论文献汇集，附：《十三州问题讨论》，《九族问题讨论》，（二）《周礼·职方》、《周礼正义》资料录，（三）《王会篇笺释》，（四）《汉书·地理志》与索引。这就为这两篇的研究揭明了纲要和提供了资料。

顾先生以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儒家编造《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的用意所在。前两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晶而把它史事化的，也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作者尽量利用了不少远古材料，借了尧、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许多古代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倒乱千秋式的拉拢”，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气连枝的君臣、兄弟、姻戚，又从而编排其在位的先后，成为前后相承的政权继承人。又把他们说成是理想的圣人，做出了很多美政。这就使人们读了之后，只觉得美好的尧、舜盛世早已存在于远古，大家只应一心向往着儒家指出的黄金时代，朝着他们指引的这一方向走去。至于现在所见今本《尧典》，顾先生在讲义中提出了可能写定于汉代之说，主要理由是文中十二州、南交、朔方等地名，郊祀、封禅、举贤良，制赎刑、三载考绩等制度，都到汉时才有，等等。这一说当然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例如十二州问题，郭沫若同志却提出了可能系据十二宫配十二国土之说，其它讨论意见也还有一些。所以顾先生在1935年9期《禹贡》半月刊上写了《〈尧典〉著作时代问题之讨论》一文，申述了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稽考《尧典》的内容，觉得它实际包括三个来源：（一）远古的素材。儒家为了表示所编造这篇文件是真正古文献，所以尽量搜集所能找到的远古材料，如早于历法的观象时代的远古天文资料，早期历法资料（有纯阴历时期和阴阳合历时期不同来源的资料），还有如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对自然的祭祀、各地各族的祖先神及神话……等等资料，既可自甲骨文和金文中得其痕迹，复可与记载古代神话的《山海经》、《天问》等书相覆按，很显然，《尧典》在这方面是把神话故事变成历史故事的典型，神话中的事物都给历史化了、人化了。又如由传说保存下来的远古氏族部落政治生活的一些情况，像部落会议情形，像两头政长的活动，等等，都以折射的方式映入了《尧典》中。这一部分是《尧典》中最可珍贵的部分，最富史料价值的部分。（二）儒家的思想或其理想的材料，它对流传的一些不同历史传说所作的拼凑整齐。像德治观点，像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都是儒家所有的，与古代无关。像虞廷各官，“倒乱千秋式的拉拢”，可能是由于他们无时代观念，以错误理解的框框去套古人，遇上了当时所见许多古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名资料，就一齐收来，像现代笑话中所说的那样把“关公”和秦琼编到一个剧里面了。（三）汉代的影子。这是汉代经生重新写定《尧典》时，因没有时代观念所无意地愚味地带进去的一些东西。这是无容为讳的，顾先生所举的许多事例中有好些是对的。但像司马迁著《史记》一样，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现传的《史记》中，掺入了不少司马迁死后的事，晚到王莽时扬雄评司马相如的话也在《史记》中，所以周代写定的《尧典》，到汉代掺入些秦、汉的东西是不足为奇的，并不影响《尧典》成于周代，正像不影响《史记》成于司马迁之手一样。我们今天提出对《尧典》的这些看法，是由顾先生运用他敏锐的观察力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启发我们这样看的。

顾先生又以为《禹贡》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由当时地理学家所作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疆域算做天下，而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区域。希望统治者对于各州的土地都能好好地利用和整治，各地把特有物产进贡到中央王朝，田赋则根据各州土地的肥瘠来决定等次。这是战国时对实际的政治地理作出的一个理想式的规划。在两千多年前，对亚洲东部地理能有这样的科学性的观察和认识，真可以誉为科学史上的杰构。但是儒家把它作为大禹时代的作品，以为是禹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纪录，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平地成天的一个圣王，就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了。顾先生为了更好地研究《禹贡》，认识到应结合历史地理的研究来进行，因此就创办了《禹贡》半月刊，成立了“禹贡学会”，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这已在《顾颉刚先生学述》将另作专章叙述。

由于顾先生的这种努力，深入考辨了《尧典》、《禹贡》两篇，以充分论证揭露了这两篇和《皋陶谟》篇是儒家为了建造他们的学说所加工编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利用这几篇所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

到1959年，顾先生决定集中力量整理《尚书》本文，先从最难的做起，以为在周诰八篇里《大诰》是第一篇，又是很难读的一篇，而它在周代历史里又是极关重要的一篇，必须努力突破这一重点，因此就决定下手做《大诰译证》。1962年已写出初稿，由于完成的篇幅过大，就择其要点精炼成《〈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于《历史研究》1962年4期上。文章分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五个部分，进行了周详、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是对《尚书》按篇进行校释整理的试作，也是他研究整理《尚书》的样本。学术界很重视这一新作，纷纷有人写文章或通信提出了支持和商榷的意见。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平心先生的专文，他热烈地推许这一著作，认为顾先生这项研究和整理《尚书》的法式，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地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能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校释服务；（五）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以为可以说是对《尚书》力求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工作，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历史研究》1962年5期《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译》）。可见这一著作，体现了《尚书》研究的新的水平。

顾先生的《大诰译证》工作，1962年以后继续深入、扩充，把全文分成了上下两编，上编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四部分；下编为“考证”部分，把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即周公东征管、蔡、武庚事件，作了细致的考证。除把这一关系于周王朝成败的重大历史事件考订清楚外，更清理出了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由于顾先生在治学上务博求全的特点，以致材料愈聚愈多，史实愈析愈明，于是由《大诰》本文的译证，发展成对周初历史的研究，以致稿件愈写愈繁，最后达到六十万字左右，其中上编二十余万字，下编近四十万字。计1962年完成下编初稿，1963年以后逐年增订改定成新稿，到1965年成改定第四稿，1966年将完成最后定稿，以文化大革命事起搁笔。到这时下编形成了独立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专稿，是顾先生又由史籍的研究转向史事的考订了。这是他到了七十四岁高龄的工作。而他这一繁重工作的目的，还是为了整理研究《尚书》中所涉及的问题。

1982年7月19日《光明日报》载杨宽《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的一文。内有句云：“解放以来，顾先生长期努力于各篇今文《尚书》的校释研究。尽管清代以来学者作了很多校释，存在的问题还很复杂，学者对此很难掌握。现在顾先生这样做法，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见《尚书核诂序》）。这真是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不但便于学者充分运用《尚书》以建设商、周史，还便于用《周书》与西周金文作比较研究。”这就说明了顾先生的《尚书》研究比过去所有的《尚书》研究其造诣都要高，成就都要大；也说明了这一《尚书》研究对古史领域的重大作用。只要看《尚书·大诰》一篇的整理研究已树立了《尚书》研究的范本，必将推动《尚书》学的向前发展，那么这部《尚书学史》以顾先生这种体现时代最新水平的《尚书》研究作结，正展现了《尚书》学的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作者介绍：刘起釪，1917年生于湖南安化，2012年10月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是顾颉刚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1947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76年3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研究生院教授，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兼经部编委，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顾问。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方向为上古史，专攻《尚书》以深入研析古史各领域，兼治《左传》、《周礼》。晚年孤独一人，然依然笔耕不辍。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称刘起釪先生为“顾门传人，兄为翘楚矣!”“刘先生毕生研究的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特别是他专攻的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早已成为‘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