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 第一章 ---- 第五章

第一章　总论

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昔人若何而得，则我可从而仿效之；若何而失，则我可引为鉴戒，斯言似是，而实不然。何则？大化之迁流，转瞬而已非其故，世事岂有真相同者？见为相同，皆察之未精者耳。执古方以药今病，安往而不贻误？近世西人东来，我之交涉，所以败绩失据者，正坐是也。然则史学果何用耶？

曰：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宇宙间物，莫不有其所由成，社会亦何独不然？中国之社会，何以不同于欧洲？欧洲之社会，何以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异，苟深思之，则知其原因极为深远，虽极研索之功，犹未易窥其万一也。因又有因，欲明世事之所由来，固非推之邃初不可。此近世史家，所以记载务求其详，年代务求其远；虽在鸿荒之世，而其视之之亲切，仍与目前之局等也。

史事既极繁赜，而各时代之事势，又不能无变异，治史者自不能不画为段落。昔日史家，多依朝代为起讫。一姓之兴亡，诚与国势之盛衰，群治之升降，皆有关系，然二者究非同物，此近世史家，所以不依朝代，而随时势以分期也。分期之法，各家不同，而画周以前为一期，则殆无二致。是何哉？论者必曰：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斯固然也。然封建郡县之递嬗，其关系何以若是其大？则能言之者寡矣。盖世运恒自塞而趋于通，而其演进也，地理若为之限。以交通之阻隔，乃将世界文化，分为若干区；区自有其中心，而传播于其邻近；久之，则各区域之文化，更互相接而终合为一焉。此前世之行事，可以共征；亦今后之局势，可以豫烛者也。中国地处亚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地东南滨海；西则青海、西藏，号称世界第一高原；北则蒙古、新疆，实为往古一大内海，山岭重叠，沙碛绵延，实非昔时人力，所能逾越；东北兴安岭之麓，虽土壤腴沃，而气候苦寒，开拓且非旦夕可期，更无论逾岭而北矣。职是故，中国今日之封域，实自成为一文化区。抟结此区域内之人民而一之，而诞敷其文化，则中国民族，在世界上所尽之责任也。此一区域之中，事势亦自分难易。内陆之诸省及辽宁，久抟结为一体，吉、黑及蒙、新、海、藏，则不免时有离合焉。此等皆以大势言之，勿泥。封建废而郡县兴，则我民族抟结内陆及辽宁之告成，而其经营吉、黑及蒙、新、海、藏之发轫也。其为史事一界画，不亦宜乎？

复次：史材之同异，亦为治史者分画界线之大原因。今之言史材者，固不专恃文字，究以依据文字者为多，科学未兴之时则尤甚。西儒或分书籍为三种：一曰属于理智者，言学之书是也。二曰属于情感者，文辞是也。三曰属于记忆者，史籍是也。吾国旧分书籍为四部。经、子二部，略与其所谓属于理智者相当；集与其所谓属于情感者相当；集部后来，庞杂至不可名状，然其初，则专收文辞，实上承《七略》之《诗赋略》，说见《文史通义·文集篇》。史与其所谓属于记忆者相当；虽不密合，以大致言之固如是。然此乃后世事，非所语于古初。《汉志·大史公书》，尚附《春秋》之末，更微论秦以前也。吾国史官，设立甚早，然其所记，与后世史官所记者，实非同物。参看下章。况经秦火，尽为煨烬，谓古书亡于秦火，实诬罔之辞。自汉以后，更无祖龙，汉、隋诸志著录之书，什九安在？况古代学术之传，多在口耳，不专恃竹帛乎？然史经秦火而亡，则非虚语，以史在当时为官书也。《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人家之人当作民，此唐人避讳字未经改正者。周室二字，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周室能尽藏列国之史1。其仅存者，皆附经、子以传，则仍为言学术之书；而私家所称述，更无论矣。史以记载为主，古代之记载，缺乏如是，治古史之法，安得不与治后世之史异？治之之法异，斯其所成就者亦不同矣，此又古今史家，所以不期而同，于周、秦之间，皆若有一界画在者也。

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梁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见中华书局刻本《国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其说亦未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言周以前之史，而率约定俗成之义，以求称名，自以先秦二字为最当。今故径称是编为《先秦史》焉。大古、中古等名，自昔即无定义，见《诗·甫田疏》。2

第二章　古史材料

今之所谓科学者，与前此之学问，果何以异乎？一言蔽之曰：方法较密而已。方法之疏密，于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则其使用材料愈善而已。信如是也，古史之材料，既以难治闻，当讲述之先，固不得不一为料检也。

近世史家，大别史材为二：一曰记载，二曰非记载。3记载之中，又分为四：一曰以其事为有关系，而记识之以遗后人者，史官若私家所作之史是也。二曰本人若与有关系之人，记识事迹，以遗后人者，碑铭传状之属是也。此等记载，恒不免夸张掩饰，然其大体必无误，年月日，人地名等，尤为可据，以其出于身亲其事者之手也。且夸张掩饰，亦终不可以欺人，善读者正可于此而得其情焉。三曰其意非欲以遗后人，然其事确为记载者，凡随意写录，自备省览之作皆是也。四曰意不在于记载，然后人读之，可知当时情事，其用与记载无异者，前章所言属于理知、情感两类之书是也。记载大都用文字，然文字语言，本为同物，故凡口相传述之语，亦当视与简策同科焉。非记载之物，亦分为三：一曰人，二曰物，三曰法俗。人类遗骸，可以辨种族，识文化之由来。物指凡有形者言，又可分为实物及模型、图画两端。法俗指无形者言，有意创设，用为规范者为法，无意所成，率由不越者为俗。法俗非旦夕可变，故观于今则可以知古也。法俗二字，为往史所常用，如《后汉书·东夷传》谓“倭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珠崖儋耳相类，故其法俗多同”是也。史家材料汗牛充栋，然按其性质言之则不过如此。

史家有所谓先史时代（Prehistory）者，非谓在史之先，又别有其时代也。先史之史，即指以文字记事言之亦可该口传言先史，犹言未有文字记载之时云尔。人类业力，至为繁赜，往史所记，曾不能及其千万分之一。抑史家之意，虽欲有所记识，以遗后人，而其执笔之时，恒系对当时之人立说，此实无可如何之事。日用寻常之事，在当时，自为人所共知，不烦记述，然阅一时焉，即有待于考索矣。非记载之物，虽不能以古事诏后人，然综合观之，实足见一时之情状，今之史家，求情状尤重于求事实，故研求非记载之物，其所得或转浮于记载也。如观近岁殷墟发掘所得，可略知殷代社会情状，不徒非读《史记·殷本纪》所能知，并非徒治甲骨文者所能悉也。非记载之物，足以补记载之缺而正其讹，实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时，尤为重要。我国发掘之业，近甫萌芽，而其知宝古物，则由来已久。大抵初由宝爱重器而起，重器为古贵族所通好，其物既贵而又古，其可爱自弥甚。如周、秦人之侈言九鼎，梁孝王之欲保雷尊是也。4见《汉书·文三王传》。此等风气，虽与考古无关，然一入有学问者之手，自能用以考古，如许慎《说文解字序》，言“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考文字学之始也。郑玄注经，时举古器为证，则考器物之始也。《汉书·郊祀志》，载张敞案美阳鼎铭，知其为谁所造，则考史事之始也。此等风气，历代不绝，而赵宋及亡清之世为尤盛，其所珍视者，仍以鼎彝之属为最，亦及于刀剑、钱币、权量、简策、印章、陶瓷器诸端，所考索者，则遍及经学、史学、小学、美术等门。或观其形制，或辨其文字，或稽其事迹。其所考释，亦多有可称，惜物多出土后得；即有当时发现者，亦不知留意其在地下及其与他物并存之情形，因之伪器杂出，就见有之古器物论之，伪者盖不止居半焉。又其考释之旨，多取与书籍相证，而不能注重于书籍所未纪。此其所以用力虽勤，卒不足以语于今之所谓考古也。发掘之业，初盖借资外人。近二十年来，国人亦有从事于此者。又有未遑发掘，但据今世考古之法，加以考察者。其事，略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两书，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得虽微，已有出于文字纪载之外者矣。其略，于第三、第四两章述之，兹不赘。

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英儒吴理氏（CharlesLeonardWoolley）有言：薛里曼（Schliemann）发见迈锡尼（Mycenae）之藏，而知荷马（Homer）史诗，无一字之诬罔。见《考古发掘方法论·引论》。彼岂不知荷马史诗，乃吾国盲词之类哉？而其称之如此，可知古书自有其读法矣。书籍在今日，仍为史料之大宗，今故不惮烦碎，略举其要者及其读法如下：

先秦之书，有经、子、集三部而无史，前已言之。然经、子实亦同类之物。吾国最早之书目为《七略》。除《辑略》为群书总要外，凡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别六艺于诸子，乃古学既兴后之缪见，语其实，则六艺之书，皆儒家所传，儒家亦诸子之一耳。兵书、数术、方技，其当列为诸子，更无可疑。《汉志》所以别为一略者，盖因校雠者之异其人，非别有当分立之故也。然则《七略》之书，实惟诸子、诗赋两类而已。5儒家虽本诸子之一，而自汉以后，其学专行，故其书之传者特多，后人之训释亦较备。传书多则可资互证，训释备则易于了解，故治古史而谋取材，群经实较诸子为尤要。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虽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亦必不能取材于经。故经学之条理，亦为治古史者所宜知也。经学之条理如之何？曰：首当知汉、宋及汉人所谓今古学之别。古代学术之传，多在口耳，汉初之传经犹然。及其既久，乃或著之竹帛。即以当时通行之文字书之。此本自然之理，无庸特立名目。西京之季，乃有自谓得古书为据，而訾前此经师所传为有阙误者。人称其学为古文，因称前此经师之学为今文焉。今古文之别，昧者多以为在文字。其实古文家自称多得之经，今已不传；看下文论《尚书》处。此外如《诗·都人士》多出一章之类，其细已甚。其传者，文字异同，寥寥可数，且皆无关意指。郑注《仪礼》，备列今古文异字，如古文位作立，义作谊，仪作义之类，皆与意指无关，其有关系者，如《尚书·盘庚》“今予其敷心腹肾肠”，今文作“今我其敷优贤扬历”之类，然极少。使今古文之异而止于此，亦复何烦争辨？今古文之异，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经本古书，而孔子取以立教。古书本无深义，儒家所重，乃在孔子之说。说之著于竹帛者谓之传；其存于口耳者，仍谓之说，古书与经，或异或同，足资参证，且补经所不备者，则谓之记。今古文之经，本无甚异同，而说则互异，读许慎之《五经异义》可见。今文家之传说，盖皆传之自古，古文家则出己见。故今文诸家，虽有小异，必归大同；不独一经然，群经皆然，读《白虎通义》可见，此书乃今文家言之总集也。古文则人自为说。又今文家所言制度较古，古文则较新，观封建之制，古文封地较大，兵制古文人数较多可知。以今文口说，传自春秋，古文则或据战国时书也。两汉立于学官者，本皆今文之学。西汉末年，古文有数种立学，至东汉时仍废。然东京古文之学转盛。至魏、晋之世，则又有所谓伪古文者出焉。于《尚书》，则伪造若干篇，并全造一《伪孔安国传》。一切经说，亦多与当时盛行之古说有异同。并造《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两书，托于孔氏子孙以为证。此案据清儒考校，谓由王肃与郑玄争胜而起，见丁晏《尚书馀论》。今亦未敢遽定，然要必治肃之学者所为。自此以后，今文之学衰息，而古文之中，郑、王之争起焉。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皆不过为东汉诸儒作主奴而已。宋儒出，乃以己意求之于经，其说多与汉人异，经学遂分汉、宋二派。以义理论，本无所轩轾；宋学或且较胜，然以治古史而治经，求真实其首务。以求真论，汉人去古近，所说自较宋人为优，故取材当以汉人为主。同是汉人，则今文家之说，传之自古，虽有讹误，易于推寻，非如以意立说者之无所质正，故又当以今文为主也。此特谓事实如此，非谓意存偏重，更非主于墨守也。不可误会。

六经之名，见于《礼记·经解》，曰《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人所传，则为五经，以乐本无经也。后世举汉人所谓传记者，皆列之于经，于是有九经，《春秋》并列三传，加《周官》《礼记》。十三经于九经外，再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之目。此殊非汉人之意。然因治古史而取材，则一切古书，皆无分别，更不必辨其孰当称经，孰不当称经矣。

诗分风、雅、颂三体：风者，民间歌谣，读之可见民情风俗，故古有采诗及陈诗之举。《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礼记·王制》：天子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雅则关涉政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意在自夸其功烈，读之，亦可见古代之史实焉。风本无作谊可言，三家间有言之者，其说必传之自古，然亦不能指为作者之意。歌谣多互相袭，或并无作者可指。雅、颂当有本事，今今文说阙佚已甚，古文依据《小序》，诗诗皆能得其作义，已不可信；又无不与政治有关，如此，则风雅何别乎？6故《诗序》必不足据。然后人以意推测，则更为非是。何则？诗本文辞，与质言其事者有异，虽在并世，作者之意，犹或不可窥，况于百世之下乎？故以诗为史材，用之须极矜慎也。

《尚书》：今文家所传，凡二十八篇《尧典》一，合今本《舜典》，而无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二，合今本《益稷》。《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范》十一。《金縢》十二。《大诰》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无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诰》。《费誓》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古文家称孔壁得书百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古文家以无师说，亦不传授。是为《逸十六篇》，其目见于《书疏》。曰《舜典》。曰《汨作》。曰《九共》。曰《大禹谟》。曰《益稷》。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汤诰》。曰《咸有一德》。曰《典宝》。曰《伊训》。曰《肆命》。曰《原命》。曰《武成》。曰《旅獒》。曰《冏命》。今亦已亡。今所行者，乃东晋时梅赜所献之伪古文本也。真书二十八篇，亦附之以传矣。书之较古者，如《尧典》《禹贡》等，决为后人所作，然亦可见其时之人所谓尧、舜、禹者如何，究有用也。而类乎当时史官，或虽出追述，而年代相去不远者，更无论矣。

今之《仪礼》本称《礼经》。后儒尊信古文，以《周官》为经礼，此书为曲礼，乃生仪礼之名。其实《周官》之所陈，与此书之所述，绝非同物也。此书凡十七篇。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之礼，可考古代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并可见宫室、车马、衣服、饮食之制，实治史者所必资。

《易》为卜筮之书，与宗教、哲学，皆有关系。二者在古代，本混而不分也。哲学可分两派：偏重社会现象者，为古人所谓理，偏重自然现象者，为古人所谓数。《易》为古代宗教、哲学之府，自可兼苞此二者。7后之治《易》者，自亦因其性之所近，而别为两派矣。途辙所趋，亦因风会。大抵今文主于理，今文《易》说，今皆不传。然《汉志》易家有《淮南道训》二篇。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盖即今《淮南子》之《原道训》。然则《淮南书》中，凡类乎《原道训》之言，皆今文《易》说也。不宁惟是，诸古书中，有类乎《原道训》之言，亦皆今文《易》说也。盖《易》说本古哲学家之公言，非孔门之私言也。知此，则今文《易》说，亡而不亡矣。8古文主于数。魏、晋人主于理，宋人主于数。言数者多主《上下经》，言理者多主《系辞传》，今本所谓《系辞》者，王肃本作《系辞传》，见《经典释文》。案《史记·自序》引今《系辞》之文，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足征今文之学，为孔门嫡传也。然古文及宋人之说，虽非孔门《易》说，要为古代哲学之遗。宋人《大极图》及《先后天图》之学，原出道家，更无可疑。观胡渭《易图明辨》可知。然道家之学，亦有所受之，非杜撰也。以治史取材言，正无所轻重矣。

《春秋》本纪事之书，治史取材，实为最要。然亦有当留意者。盖孔子之修《春秋》，本以明义，故于元文已有删定，非复鲁史之旧也。不修《春秋》，与孔子所修《春秋》异辞，见《公羊》庄公七年。案《春秋》所记会盟征伐之国，隐、桓之世少，定、哀之世多，非必二百四十年之中，诸侯之交往，果后盛于前也。僖公八年（前652）葵丘之盟，《公羊》曰“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而经所记国，曾不逮九。9盖据乱之世，所治国少，太平之世，所治国多，鲁史元文，有为孔子所删者矣。又《春秋》有时月日例。设其事而不月者，则二月中事，一似即在正月。观此两端，即知径据经文，不可以为信史也。《春秋》本文，极为简略。欲知其详，宜看三传。《榖梁》几无记事；《公羊》间有之，仅取说明《经》意而止；皆不如《左氏》之详。然《左氏》记事，亦有须参看《公羊》，乃能得其真者。10如邲之战，据《公羊》，楚庄王几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据《左氏》，则始以和诳晋，终乃乘夜袭之，实不免于谲诈。《公羊》所言，盖取明与楚之意，非其实矣。然《左氏》云：“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交战之际，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训惎为毒，以惎之，又惎之断句者。然如此，则顾曰之语，不可解矣。必知《公羊》还师佚寇之说，乃知庄王既胜之后，不主多杀，故其下得教敌人以遁逃。然则《左氏》所谓“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者”，盖亦见庄王之宽大。《杜注》谓讥晋师多而将不能用，殆非也。举此一端，余可类推。又《左氏》解《经》处，固为伪作；《汉书·楚元王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为《左氏》解经处出于刘歆之明证。今《左氏》解经处寥寥，盖造而未及成也。其记事处亦多非经意；如泓之战，《公羊》褒宋襄，《左氏》非之。《左氏》所采盖兵家言，非儒家语也。11此亦不可以不知也。古人经传，本合为一书，故引传文者亦皆称为经。如诸书引“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者，多称《易》曰，今其辞仅见《易纬》，盖亦传文也。《公羊》与《春秋》，实当合为一书，故汉人引《公羊》者，皆称为《春秋》。至《左》《穀》则皆非《春秋》之传。《榖梁》昔人以为今文，近崔适考定其亦为古文，其说甚确。见所著《春秋复始》。惟治史与治经异，意在考古事，而非求《春秋》之义，则三传固当无所歧视耳。

《礼记》合群经之传、如冠、昏、乡、射、燕、聘之义，即《仪礼》之传。又如《王制》言巡守之礼，即《尚书·尧典》之传。儒家诸子如《乐记》为《公孙尼子》，《中庸》为《子思子》。及逸礼如《奔丧》《投壶》皆逸礼，见疏。而成。义疏家言，谓“凡记皆补经所不备”。盖所谓经者，原不过数种古书，孔子偶取以为教，并不能该典籍之全。故凡与经相出入者，皆可取资参证也。《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体例相同。昔人以其无传授，或不之信。然其书确为先秦、西汉古文，治史取材，正不让《小戴》也。

《周官》为古代政典。12唐《六典》、明清《会典》，皆规放焉。古书所述政制，率多一鳞一爪，惟此书编次虽或错乱，犹足见古代政制之全。日本织田万称为世界最古之行政法典，见所著《清国行政法》。信有由也。此书盖战国时学者所述。故所言制度，均较今文家所传为晚。以此淆乱经义固非，信为周公致大平之书，益诬矣。然先秦政制，率因儒家之书而传。儒家诵法孔子，所言皆《春秋》以前之制。欲考战国时制者，独赖此书之存。13《管子》所述制度，间与《周官》相合，然远不如《周官》之详。此其所以可宝，正不必附诸周公也。此书在儒家亦可厕于记之列，而不当以乱经说。

《论语》《孝经》，汉人引用，皆称为传。盖传有专释一经者，如《礼》之《丧服传》，《易》之《系辞传》是也。有通乎群经者，则如《论语》《孝经》等是也。《论语》记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与《史记·孔子世家》相出入，极可信据。崔述撰《考信录》力攻之。14近人盛称其善。其实年月日，人地名之不谛，古书类然。以此而疑其不可信，古书将无一可信者矣。崔氏之学，袭用汉学家考据之法，而其宗旨实与宋同。故其所谓考据者，多似是而非。夫古书抵牾矛盾处，苟其深曲隐晦，或为读者所忽。崔氏所考，皆显而易见，岂有讲考据之汉学家，皆不知之之理？然而莫或措意于此者，以此为古书之通例，不待言也。近人自谓能发古人所未发而其所言者，实皆古人所以为不必言，弊正同此。《孝经》在儒家书中，并无精义，然汉时传授甚盛者，以其时社会，犹重宗法而其书又浅近易解故也。如后汉章帝令期门羽林之士，皆通《孝经》，即取其浅近易解。《孟子》为儒家诸子之一，后人特列之于经。其书颇可考见史事。又多足补经义之阙。如《万章上》所言尧、舜、禹禅让事，即《尚书》之大义也。设无此篇，孔门官天下之大义，必不如今日之明白矣。《尔雅》为古代辞典，言训诂名物特详，尤治古史者所必资也。

《孟子》既特列于经，其余儒家诸子，又多入《二戴记》，今仍存于子部者，仅《荀子》耳。此书言礼，多与法家相出入，足考礼家之流变，又多存古制，其要正不下于《孟子》也。《家语》《孔丛子》虽为伪物，然古书无全伪者，除以私意窜人处外，仍多取古籍为资，实足与他书相校勘也。此凡伪书皆然，故伪书仍有其用。《晏子春秋》，昔人或列之墨家，然除外篇不合经术者若干条外，仍皆儒家言，盖齐、鲁学者，各以所闻，附诸晏子。以考晏子之行事未必信，以考儒、墨子学说则真矣。

道家之书，最古者为《老子》。15此书上下篇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盖女系时代之传，而老子著之竹帛者，在各种古书中，时代可谓最早者矣。女系固非即女权，然女系时代，女权总较男系时代为优，此社会学家之公言也。《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郑注》谓《殷易》首坤。案凡女系社会，多行兄终弟及之制，殷制实然，盖犹未脱女系社会之习。《坤乾易》及《老子》书，皆其时女权昌盛之征也。《老子》一书，观其文辞，亦可知其时代之早。如全书皆三四言韵语，又书中无男女字，只有雌雄、牝牡字是也。梁任公以书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语，谓为战国时书，然安知此两语非后人所改乎？执偏端而抹杀全局，此近人论学之通病也。《庄子》书已非完帙，16《经典释文》云：“《汉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本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郭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案今郭象注本，仅有三十三篇。盖所删者几三之一矣。以史材言之，实可惜也。其言哲学之义，最为超绝。至论人所以自处之道，则皆社会组织业经崩溃以后之说，可以觇世变矣。《列子》乃晋人伪书，然亦多有古书为据，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材，而尤可与《庄子》相参证也。《管子》一书，昔人或列之道家，或列之法家，盖从其所重。其实此书所苞甚广，儒、道、名、法、兵、农、纵横家言，无不有焉。辞义既古，涉及制度处尤多，实治古史者之鸿宝也。

《淮南要略》，谓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吕览·当染》，谓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古清庙明堂合一，实为庶政所自出。墨子所称虽未必尽为夏制，然其道必有原于夏者。儒家所称多周制，周以前制，实藉墨家而有传，诚治古史者所宜措心矣。又墨子初学于孔子，故后虽背之，而其言仍有与儒家相出入者。《亲士》《修身》《所染》三篇，人所易见。此外多引《诗》《书》之辞亦足与经传相校勘，或补其阙佚也。

名与墨并称，亦与法并称。今《墨子》书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实为名家言。盖古哲学之传，墨子得之史角者。古哲学宗教恒相合，明堂为古宗教之府，固宜有此幽深玄远之言。其引而致诸实用，则控名责实，以御众事，乃法家所取资也。名家之书，今存者惟一《公孙龙子》。此书《汉志》不载，而《隋志》有之。或疑其晚出近伪，然其说似有所本。名家玄远之论，仅存于《荀子·不苟》《庄子·天下》《列子·仲尼》三篇中，读之亦可考古代纯理哲学焉。近人多好以先秦诸子与希腊哲学相比附，以偏端论，固亦有相会处。以全体论，则非其伦。章炳麟谓诸子皆重实用，非言空理，其说是也。惟名家之言，如此三篇所述者，不甚与人事相涉。

法家宗旨有二：一曰法，二日术。法以治民，术以治骄奢淫佚之贵族。其说具见于《韩非》之《定法篇》。可见晚周时政治情形。法家之意主于富国强兵，故独重农战；其时剥削农民者为商人，故多崇本抑末之论，又可见其时生计情形也。其书存者，有《韩非子》及《商君书》。《韩非》多言理，《商君》多言事。《管子》书中，所存名法之论，多穷源竟委之言，尤足见原本道德之意。

纵横家之书，传于今者有《鬼谷子》。辞义浅薄，决为伪物。《战国策》却系纵横家言，此书所述行事，意皆主于表章说术，大事或粗存轮廓，小事则全非实在，甚或竞系寓言，列之史部则缪矣。

阴阳家、农家、小说家之言，今皆无存者，仅散见他家书中。杂家存者，惟一《吕览》。此书中所存故事及古说甚多，亦为史家鸿宝。

《汉志》分兵书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其书之最盛行者为《孙子》。多权谋家言，间涉形势，而于阴阳、技巧阙焉。盖权谋之道，通乎古今；形势亦有相类者；阴阳多涉迷信，寡裨实用；技巧非器不传，亦且随时而异，故皆无传于后也。《墨子》书《备城门》以下诸篇，多技巧家言，亦间涉阴阳，然殊不易解。《吴子》《司马法》，皆篇卷寥寥，罕存精义。然其辞不似伪为，又多见他书征引。盖古人辑佚之法，与后世异。17后人辑佚，必著出处，任其辞意不完，散无友纪，逐条排列。古人则必随义类聚，以意联缀，又不著其所自来，遂成此似真非真，似伪非伪之作，致启后人之疑也。《六韬》一书，后人以其题齐大公而诋其伪，此亦犹言医者托之黄帝，言药者寓之神农耳。其书多言制度，且多存古义，必非可以伪作也。

数术之书，今亦无一存者。《汉志》形法家之《山海经》，非今之《山海经》也，说见下。方技之书，存者有《素问》《灵枢》，皇甫谧谓即《汉志》之《黄帝内经》，信否难决，要为古医经家言。《神农本草》，淆乱已甚，真面目殆不可见。清代辑本，以孙星衍《问经堂丛书》本为最善，然所存亦仅矣。医药非专家不能解，就其可知者观之，可略见古代自然科学之情况。又医经所论，多涉阴阳五行，又多方士怪说；本草亦有轻身延年等语；又可略见古代宗教哲学及神仙家言之面目也。

诗赋之属，诗即存五经中，赋则《汉志》所著录者，今存屈原、荀卿二家。屈原赋即《楚辞》，多传古事，且皆系神话，与邹鲁之传，仅言人事，虽若可信，而实失古说之真者不同，尤为可宝。荀子赋即存其书中，亦有可考古事处。

以上皆先秦之书。汉人所述，辞义古者，实亦与先秦之书，不相上下。18盖古人大都不自著书，有所称述，率本前人，故书虽成于汉世，说实本于先秦；又先秦人书，率至汉世，始著竹帛，其辞亦未必非汉人所为，或有所润饰也。汉世诸子，辞义俱古者，首推《贾子》及《淮南王书》。伏生之《尚书大传》，董生之《春秋繁露》，虽隶经部，亦可作儒家诸子读。韩傅之《诗外传》，则本系推广诗人之意，非规规于说《诗》。其书多引古事，与各种古书相出入，足资参证。刘向之《新序》《说苑》《列女传》，专于称述行事，取资处更多矣。

古书之稍近于史者，当首推《周书》。19此书盖即《汉志·六艺略》书家所著录。综全体观之，实为兵家言，然其中确有若干篇，体制同符《尚书》。盖古右史之遗，为兵家所存录者也。后世或称为《逸周书》，盖以非儒家所传云然，义亦可通。或称《汲冢周书》，则非其实矣。次之者为《国语》。此书与《左氏》极相似，故自古有《外传》之称。清儒信今文者，谓《左氏》即据此书编成，虽未敢遽断，然二书确为同类，则无可疑也。二书之意，皆主记当时士大夫之言行。盖由记言而推及记行，由嘉言懿行而推及于莠言乱行，实仍右史之遗规也。次则《吴越春秋》及《越绝书》。二书虽出汉代，其说实传之自古。古书之传于后者，北方多，南方少。此二书为楚、吴、越三国之传，尤可宝矣。《华阳国志》，其书尤晚，然其言古蜀事，亦二书之伦也。20尤可贵者为《山海经》。21《]汉志·数术略》，虽有是书之名，然非今书。《汉志》所著录，盖所谓“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官舍”者，乃司空度地居民之法。此书则方士之遗。其言某地有某神，及其祠祀之礼，盖古列国之巫，各有所主；其言域外地理，则方士求仙采药者之所为也。古各地方各有其传说，盖多存于地理书中。古地理书巨籍亦甚多，今皆亡佚。其仅存者，当以郦道元《水经注》所裒录为最富矣。又古代神话，多存纬书中，然其物既与谶相杂，真伪极不易辨，用之尤宜谨慎也。古所谓谶即今所谓豫言也。纬为对经之称。孔子所据以立教之书称经，其说则存于传，本无所谓纬也。西汉之末，古学既兴，欲排摈今文旧传，乃谓孔子作六经，别有所谓纬者，阴书于策，与经相辅，于是刺取经说以造之，而即以所造之谶，间厕其中。其造谶也，实欲为新室作符命故又取古帝王之行事，以相附会。其物虽妖妄不经，然其中实有经说及古史存焉，弃之可惜。然其物既经造作者私意改窜，非复原文。又其原既开，其流难塞，继此而造者，遂不绝于世。其时代弥近，则其说亦逾远于古矣。故其用之须极谨慎也。自立条理，编纂古史者，当首推《世本》。此书久佚，观诸家所称引：则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又有居篇，作篇，居篇记帝王都邑，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即后世所谓典志。盖《史记》八书所本。其体例，实为《大史公书》所沿袭。故洪饴孙撰《史表》，冠诸正史之首也。《大史公书》：《汉志》著录之名如是。此为此书之专名。史记二字犹今言历史，乃一类书之公名，非一书之私名也。以此书在史记中为首出，遂冒全类之总名耳。本纪，世家，世表，年表，盖合《春秋》系世而成，间亦采及《尚书》。如《五帝本纪》述尧、舜事，皆据《尚书》；其述黄帝、颛顼、帝喾之事，则据《大戴记·五帝德》。《五帝德》亦《尚书》之类也。其列传则纯出于语，22故在他篇中提及，仍称为语也。如《秦本纪》述商君说孝公，曰“其事在《商君语》中”。《礼书》述晁错事，曰“事在《爰盎语》中”皆是。稍后于大史公而述古史者，亦不乏人。如周长生有《洞历》，见《论衡·超奇篇》。韦昭有《洞纪》，见《三国志》本传。其通行最广，诸家称引最多，虽已亡佚，仍时可见其遗文者，以皇甫谧《帝王世纪》为最，谯周《古史考》次之。《帝王世纪》，搜辑颇博。《古史考》则因不满于《大史公书》而作。然《大史公书》，谨守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法。见《榖梁》桓公五年。存录古书，不加窜易，多足见古事之真。看似疏漏，实可信据。谯氏、皇甫氏意存考证，而其考证之法实未精。其说未必可据，而古说之为其所乱者转多矣。

晚出无征，而颇为后人所信者，有两书焉：一曰《竹书纪年》，此书传出汲冢。世所通行之本，为明人所造，已无可疑。然所谓古本，经后人辑出者，实亦伪物。盖汲冢书实无传于后也。参看第四章。《穆天子传》，本名《周王游行》，见王隐所撰《晋书》。书中所述穆王经行之路，皆在葱岭以西，必西域既通后伪作，更了无疑义也。参看第八章第八节。

后世学者，专精古史者，亦非无人。赵宋之世尤甚。其书之传于后者，亦尚有数家，而以罗泌之《路史》为最有用。刘恕《通鉴外纪》次之。盖古史本多荒诞，惟此乃足见古史之真，而后世之纂辑者，多以为不足信而删之，则买椟还珠矣。惟泌之书，广行搜采。故其体例虽或可议，其材料实极有用。且此书论断，亦多有识，非空疏迂腐者比也。清马骕之《绎史》，网罗颇备，体例亦精，最为后人所称道，然删怪说亦嫌太多。又引书不著篇卷，引佚书不著所出，亦美犹有憾者也。马书用纪事本末体，专存录元文。又有李锴《尚史》，用正史体，以己意撰为纪传，则又不如马书之善。

古代史料，传于后者，当分官私二种。官家之书，又可分为四：《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曰：“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亦云。《汉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误。见《玉藻疏》。其说当有所本。《周官》小史，奠系世，今《大戴记》之《帝系姓》盖其物。《吕览》云：“夏之亡也，大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大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23《先识览》。荀子亦云：“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荣辱》。此古之所谓礼，即后世之所谓典志也。其私家著述，则概称为语。有述远古之事，杂以荒唐之言者，如大史公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本纪》。而百家之书，通称为百家语是也。有记国家大事者，如孔子告宾牟贾，述商、周之际，谓之《牧野之语》是也。《礼记·乐记》。案《管子》之《大中小匡篇》，亦当属此类。有记名人言行者，则《国语》《论语》是。国者对野之辞。论同伦，类也，犹言孔子若孔门弟子之言行，以类纂辑者耳。《尚书》所录，皆当时大事。《春秋》所记尤详。小史所奠，虽若为一姓作谱牒，然当时之强族，因兹而略可考见；即其年代，亦因其传世之远近而略有可推焉。至于典礼一门，则上关国故朝章，下及民生日用，其所涉尤广矣。然系世既多残脱。舜禅于禹，其年辈当在禹之前。然舜为黄帝八世孙，禹为黄帝之孙，则无此理。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谓古书所谓某某生某某者，率非父子，盖其世系实多阙夺也。典礼所存亦仅。又古者礼不下庶人，所述皆士以上制，民间情形，可考者甚少。《春秋》体例，盖沿自古初，故其辞既简略，又多杂日食灾变等无关政俗之事。《尚书》亦当时官话耳。据此而欲知其时社会之真，盖亦难矣。

民间传说，自非史官载笔，拘于成例者比。然传述信否，亦视其人之知识程度以为衡。咸丘蒙谓“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斥为齐东野人言。《万章上》。然颜率谓齐王“周伐殷得九鼎，一鼎而九万人之，九九八十一万人”，《战国·东周策》。此固当时所谓君子之言也，与齐东野人亦何以异？此等离奇之说，今世亦非无之，苟与野老纵谈，便可知其情况。惟在今日，则真为齐东野人之言，在古代，则所谓君子之言者，实亦如是耳。其知识程度如此，其所传尚可信乎？夷考古人治史，用意不越两端：一如《诗》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者。《大雅荡》。推而广之，则《汉志》论道家，所谓“历记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者也。一如《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大畜·象辞》。孟子所以欲尚论古人也。《告子下》。此可谓之政治学，谓之哲学耳，皆不可谓之史学也。职是故，古人于史事信否，绝不重视。遂流为“轻事重言”之弊。见《史通·疑古篇》。此义于读古史最要，必须常目在之。不但时地人名，绝不审谛，甚或杂以寓言。如《庄子·盗跖篇》是。又其传授皆资口耳，既无形迹可凭，遂致淆讹无定。兴会所寄，任情增饰；阙误之处，以意弥缝。其传愈久，其讹愈甚。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层累造成者。然观其反面，则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渐剥落也。24此读古书单辞只义之所以要。因有等事，传之未久业已不能举其详，然犹能言其概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诚不失为矜慎。然史事之传讹者实因此不能订正。间有加以考辨，如《孟子·万章上》所论，《吕览·察传篇》之所言，亦皆以意言之耳，不知注意事实也。而其不加考辨，甚或以意饰说者，更无论矣。古代之史材如此，治之之法，又安可不讲哉？

古人既无记事之作，则凡读古书，皆当因其议论，以億度其所据之事势。至其所述之事，则当通考古书增减讹变之例，以求其本来。此非一言可尽，亦非仓卒可明。要在读古书多，从事于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过也。辨古书真伪，古事信否之法，梁任公《中国史学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言之颇详，可资参考。惟其书为求初学了解起见，言之过于确凿。一似有定法可循，执此若干条，便可驾驭一切者，则不免俗所谓“说杀”之弊耳。大抵所谓辨伪者，伪字之界说，先须确定，而今人多不能然。其所谓伪者，忽而指其书非古物，忽而泥于用作标题之人，谓其语非其人之所能出，遂概断为伪物。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而指为伪作之类。其实由前之说，古书之伪者并不多。以伪书仍各有其用也。如前所述，《鬼谷子》全为伪书，无用。《列子》《孔子家语》，则仍各有其用。由后之说，则古本有一家之学，而无一人之言，凡书皆荟萃众说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为标题耳；而辗转流传，又不免有异家之书羼人。此古书之所以多错乱。然编次之错乱是一事，书之真伪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容相混也。

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盖在财产私有之世，事无不为稻粱之谋。而轻脱自憙，有意作伪，以为游戏者，亦非无之。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25迨民国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派员访察，则作伪者确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几于绝迹。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晚近众目昭彰之事如此，况于年久而事昧者乎？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如殷墟甲骨，其刻文虽伪，而其所用甲骨则真。无已，惟有取其发见流传，确实有据者。次则物巨功艰，为牟利者所不肯为，游戏者所不愿为者。又次则古物不直钱之地，较之直钱之地为可信；不直钱之世，与直钱之世较亦然。过此以往，则惟有各抒所见，以俟公评而已。26至今世所谓发掘，自无作伪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大少。亦且发掘之物，陈列以供众览者少，报告率出一二人，亦又未可专恃。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

第三章　民族原始

中国民族缘起，昔时无言及者。此不足怪也。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之前。十口相传，厥惟神话。此本非信史。亦且久而亡佚。世界民族，有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最早，则又无之。亦且昔时之人，于域外地理。既即以国为天下，复安知族自何来？其以为振古如斯，亦其势耳。自瀛海大通，国人始知世界之大，吾国不过居其若干分之一；而近世诸民族，其初所依止者，亦多非今所栖息之乡；而目光乃一变矣。

凡一大民族，必合诸小民族而成。后来所同化者虽多，而其初则必以一族为之主。同化之后，血统实已淆杂，而此一族之名，与其文化之骨干，则巍然独存。此不易之理也。为吾国民族之主者谁乎？必曰汉族。

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如唐有“汉、蕃”之称，近世亦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近之论者，或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称。吾族正名，当云华夏。然夏为朝号，与汉无殊。华族二字，旧无此辞；27日人用之，义同贵胄。中国今日称名，往往借资东土，设使用此二字，两义并行，亦有混淆之虞。又似合中华全国之民，而称为一族者，则对满、蒙、回、藏诸族，又将无以为称。夫称名不能屡更，涵义则随时而变。通行之语，靡不皆然。若执一辞之初诂訾今义为不安，则矢口陈辞，悉将触禁，固哉之诮，在所难辞矣。

研究吾族缘起者，始于欧洲之教士，而东西各国之学者继之。其说，略见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刊清末之《新民丛报》中，后上海亦有单行本。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新神话》中。见《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期。多无确据，且有离奇不可思议者。国人罕读外籍，初亦不之省也。清末，译事渐起。时则有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者，著《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译行之。易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主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deLacouperie）。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仑。以两族古代文化，曲相附会，绝不足信。国人以其新奇可喜也，颇有称述之者。又或以其说为蓝本，而自创新说，其引据杂乱，虽少愈于外人，实亦一邱之貉耳。28如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以西王母为华夏宗国，谓在小亚西亚。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谓西史之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而《吕览·古乐》，谓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取竹于大夏之西，其地实为汉族故国等是。甚有以《列子·黄帝》华胥之国相附会者。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举证据：为《周官》春官大宗伯典瑞《郑注》，谓地祇有神州之神，与昆仑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可见昆仑实为汉族故国。昆仑所在，则初信《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之说，谓汉代去古未远，武帝所案，必非无据，昆仑必今于阗河源之山。既又疑重源之说，于古无征，谓《禹贡》黑水，即今长江上源，故此水古名泸水，黑水西河惟雍州者，雍州西南界，抵今青海木鲁乌苏。华阳黑水惟梁州者，梁州西界，抵今西康金沙江也。然则古之昆仑，必即今黄河上源之山矣。自谓所据，皆为雅言。由今思之，河出昆仑墟，盖古代谬悠之说。实与阆风、县圃等，同为想像之辞，未容凿求所在。即黑水亦然。作《禹贡》者，于西南地理，初不审谛，根据传说，率尔书之耳。《郑注》据《疏》本于《括地象》。纬候之作，伪起哀、平，则正西域既通后之所造也。夫民族缘起，必远在有史之前，而诸说皆以故书为据，且多不可信据之书，其无足采，不俟言矣。今故不更广征，以免繁冗。

民国以来，发掘之业稍盛。乃有据考古之学，以言吾族缘起者。发掘所得，以河北房山县周口店之遗迹为最古。其事实始于民国纪元前九年。先是有德医家哈白勒（Dr.K.A.Haberer）者，尝在北平买得龙骨，以寄其国明星大学教授舒罗塞（Prof.Max Schlosser）。是年，舒氏于其中得一臼齿，谓为人类或类人猿之遗。因谓人类元始，或可于中国求之。以其物得自药肆，来历不明，人不之重也。入民国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兼考古生物。十二（1923）、十三年（1924）间，师丹师基（Dr.O.Zdansky）在周口店得化石。以寄瑞典阿不萨拉大学教授韦满（Prof.C.Wiman）。十五年（1926），又得前臼齿、臼齿各一。研究之后，断其出于人类。是年，瑞典太子来游北平，世界考古学会会长也。北平学术团体，开会欢迎。安特生（Dr.J.G.Andersson）即席宣布其事，名之为北京齿（Peking tooth），而名生是齿者为北京人（Peking man）。十六年，步林（Dr.B.B.Bohlin）又得下臼齿一。步达生（Dr.Davidson Black）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亦断为人齿，而名生是齿者曰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案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后又续得牙床、头骨等。事遂明白无疑，为科学家所共信矣。案人类遗骨之最古者，当推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西元千八百九十一二年间，发见于爪哇之突林尼（Trinil）。次则皮尔当之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北京人之形体，据科学家说，当在猿人之后，曙人之前，距今约四十万年，自不能谓与中国人有关系。然真人（Homo sapiens）之出现，约在距今二万五千年前。其时有所谓克罗麦曩人（Cro Magnon race）者似系白种之祖。格林马底人（Grimaldi race）者，似系黑种之祖。而黄种之祖，则无所见。林惠祥云：有史时代，黄种率在亚洲之东。自新疆以西，即为白人。然则有史之先，非有极大迁徙，黄种即当生于东方。人类学家有所谓“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者，谓文化传播，苟不受阻阂，向四方之发展必均；而其缘起之地，则在其中点。文化与种族相连，亦可借以论种族。新疆为黄种西界，而美洲土人，亦为黄种，则其东界实在美洲。黄种发祥，当在二者之中，即亚洲东境。见所撰《中国民族史》第三章。此说颇有见地。北京人之发见，虽与中国民族无涉，仍可资以讨论黄种之缘起矣。然人种缘起是一事，民族缘起又是一事，要与中国民族无关也。美国人类学家，或谓：一百万年前，北极一带，气候甚暖，哺乳动物，皆原于是。其后气候稍变，动物南迁。时则中亚地尚低平，为半热带林木所覆蔽。猿类仍依榛莽，人类渐人平地。人、猿之分，实由于此。夫动物既由北而南，则原人亦或初居于北。北说陆懋德主之，见所撰《文化史》，载《学衡杂志》第四十一期。因之，迩来美国探险队，屡游蒙古，探索甚殷。得大动物遗骸甚多。亦有各时代及极古器物。然人类遗骸，卒无所得，则证据究尚不足。抑即有所得，亦为荒古之事，以论人类缘起则可，以论中国民族原起，仍渺不相涉也。近岁发掘之业，使中国民族原起，更生新说者，莫如民国十年（1921）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十二（1923）、十三年（1924）甘肃临夏、旧导河县。宁定、民勤，旧镇番县。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之役。皆地质调查所所掘。此诸地方，皆得有采色陶器。与俄属土耳其斯单及欧俄、意、希、东欧诸国相似。与安诺（Anau）、在俄属土耳其斯单阿思嘉巴（Askabad）附近。苏萨（Susa）波斯旧都。在西南境，近海。两处尤酷似。安特生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南北两山间而抵皋兰。见所著《甘肃考古记》，及《地质丛报》中《中华远古之文化》。曾友松《中国原始社会探究》主之。谓邃古中亚，温暖宜人。后直冰期，为所掩抑，民乃迁移。西南行者，经小亚细亚入非洲。东北行者，入外蒙古、西伯利亚、美洲，南行者入印度、南洋群岛。东南行者入中国以及日本。冰期既逝，气候稍复。远出者或复归，或遂散播。时当旧石器之高期。久之，还归者复四出。或适北欧，或由里海至两河间，阿母、锡尔。或至非洲，或走蒙古、西伯利亚。其居巴勒哈什湖、伊犁河畔者，则中国民族也。其时西北山岭，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人以田猎为业。迨入塔里木河流域而知渔。时当新石器初期。及其中期，则入甘、青、宁夏。至末期，乃向绥远、陕西，东至山西、河南，西南至西康。此时渐事农牧，其文化中心在甘肃。及石铜兼用之世，则进入湖北、安徽、山东，而其文化中心在河南。故甘、青遗址，为新石器、紫铜器两期，仰韶村、沙锅屯略同，而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则在青铜器之世也。《甘肃考古记》，综诸遗址，分为六期，见下章。是说也，论者称为新西来说。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缪凤林、金兆梓驳之。谓安特生以仰韶采陶与欧洲及土耳其相似，而疑其同出一原，尝以其说质施米特（H.Schmidt），德国考古学家，尝在安诺研究者。施米特不以为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考古新疆，得汉、唐遗物甚多，先秦物则一无所有。采陶之术，起于巴比伦，事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其传至小亚西亚，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传至希腊，则在二千年至一千年间。阅时皆在千年以上。河南、甘肃，初期皆无铜器，度其时必早于西元前二千五百年，何以传播反速？且安诺、苏萨，皆有铜器，范金之术，何不与制陶之技并传乎？夫文化果自西来，则必愈东而愈薄。甘肃陶器，安特生固谓其采色、图案，皆胜河南，然又谓陶质之薄而坚，及其设色琢磨，皆在河南之下，因此不敢坚执二者之相同，则谓其来自西方，似无确据。吴金鼎《高井台子三种陶器概论》，谓甘、青陶器，实与河南、山西不同，载《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又中国文化，苟与西方关系甚深，则种族之间，亦必有关系，何以仰韶村、沙锅屯人骨，步达生又谓与今华北人相同乎？缪氏文曰《中国民族由来论》，见《史学杂志》二卷二、三、四期。金氏文曰《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期。步达生之说，见所著《奉天沙锅屯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然则新西来说，似亦未足据也。近数年来，又有主张中国民族，起自东南者。其原，由于江、浙、山东古物之发见。民国十九年（1930），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栖霞山西北甘夏镇，发掘六朝陵墓。卫聚贤主其事。得新石器时代石器数事。是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历城城子崖；二十二年（1933），又与中央研究院合掘滕县安上村；皆得有黑色陶器。其甲骨则类殷墟。二十四、五（1935、1936）两年，江苏武进之奄城，金山之戚家墩，吴县之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之古荡、良渚，吴兴之钱山漾，嘉兴之双桥，平湖之乍浦，海盐之澉浦，屡得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及陶器。杭县有黑陶，与山东所得绝相类。于是东南与西北之文化，得一沟通之迹。南京、江、浙陶器，文理皆为几何形，山东邹县及二十六年（1937）福建武平所发现者亦然，与河域陶器，为条文、席文者，迥不相同，而与香港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陈列。及辽宁金县貔子窝民国十六年（1927），日本滨田耕作所发掘。所得，转若相类。台湾番族陶器文理，虽与此殊科，服饰犹极相似。西南苗族，制器之技殊拙，其制几何形图案则工。滨田耕作云：山东、辽宁，皆有有孔石斧。陕西亦有之。朝鲜、日本及太平洋沿岸，则有有孔石厨刀。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或与中国铜器相类。北美阿拉斯加土器，亦有似中国者。见所著《东亚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出版。松本广信谓印度支那及日本远州、武圆，皆有有肩石斧，古代铜鼓，或绘其形。见《人类学杂志》。又太平洋沿岸及南洋群岛，皆有有沟石斧，而二十年（1931）林惠祥在厦门，二十六年（1937）梁惠溥在武平拾得石锛，背亦有沟。见陈志良《福建武平石器》。则古代文化，与东南洋之关系，殊为深切。中央研究院自十七年（1928）以后，迭在河南发掘。濬县之辛村，巩县之塌坡，皆获有黑陶。安阳侯家庄，溶县大赉店，则黑陶采陶并有。而其时代，黑陶在后，采陶在先，可见东西两文化交会之迹。卫聚贤云：河域陶器，皆为条文、席文，惟殷墟兼有几何文。江、浙石器时代，有戈、矛，有钺，南洋土人亦有钺。河域皆无之，殷墟独有。见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予案《诗·商颂·长发》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即《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所本也。可见殷人用钺甚旧。又云：今世所谓采陶者，以红色为地，饰以黑文，即《韩非子·十过篇》所谓“禹之祭器，朱染其内，黑画其外”者。甘肃所出，地为浅红色。间有深红，则类于紫。所画黑色既浅，笔画亦粗。仰韶村及山西夏县西阴村十五年（1926）清华大学研究院所发掘。所出，则红色分深浅两种，较甘肃为鲜明。所画黑色较深，笔画亦细。又有画白色者，为甘肃所无。《史记·五帝本纪》言舜陶河滨，《左氏》襄公二十五年，谓虞阏父为周陶正，则虞人善陶。虞即吴，殷人起于东南，盖亦善陶。河南、山西陶器，盖参以殷人之技，故其制益精。见所著《中国古文化自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及《浙江石器年代讨论》，皆载《吴越文化论丛》中。罗香林云：日本畿内、北陆、山阴、山阳、四国、九州，皆有铜铎，安艺则与铜剑并出。此物中国古代亦有之，《淮南子·缪称》谓“吴铎以声自破”，《盐铁论·利议》谓“吴铎以舌自破”是也。晋愍帝建兴四年（316），晋陵今武进尝得之。见所著《古代越族文化》。予案此物传人河域，盖即木铎之祖。29河域少金，乃改用木。东南用青铜器，早于河域，见下章。卫聚贤云：河域无锡，江苏之无锡县，旧说谓周、秦间产锡，古语云：有锡争，无锡平，汉乃以无锡名县。古南方所用锡，盖在于是。见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亦见《吴越文化论丛》。予案卫说是也。无盖语辞，谓无锡平有锡争，则后人附会之语。良渚陶器之形，或为商、周铜器之祖。金祖同谓古器之回文，实自水浪而渐变，见所著《金山访古记》。秀州学会景印本。水浪文固当起于缘海之地。今河南发掘，既多贝类，有以为饰者。有以为币者。其大者或以为饮食器。又有水牛遗骸；又甲骨文中，已有米麦字；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皆足征其原起东南。滨田耕作云：甘、青、仰韶村、沙锅屯采陶，所绘皆动物形；所用颜色，同于中西亚。貔子窝亦有采陶，所绘皆几何形，颜色较劣，易剥落。此采陶亦石器时代物，可上推至西元前数千年。陈志良在南京，曾得一采色陶球。卫聚贤在镇江大谷山，亦曾得采色陶片。询诸土人，谓类此者尚多。见卫聚贤《江苏古文化时期新估定》。附刊《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报告》后。吴越史地研究会本。则东南亦有采陶，不待西方之传播，安特生之论，自未可偏据也。

谓西方文化，曾传播于东方，亦非无征不信之论。然其时代，则有可商榷者。当西元前数世纪至后一世纪之间，有所谓斯西亚文化者。其原出于斯西亚民族（Sytuirn）。地在黑海北之草原，东暨叶尼塞河上流。亦或称斯西亚西伯利亚文化。属于青铜器时期。今绥远一带，有其遗迹。故又或称为斯西亚蒙古文化焉。其前乎此者，则为新石器时代，甘、青采陶，与之相似者也。商、周铜器，文理或原于动物形，如螭龙饕餮之类。或谓实本于斯西亚。然此等文化，盛行于西伯利亚，其年代尚后于周，而我国铜器之饰，殷时业已盛行矣。况斯西亚所绘皆大动物，其形生动猛鸷，我国古铜器，则殊不然乎？李济《殷商陶器初论》。朔垂文化，现经中外人士，累加勘察，大体已可概见。自长城以北，可分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三种。打制石器，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遗迹环绕沙漠。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其时代遗物，或类西伯利亚及北欧，亦有类西南亚及中欧者。此两种石器，皆猎牧民族所为。惟磨制石器，出于河域之农耕民族。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之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者极相似，可以知其所由来。打制石器，多在西辽河、松花江以北。辽河下流及老哈河流域，则打制、磨制，二者并存。磨制石器，北抵黑龙江之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可见此三种文化之分野。西南亚之文化，尝西至甘、青，东至绥远，自系事实，然其时代，必不能早于东南方，亦非中国文化之骨干也。民国十七年（1928），洛阳东北金村，因大水发见古墓，其钟之文理，近于安徽寿县之铜器。铜器则错以金银，并嵌以水银像。其像颧骨甚高，日本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皆断为胡人。此亦一东西文化交会之迹也。其墓，论者谓属战国时，未知信否。即如所言，自考古学言之，为时亦已晚矣。滨田耕作云：鬲为中国所独有，盖鼎之所自出。辽东甚多，仰韶亦有，甘、青前三期无之，第四期乃有，至第五期则多矣。此可见东方文化，传播于西方之迹，并可略考其时代也。

中国文化，原于东南湿热之区，江海之会，书史所载，可为证据者本甚多。如食之主子鱼与植物也；衣之用麻丝，且其制宽博也；人所聚处曰州；其宫室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也；币之多用贝也；宗教之敬畏龙蛇也皆是。西洋文化，始于埃及，继以巴比仑，更继以波斯，又继以叙利亚，希腊，迦太基，盖事同一律矣。然泛言东南，则将与马来人混，是亦不可无辨也。马来即古越人，亦为吾族分支之一，然与汉族自有区别。有史以来，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其俗执之甚固，度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也。黥额文身，本系一事。五刑之黥，盖起于以异族为奴隶，其后则本族之有罪者，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以此为异族之识，则吾族本无此俗可知，二也。马来之俗，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三也。殷墟有柱础人，文身，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此可谓殷人起自东南，效越人瑑刻之技以为饰耳，不可谓殷人有文身之俗也。梁任公谓今福建人骨骼肤色，皆与诸夏异；见所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林惠祥谓闽人体质，颇类马来；见《中国民族史》第六章。则后世自不能无混合，此且恐不止闽人。然在古代自各异，清野谦次谓貔子窝人骨，类今华北人，与仰韶村、沙锅屯亦极相似。可见汉族自为一支，东西两种文化，并为其所吸受也。

《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人为大蒙。”可见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故《释地》又云：“中有岱岳。”《礼运》谓“因名山以升中于天”，此古封禅告成功者之所以必于是也。齐州即后世齐国之地，于《禹贡》为青州。在九州中偏于东北。然《尧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说，则北有幽，西北有并，东北有营；古代西南封，必不如《禹贡》之恢廓，其地固略居封域之中矣。李济谓城子崖之黑陶，实起自缘海。《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何天行谓城子崖及杭县黑陶，皆不及日照所出。见所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本。施昕更亦谓杭县黑陶传自山东，时代较后。见所著《杭县第二区遗址文化试掘简录》，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可见汉族缘起，必在震方也。

第四章　古史年代

历史之有年代，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在何时。举一事而不知其时，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然历史年代，有难言者。今设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而列国史实，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实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况于开化晚者，所记年代，尚不及此；又况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

吾国史籍，纪年始于共和，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早于西人通用之纪元八百四十一年，不可谓不早。纪年虽可逆计，究以顺计为便。国史确实年代，既早于西元近千年，苟无公用更善之法，自以率旧为是。以孔子生年纪元，后于共和二百九十年。若以黄帝纪元，则其年代绝不确实矣。乃近人震于欧、美一时之盛强，欲弃其所固有者而从之，称彼所用者为世界公历。夫东西文化，各占世界之半，彼之所记者，亦一隅之事耳，何公之有？近数百年来，西洋文化，固较东洋为发皇，然此乃一时之事，安知数十百年后，我之文化，不更优于彼？况于中西历法不同，舍旧谋新，旧籍月日，无一不须换算，其烦重为何如？又况旧史有祇记年月而不记日者，并有祇记年而不记月日者，又将何从换算邪？

《韩非·说难》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前827），后于共和纪元十有四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前722），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后于共和元年（前8430）百十有九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见于《尚书》者：尧在位七十载而咨四岳，四岳举舜，后二十八载而殂落。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尧典》今本《舜典》。殷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今文以为大甲。三十有三年。其后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诰》。穆王享国百年。《吕刑》。盖所谓“或颇有”者也。案古人言数，多不审谛。《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荣伊之言，固已荒诞，孔子之言，虽稍近理，亦岂得实？又《小戴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果如其言，文王死时，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为武王同母弟，极小亦当七十；而犹能诛纣，伐奄，有是理乎？盖古人好举成数。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今人所举成数，至十而止，古人则并及于百耳。明乎此，则知《尚书》所举尧、舜之年，皆适得百岁，亦举成数之习则然，非事实也。《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则尧年九十八。若言七十实七十二，则适百岁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此即《尧典》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之说。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强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亦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至百岁，在位适三十九年也。舜相尧历一世，则尧之举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时矣。然则《尚书》之言尧舜，盖先億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耳。《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为本百岁。盖凡运祚非短促者，皆以百岁言之也。昔人言君主年岁，于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寿，似亦不甚分别。《周书·度邑》载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于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此言似自文王时起计，以文王受命称王也。然则享国五十，乃以年寿言之。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后，则文王死时，武王年三十余，周公当不满三十。《无逸》历举殷、周贤王，享国长久者，以歆动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寿不长。《中庸》言武王未受命，盖以其克殷后未久而殂，非谓其受命在耄耋时也。高宗享国，《汉石经残碑》作百年，《史记·鲁世家》作五十五年。盖当以《石经》为是。《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而《史记·周本纪》谓“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今之《尚书》，必后人所億改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年数巧合，当无讹谬。刘歆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从之。见《诗·文王疏》。盖以《周书·文传》，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大子发之文，九年犹在，明其七年未崩。案《史记》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年代与刘歆异，而谓再期在大祥而东伐同。《伯夷列传》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岂有再期而犹未葬者？《楚辞·天问》曰：“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淮南·齐俗》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一，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然则武王当日，盖秘丧以伐纣；后周人自讳其事，谓在再期大祥之后；然文王死即东兵，犹为后人所能忆，其事终不可讳；作《周书》者，遂误将文王之死，移后二年也。此等零星材料亦非无有。然前后不相衔接，无从整齐排比，孔子之所以弗论次也。

然共和以前，年代虽不可具知，其大略，儒家固犹能言之。《孟子·公孙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言：“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昭王之功曰：“收八百岁之畜积。”其说皆略相符会，盖必有所受之。刘歆作《世经》，推校前世年岁，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后人虽多议其疏，后汉安帝时，尚书令忠，訾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记》，差缪数百。杜预、何承天亦皆讥之。见《续汉书·律历志》及注。然其大体，相去固不甚远。由其略以古人之言为据也。若张寿王、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前78）汉昭帝年号。六千余岁；宝长安、单安国、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皆见《汉书·律历志》。则大相径庭矣。《汉志》言寿王移帝王年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盖所谓言不雅驯者，固不当骛异而疑习见之说也。

共和以前年岁，亦间有可考者。如《史记·晋世家》云“靖侯以来，年纪可推”；《汉书·律历志》言“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又《史记·周本纪》，载厉王立三十年而用荣夷公，三十四年，告召公能弭谤，三年而国相与叛袭王是也。然此等必断续不完具；亦且诸说相校，必有龃龉而不可通者；如《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纪秦诸君在位年数，即有异同。一国如是，众国可知矣。此史公所以不为之表也。

言上古年代者，至纬候而始侈，盖汉人据历法所造也。《广雅·释天》云：

“天地辟设，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曰九头，五龙，摄提，合雒，连通，序命，循蜚，因提，禅通，流讫。”王念孙校改为疏讫。《书序疏》引《广雅》作流讫。《校勘记》云：“流讫王本改疏讫。”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当作纪卅二万七千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脩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二说十纪之名相同，循蜚脩飞，因提回提，流记流讫之不同，当系字误，惟无由知孰正孰误耳。而年数互异。案《续汉书·历志》，载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议历法，谓《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诗·文王疏》引《乾凿度》，谓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文王》以西伯受命；则《广雅》实据《元命苞》《乾凿度》以立言。《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谓自开辟至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则《三皇本纪》所本也。《汉书·王莽传》：“莽改元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三统历以十九年为章，四章七十六年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为纪，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与六百十三相因之数；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者，三万六千与九十一相因之数也。盖其所本者如此。

汉人言古帝王世数，亦有甚侈者。《礼记·祭法正义》云：“《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校勘记》云：“《监、毛本》同。《闽本》二千作一千。惠栋校《宋本》同。”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案《诗·生民疏》引《命历序》云“颛顼传九世”，未知孰是。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又标题下《疏》引《易纬·通卦验》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艺论》云：“遂王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方叔玑《注》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序命纪。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雒三，连通六，序命四。”《疏》云：“谯周《古史考》，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其文不同。”《曲礼疏》引谯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亦纬候既兴后之说也。

《书疏》引《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云：“本惟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案《乾凿度》谓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而文王受命，今益三百六十岁，更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较二百七十六万年，尚少十八，则《乾凿度》与《雒师谋》不同。依《乾凿度》，文王受命，当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岁。若依《世经》，则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七年；其明年，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鲁；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集解》引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前841），岁在庚申，讫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凡三百六十五年。”又《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自周乙巳至元鼎四年（前113）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汉之九十四年也。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封周后也。”案《六国表》：起周元王，讫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前475），至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依《史记》年表，共和至赧王，凡五百八十六年；至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则七百四十五年也。《正义·论史例》云：“大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张氏此言，自共和以后，当以《史记》本书为据。共和以前，除舜三十九年，见于本书外，《集解》引皇甫谧：黄帝百，颛顼七十八，喾七十，《御览·皇王部》引作七十五。挚九，尧九十八；《世纪》古帝王年数，伏牺百，神农百二十，少昊百，亦皆成数。惟颛顼、帝喾不然，未知何故。然《御览》又引陶弘景，谓帝喾在位六十三年，《路史》同。六十三加七十八，加九，几百五十，则亦成数矣。此等亦必有其由，惜无可考也。又引《竹书纪年》，谓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汤灭夏以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正义》引《竹书》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七百之七，当系误字。周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正义》皆无异说，亦未尝别有征引，似当同之。依此计算，自黄帝至周幽王，合一千六百十八年。东周以下，依《史记》本书计，至天汉四年（前97），合六百七十四年。两数合计，凡二千二百九十二年。较二千四百一十三，尚少百二十一。未知张氏何所依据也。又《水经·瓠子河注》，谓成阳尧妃祠，有汉建宁五年（172）成阳令管遵所立碑，记尧即位至永嘉三年（309），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北史·张彝传》，言彝上《列帝图》，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一年。亦未知其何据。

《路史》引《易纬稽览图》云：“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此造《竹书》者所据也。造《竹书》者，盖以为羿、浞之乱，历四十年，故益四百三十一为四百七十一。此书真本，盖亦未尝有传于后，唐人所据，其伪亦与明人所造等耳。夫魏史必出于晋，晋史于靖侯以上，已不能具其年数，安能详夏、殷以前？况晋又何所受之欤？受之周欤？周何为秘之，虽鲁号秉周礼者，亦不得闻，而独畀之唐叔？且韩亦三晋之一，何以韩非言唐、虞以来年数，其不审谛，亦与孟子同？即魏人亦未有能详言古代年数者。岂又闷之生人，而独藏诸王之冢中欤？于情于理，无一可通。31故《竹书》而有共和以前之纪年，即知其不足信，更不必问其所纪者如何也。

以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又有讹误；故其所推，卒不尽可据也。刘歆而后，宋邵雍又有《皇极经世书》，推尧元年为甲辰，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亦未知其何据。金履祥作《通鉴纲目前纶》用之，元、明以降，《纲目》盛行，流俗言古史者遂多沿焉。

先史之世，无年可纪，史家乃以时代代纪年。年代愈古，则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时代愈长。看似粗略，然愈古则演进愈迟，变异亦愈少，据其器物，固亦可想见其大略也。分画先史时期，大别为旧石器（palaeolithic age）、新石器（neolithic age）、青铜器（bronze age）、铁器（iron age）四期。旧石器中，又分前后。前期三：曰芝良期（Chellean），其所用器，只有石斧，略别于未经制造者而已。曰曷朱良期（Acheulean），则兼有石刀。芝良期及曷朱良期，皆仅能以石击石，去其碎片，用其中心而已。其时代，约距今七万年至四十五万年。曰墨斯梯灵期（Mousterian），始能用石片，故其锋较锐。初有骨器，而为数甚少。其时代，约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后期亦三：曰阿里诺新期（Aurignacian），骨器稍多。始知雕塑，其艺颇为后人所称道。曰苏鲁脱灵期（Solutrean），石器两面有锋。骨器益多，制亦益善。曰马特兰宁期（Magdalenian），此期之用石器，非复以石击石，而有似钻之物，介于其间，故其大小可以自如。此三期，约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六期之后，别有所谓阿奇林期者（Azilian），骨器既衰，石器亦小，考古者名之曰小石器（microlith）。考古者億32想其时，或为用土器之萌芽焉。然陶器之迹无存，故称之曰尾旧石器时期（Epipalaeolithic）。新旧石器之别，非仅以其精粗，亦视其有无弓矢等物以为断，而陶器之有无，尤为考古家所重。有陶器，则视为新石器之始；无陶器，则视为旧石器之终。旧石器时代，大抵恃搜集为生。新石器时代，始知渔猎，多能用火。其末期，且有进于农牧，知用铜者。然紫铜之器，不坚而易坏，故仍列石器期中，至能合铜锡为青铜，乃别为铜器时代也。铜器时代，人以农牧为生。有氏族，新石器时代行图腾制。宗教亦有统系，前此行杂乱之拜物教。人群之规制稍备矣。文字之兴，实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故石器时代，适为先史时代，铜器铁器时代，适为有史时代也。以上所论，皆据欧洲考古学家之说，吾国发掘之业，方在权舆，自不能不借助他山，以资推论。然人群进化，异地同符，铢铢而较之，一若不胜其异。苟略其细而观其大，自有一致百虑，同归殊涂者。观其会通，与曲说附会，相似而实不同，固不可以不辨也。

吾国发掘所获遗迹，当列旧石器时代者有五：曰周口店，略视墨斯灵梯期。曰河套，民国十二年（1923），德日进（PèreTeilharddeChardin）、桑志华（PèreE.Licent）所发掘。一为无定河。一为宁夏南之水洞沟。案此外甘肃东境，山西、陕西北境，亦有零星旧石器。曰周口店之上洞，皆在旧石器后期。河套遗迹较古，盖在后期之始。上洞骨器制作颇精，饰物技艺亦优，当在后期之终，于黑龙江呼伦之达赖湖为近。亦德日进、桑志华所掘。达赖湖及广西桂林武鸣遗迹民国二十四年（1935），杨锺健、裴文中与德日进同掘。皆在尾旧石器时期。然武鸣有一石器步日耶（H.Breuil）以为系属重制，则其前，尚当有更古之旧石器时期也。新石器时代，甘、青及河南遗迹，安特生分为六期：曰齐家期，约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曰仰韶期，自三千二百年至二千九百年。曰马厂期，自二千九百年至二千六百年。

为新石器及石铜过渡时期。曰新店期，自二千六百年至二千三百年。曰寺洼期，自二千三百年至一千年。曰沙井期，自二千年至一千七百年，则入铜器时期矣。铜器时期，南方似较北方为早。良渚钱山漾，皆有粗制石器。钱山漾尤多。而古荡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转而入。又多石英器，其质甚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可见南方文化，历时甚长。惜乎发掘不多，时代尚难推断。然北方之知用铜，系由南方传授，则似无可疑者。殷人起子东南，已如上章所述。殷墟铜器，据地质调查所所化验，含锡逾百分之五；中央研究院所化验，含锡逾百分之十；其为青铜器无疑。日本道野松鹤，分析其若干种，以其中不含锡，指为纯铜器时期（copperage）。梅原末治则云：其中虽不含锡，而含铅、铁、砒素颇多，兵器则仍含锡。然则他器之不含锡，盖由中原锡少而然。抑铜锡器之始，必用为兵，久之乃以为他器。殷墟之兵，文理悉类鼎彝，盖非以资实用，则其进于铜器时代久矣。见所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考》。胡厚宣译，商务印书馆本。予案《越绝书》载风胡子之言，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又载薛烛之言，称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见《外传·宝剑篇》。则石铜二器之递嬗，昔人早已知之。33南方所用者，确系铬合铜锡，亦无疑义。《史记·李斯列传》，斯上书谏逐客，云“江南金锡不为用”，亦可见南方制器，兼用铜锡。古书皆言蚩尤制兵，虽不审谛，要非绝无根据。然则南方之知用铜，尚在黄帝之先。夏以后，其技乃稍传于北，故有铸鼎象物之说。《左氏》宣公三年。黄帝与禹，年代皆略有可考，则南方之知用铜，其年代亦可微窥也。今安阳之小屯村，十七年（1928）后，中央研究院陆续发掘。地质凡分三层：下层为石器，中层为石铜过渡之期，上层为铜器。历城之城子崖，地质亦分二层：下层为新石器，上层为铜器。小屯殷墟，城子崖为谭国故址，则铜器之传布于河域，年代又略可推矣。

第五章　开辟传说

传说中最早之帝王，莫如盘古。其说见于《三五历记》者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曰：“元气鸿蒙，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皆据《绎史》卷一引。《述异记》则曰：“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又云：“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案此诸说，显有不同。《述异记》首两说，与《五运历年记》之说，原本是一。此说与《三五历记》之说，并已窃印度传说，加以附会。《述异记》所谓先儒说者，与此似同实异，而与其所谓古说者，所本相同，盖中国之旧说也。至所谓吴、楚间说者，则又颇含史实，非尽神话。何以言之？

案印度古籍，有所谓《厄泰梨雅优婆尼沙昙》（Aitareya Upanishad）者。其说云：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后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风。此人有目，始有视，有视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听，有听乃有空。此人有肤，始有毛发，有毛发，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脐，始有出气，有出气，乃有死。此人有阴阳，始有精，有精，乃有水。又《外道小乘涅槃论》云：“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摩登伽经》云：“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为海。”《三五历记·五运历年记》及《述异记》第一二说，其为窃此等说，加以文饰而成，形迹显然，无待辞费。至其所谓先儒说者，虽若与此是一，然以盘古氏为生存，而不谓其已死，则显与其所谓古说者，同出一原，而与其第一二说，迥不相侔也。《路史·初三皇记》，谓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阴晴，此即《述异记》所谓古说，尚存于宋时者。《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此即一事而两传，与《述异记》所谓先儒说及古说相似，足见其为中国旧说。吴、楚间说，明言盘古氏有夫妻二人，且南海有其墓；南海中有其国，其人犹以盘古为姓；则人而非神矣。古氏族酋长，往往见尊为神，然不害于实有其人。故所谓吴、楚间说者，与所谓先儒说、古说，并不相悖。所谓先儒说古说者，虽涉荒怪，亦不能以此而疑吴、楚间说之凿空，不含史实也。然则所谓盘古氏者，必南方民族所共尊之古帝；南海中之盘古国，后虽僻处遐方，在古代，或实为南方民族之大宗矣。

《后汉书·南蛮传》，有所谓盘瓠者，以为高辛氏之畜狗，长沙武陵蛮之祖，此与盘古本渺不相涉，夏曾佑始谓与盘古是一，谓吾族误袭苗族神话为己有。见所著《古代史》。予昔亦信其说，今乃知其非是而不可以不辩也。夫夏氏之疑，乃谓吾族古帝，踪迹多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耳。吾族开化，实始于南，不始于北，已如第三章所述。然则古代神话，留遗岭表，又何怪焉？抑《后汉书》盘瓠之说，实仅指武陵一隅，尤显而易见者也。其说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王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其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此说依据蛮人地理、风俗、言语、服饰、居处及中国待之之宽典，其为秦、汉间人所文饰，显然不疑。《注》云：“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案石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路史·发挥》云：“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盘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里有盘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注》云：“《辰州图经》云：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像，今其中种有四：一曰七村归明户，起居饮食类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归明蛮人。三曰山。四曰仡僚。虽自为区别，而衣服趋向，大略相似。土俗以岁七月二十五日，种类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庙下，五日，祠以牛彘酒，椎鼓踏歌，谓之样。样，蛮语祭也。”卢溪，今湖南泸溪县。自唐至宋，遗迹犹存，种落可指，可见《后汉书》所云，乃一种落之故事，今乃以此推诸凡南蛮，并谓吾族称说，谓他人父，可谓重诬矣。干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皆谓蛮族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见《文献通考·四裔考》。《路史》谓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有盘古山，湘乡今湖南湘乡县。有盘古堡，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有盘古祠。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陕西长安县。皆有庙祀。又引《元丰九域志》，谓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有盘古冢庙。固与盘瓠绝不相干。今广西岩峒中，亦有盘古庙。兼祀天皇、地皇、人皇。此盖又受吾族传说改变。俗以旧历六月二日为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与《路史》所述荆湖南北，及《辰州图经》所述辰州土俗相类。而闽、浙畲民，亦有奉盘瓠为祖者，其画像仍作狗形。他种落传说，亦有自称狗种者。二者犹绝不相蒙，安得据音读相近，牵合为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