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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驱车南行200公里是河间献王的封地献县（汉河间王城所在地）。献王陵座落在县城东侧。位于西八册屯西100米处。 献王陵为西汉河间王刘德之墓。1996年11月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德因聪明、睿智，死后谥号“献”。但民间缘于刘德献书，又称他献书王，此属对献王的误解。又因陵墓俗称坟丘，故献王陵俚称汉王丘。 刘德死后葬于河间王城（今河城街南）之北偏西。这里南枕滹沱河，北踏长城堤，称做龙脉风水宝地。旧称陵墓占地百亩，封土60亩，墓外地40亩。今测封土南北长242米，东西宽197米，占地47674平方米。宝顶高出地面20米。封土为覆斗状梯形四层台。始建即有祠，并有皇室人员主持祭祀。 明嘉靖十三年（1534）对封土重加规整，并在宝顶前建献王祠。明隆庆五年（1571），清乾隆十三年（1748）两次重修，1946年又被毁，现仅存封土。 上世纪60年代，封土顶部被群众挖了6米的深洞。发现有木炭，以后填平。70年代，挖地道备战，出陶俑若干，恐坍塌而罢。宝顶北侧有沟壑深2米，宽8米至10米，长数十米。宝顶南建有沼气池，已废。封土密植杏、槐、榆、柳，保存基本完好。 原献王祠正殿4楹，殿堂正位为献王，并有毛公贯公配享。祠有东西厢房各4间，西为藏书阁，东曾为献麟书院。据传有地宫在祠后（宝顶下）是人们瞻仰献王悬棺和添灯油的处所。当地县府官员上任，学校学生开学都来此拜祭。清乾隆后，御道过往官员包括皇帝经过献县时，都必须来拜献王。 刘德，景帝次子，栗夫人所生，生于公元前172年，景帝前元二年（—155）封河间王，国都乐成。治所，今献县城东南7公里。 景帝子14人。薄皇后无子，失宠，被废。栗姬所生3人：长子刘荣、次子刘德、三子刘阏。刘荣曾被立为太子，因宫廷斗争被废，贬为临江王，又因建宫殿侵太庙地，将其下狱。不久郁愤自杀。长子死，刘德递补为长，因厌恶宫廷斗争，潜心习儒。三子刘阏，封临江王，三年而卒。王位由被贬的刘荣补承。程姬所生三人。长子，鲁恭王刘余，好宫室，一次为扩建宫院毁了孔宅，人报有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进一步毁坏。因只知享乐，武帝很放心。次子江都易王刘非，尚武，好刀马宫室，没政治头脑。三子胶西王刘端，横行不法，胡作非为。虽然阳萎，却喜近妇人，且拒谏饰非，被武帝杀。贾夫人生子二，长子赵敬王刘彭祖，巧佞好讼，凭法律害人。虽不得人心，却无危于皇权。二子中山靖王刘胜，豪华奢侈，专好酒色，有子120人。这样的酒囊饭袋，殖繁机器，武帝倒乐于帮衬。其人陪葬的金缕玉衣，给今人赚了大把的外汇。唐姬生一子：长沙王刘发，因生母卑微，封到长沙贫瘠狭地。唐姬原为程姬的侍者。一次召程姬，程姬不悦，侍者唐儿代应召。一夜得孕封唐姬，一生未再应召，郁闷而死。其子刘发也毫无作为。王美人生一子，即刘彻，后立为太子，继承大统，是为武帝。其母也改封为太后。王夫人（王美人暨王太后的妹妹）生四子：广川惠王刘越，一生平淡。胶东康王刘寄，平庸之辈。清河哀王刘乘，早夭。常山宪王刘舜，最幼，骄奢淫逸，受到武帝娇纵。这十四子中，除刘彻坐了皇帝外，十三王里刘德确实是“卓而不群”（司马光语）“独称贤”的（乾隆语）。但也正是独称贤，才遭到武帝的排挤、恫吓和压制,才造成汉武帝成了今文经派的班头，河间王成了古文经派的旗手。 刘德少时，还是黄老之学、道家文化成为治国指导思想的时期。当时的潮流有三：（1）经济生产恢复发展；（2）国家分裂走向统一；（3）思想文化，道儒融合。刘德自身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儿时，祖母的节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母亲的遇害，亲兄长的自杀，诸侯王的内乱又给他造成神伤。栗姬生性好妒，又恃宠自傲，不禁目无嫔妃，甚至目无君王。一次，景帝对栗姬说：“我百年之后，你要善待嫔妃和孩子们。”栗姬说：“我不是保姆，管不了那么多。”刘德从亲生母身上发现她少一种东西。刘荣作太子，本应以社稷为重，但对母亲的失宠却耿耿于怀，并安慰栗姬：“待儿继续大统，为母出气报仇。”当然刘荣的太子位被废掉了。刘德从胞兄的身上也发现缺什么东西。至于王美人、王夫人，姐妹伙同长公主联邦结派，排除异己，独霸后宫，至于七国之乱，忠良遇害，小人得志，刘德更是厌恶之极。不是与民休息吗？不是无为而治吗？这些胡作非为，无事生非是为什么？同时刘德也看到，高祖尊儒，惠帝尊儒，因开国老臣的反对未得实行。开国老臣、武功之臣为什么反对尊儒、抵制儒士？他们要的是养尊处优和保守既得利益。为什么不让贤，争权夺利？刘德看到先父景帝已置《诗》、《书》、《春秋》博士，有博士而无书，有书而无解，有解而不实，使刘德产生一种责任感，我要搜求古书，研究古书，整理古书，使中断80年的传统文化，礼乐之风，风行于世。 首先，刘德在《尚书》（今文尚书，即隶字“新”《尚书》）中似乎找到了一些社会现象的两个劣根，那就是缺少“德”字和“礼”字，正如儒生所说：西周崇尚周礼，重在德治。 他翻到《尚书·君奭篇》“天不可信，我道唯文王德延”。 刘德悟道：看来，天命不可信，道德大于天。 刘德又翻到《尚书·康诰篇》“文王克明德，慎罚。” 刘德悟道：德不但要始终贯彻，还要明。而刑罚要慎用。 刘德又翻到《尚书·诏诰篇》“不可不敬德”。 刘德悟出了：敬是第一需要，而出现现时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缺少这个德字。父皇为我取名为德，而人间正道又正需要德，我一定为万民树立德治的榜样，把德政变成治国大政。而这正是汉武帝又需要又惧怕的。 在搜求古籍的过程中，鲁恭王刘余从孔宅的夹壁墙中，得到了《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这是一次重大发现。但这些书中的文字人们却不认识。鲁恭王本来对于学术就没兴趣，这些经典文物书籍转送给了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孔安国一查对，此《尚书》比汉初伏生所传的《尚书》29篇多出了16篇。并且文字都是籀文，而非当世的隶体字。孔安国如获至宝，到京城献书，但是武帝君臣在这些先秦的真籍面前一下子变成了文盲。人们知道，河间王已得古书不少，并正在研究，于是召河间王博士贯公来京解“天书”。贯公看了说，现在世传的经书，应叫今文经，这样先秦的经书，应称古文经。武帝问：“古文，什么文？”贯公说：“黄帝之时，仓颉造字，头大尾细，形似蝌蚪，因用漆书写，故名漆书，又名蝌蚪书。周宣王时，太史籀造字，因用刀刻于简木板，名叫大篆，也称籀书。秦李斯，存其八分，去其二分，名曰小篆，也称八分书，专行于世。秦末，程邈又变大篆为隶书。是为官府书吏使用文字，故名。汉承秦制，沿用隶体。古文经所用为大篆即籀文，为今隶书之祖。”贯公捧经摊案，浏览一遍，将错简校正复原，然后一简一简，朗朗诵读。君臣无不惊诧。一卷读毕，武帝定定神色，问：“爱卿可能解释？”贯公说：“略知一二。”说着便引经据典，解释起来。原来这《尚书》自伏生传出后，又有多家传《书》，但每家解释各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问其凭据，都道：“师父是这样传的。”不能讲明所以。今贯公读已不同，讲解更异，问其所以，有理有据。理多根据《春秋》，据多引自《尔雅》。武帝问：“河间象你这般文才还有第二人吗？”贯公道：“毛公强我十倍。”武帝又问：“看来毛卿是你们古文经的导师了。”贯公道：“要说我们的导师，自然是河间千岁。”武帝一听，很不是滋味，几分羞意，几分戒心，但又不能失了皇帝威仪：“贯卿且记回复你家千岁：我对御兄学富五车十分敬佩。但须知，今文经是治国大法，古文经是迂儒说教。当年孔圣人、孟亚圣都四处碰壁，今天仍抱二圣的古牌位岂不撞墙翻车？” 刘德听了，对毛、贯等人说，“你们看怎么办？”颜真说：“如今京儒皆看人下菜之辈。皇上尊儒，一个个穿起儒服，打起儒旗，趋利市侩而已。我等藐之。”刘德说：“新儒追求的是仕进，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新儒要发展创新是好的，但发展离不开继承，创新离不开基础。我们的责任是把真儒承传下来，给创新打下基础。如果没这个继承和基础，发展必然迷失方向，创新必然走上歧途。要有天命，这就是上天给我们的大命，我们要承担起来。” 整个西汉，御用的今文经派在刘彻的支持下，春风得意，不少人借此青云直上。而汉河间（今献县）的古文经派在刘德的领导下，虽举步唯艰，但收效甚宏。 武帝元光五年（—130）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把依据文古经整校好的先秦六籍献给当朝。当时，献雅乐，对策三雍宫（未央、明堂、雍和），誉满朝野。对武帝所问三十余事，皆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旨明。汉武帝临轩赐酒，并说：“汤以七十里而王，文王百里而王。河间王，我的御兄，你努力吧。”这句半阴半阳的话犹睛空霹雳，呕心沥血换来的是猜忌和敌意。当时刘德献书、献乐、对策答问，本应是汉儒的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交流沟通融合的大好契机，但因主观上的君臣不和及的巫蛊事件，刘德所献之书被束之高阁，直到东汉才被刘向整理面世。从此，今文经渐湮，古文经盛传。而此时古文经的创立者们，毛、贯、颜、王等人以及他们的统帅刘德都几乎被历史遗忘了。 刘德，生在皇宫御院，是汉景帝的次子，母亲栗姬曾是父皇最宠之妃。同胞兄长刘荣为首立太子。太皇、父皇的大政运转，标示着国策将有所转变。母亲的凶顽，兄长的骄横，胞弟的早夭，使他悲哀、孤单、迷惘，促使他探索、奋斗、追求。河间王刘德在“与民休息”与“仁者爱人”的道与儒比较中，找到了二者恰似点“民本”或“人本”二字。 河间王刘德发现，异母弟皇帝刘彻所需之儒，已不是先秦纯学术儒，而是具有汉代特色的政治儒。即汉武帝刘彻选择的是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的新儒。然而，这些新儒对先秦儒学不甚了解。他们从仕途需要出发，以儒家文饰政治，用法家支持政治，用道家来调剂政治。刘德则认为，儒学是学术，不是政治。儒学的仁和礼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大道公理，是修身治世的道理，即道德规范。刘德说：“商汤曾说‘学习圣王的大道大德，好比日光；关起门来依靠个人那点小聪明，好比篝火。’我们说，舍弃圣王的教训就象不要日光，怎么能单独保守自己这点象篝火的小聪明呢？依靠个人小聪明只可以解决点小问题，不能把它称做大智慧。只有学问才可以使个人的智慧宽阔而明亮。”（见献王《说苑》）献王刘德发现当时的汉儒所论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然“独尊儒术”，所尊应是真儒。于是，他以献身于恢复先秦儒学的真实为己任，竭尽全力，探实求真。 刘德不但是个学者，而且是个行者。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道：“河间献王，生为帝王子，幼为人君。是时，列国诸侯，苟不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则裒奸聚猾，僣逆亡图。唯献王立节治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较实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诗》，最密；《左氏》与《春秋》为表里，三者不出，六艺不明。噫！微献王，六艺其遂翳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根据朱熹之说“天不降仲尼，万古长如夜”而此处司马光之意，人们发挥为“地不佑刘德，五经必断流。”司马光所赞，主要讲的是刘德作为学者一面。 刘德所行，正如他所学、所讲、所思、所想。刘德作为皇子的“不好侈靡而喜书，不喜浮辨而好正道，各慕之名而好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连他的父皇都看着别扭，尽管“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但江山社稷对他是无缘的。汉景帝前元二年（—155）封刘德为河间王，按皇子为一等诸侯王，一般封地十余城。但刘德仅欣然接受了4城，即汉代的四个县：乐成、武遂、候井、弓高。之所以欣然，是因为这里属古燕赵齐的文化繁荣之区，对他搜研古籍来说正是风水宝地。 刘德的王府建在乐成，为原河间王刘辟强的旧邸，刘辟强本为三级诸侯王，刘德对宫屋并未扩张，只是稍加修葺而已。但他对搜求古书和扩建学宫书院却是不惜重金，先在王府东侧建君子馆，给来投的儒生提供优雅环境。由于投奔的人越来越多，又在王府的西南的驿道旁，辟建日华宫，设馆20余所，房舍300余间，接纳学者700余，成为西汉最大的儒学院和藏书馆。 刘德和他的整校旧籍的助手们，虽为君臣，也是兄弟。当他献雅乐，对策三雍宫名声盛极之时，也是他遭到汉武帝威协、恐吓、猜忌最重之时。当时，刘德抖擞精神，使出解数，献上雅乐，又亲自指挥演奏。对策辟雍、明堂、未央三宫大殿，篇篇立论高深。回答策问，所涉30余事，皆治国匡邦安定社稷的精辟见解。群臣叹服。“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已属于口令“稍息、立正、向后转！”并进一步在“临轩赐酒”之后，又赏赐御酒三车，还保证此为一月量，按月送达。这又无异于喝令“卧倒”或“安息”！刘德知道自己的末日不远。于是召来毛公、贯公、颜真、王定等人，把整校先秦儒籍之事放权给他们，把他们推到一线，各位明确责任，放手大胆前进。刘德说：“德与诸位既然献身儒业，就要为儒业献身。德虽有位却无才，诸位无位而智富。自古真善多磨难。德愿为此先献身。”于是上表给汉武帝，极称毛、贯之贤，又请求封赠旌表二人，同时言及：京城到河间（今献县）甚远，送酒劳民伤财，请赐造酒师数人，在河间国（今献县、泊头一带）就地酿造，聊供畅饮，以宏圣恩。汉武帝准奏。 刘德外表沉溺酒色，王国国务悉数交付相国处理，自身却一面幕后支援毛、贯二人整传礼乐，一面潜心深研儒籍，务求探明真源本义。抽时又巡视乡间，扶弱济困。本来就“惠及鳏寡”的刘德，这次索性将圣上所赐御酒灌入乐成（今献县中南部，泊头西北部）的三个乡间水井，任凭百姓自由取饮。当时，酒决非农家饮品，而是王室和士大夫的才能享用的。如今黎民也喝上了御酒，个个红光满脸，精神倍增。 虽然刘德采用韬晦之计，以沉湎酒色，躲避了汉武帝的猜忌，又把整校古籍的重担交付毛、贯、颜、王等人，保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图书整理活动最后圆满完成。武帝元光五年（—130）冬十月，刘德兴冲冲献书上京，是年春正月，悲惨惨死于河间王城（今献县河城街）。[按：秦以建亥为岁首，但不改十月为正月。汉武帝太初元年，（—104）开始用干支纪年，改用太初历以建寅（正月）为岁首。献王献书和逝世的汉武帝元光五年（—130），仍在使用秦历，元光五年从十月开始，为第一个月，正月为第四个月。所以元光五年冬十月，相当于元光五年第一个月，而元光五年正月相当于元光五年第四个月。] 古文经派的旗手刘德，整校的古文经《诗》《书》《礼》《易》《春秋》《乐》《孝》东汉以后至今，被奉为儒家经典的主体。献王生活和奋斗过的这片热土，也因其历史的影响而得名献县，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五经之乡”、“诗经之乡”、“实事求是”之乡。 献王临终，召呼他的十三个儿子及长孙到病榻前说：“尔等为我生命之延，光吾学，守我志，儒统不废。”接着又唤来义子董恒：“你可继我之学，也可继乃翁（董仲舒）之学。然二学可同立不可同语。我儒，民儒也，乃翁，君儒也。请自择。”最后，传来内史丞王定。王定来，刘德已断气，王定泣血痛哭，刘德一口气缓来，但已语不成话。王定一边为之顺喉，一边说：“千岁，这就是你传承儒学的用处吗？”献王说：“正因为……”未尽而终。 献王酒 >大汉国酒 河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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