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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溯源

 沙之书001 2020-05-27

“实事”是我的牛叉阅读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阅读法的基础。其实,方法技巧还是处于“术”的一面,如果我们把阅读作为认识世界探求真理的一个部分,那么,把“实事”作为阅读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些求“道”之意。认知之偏差常受时空、教化及情绪之影响,破认知之壁障须以实事为基础。今天,我们就对“实事”一词作一次溯源之旅。

“实事”这个词源自班固在《汉书》对刘德的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三子,于公元前一五五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因献书多,去世后谥献,又称河间献王,当地百姓称其献书王。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想恢复儒学。而秦焚书坑儒后,典籍湮缺,再经秦末的战争,至汉代,典籍留存更加稀少,读书人也是凤毛麟角,想恢复儒学谈何容易。

在刘德眼里,“儒学”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是要回到孔孟理论的思想原点,深挖圣王时代的治理之道,找到儒学的本来面目。

于是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刘德所得书皆古文及先秦旧书,价值较高。其学举六经,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精儒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

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时间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一三六)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刘德,向他问策。《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名臣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汉武帝)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河间献王刘德在京师长安期间,还和一些儒臣进行过儒学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即记载有与刘德的对话,并涉及《孝经》,而《孝经》也是刘德所收集上来的佚书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转引宋代陈振孙曰:“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

刘德一心扑在古籍整理上,在收集整理儒学典籍上有极大功绩,在武帝京师问策中也表现出了极高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的武帝的赞赏。然后,汉武帝之所需经学,不过是需要儒生们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服务于政治统治,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和刘德的实事求是的儒学是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刘德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之时,也是汉武帝对刘德的猜忌之心渐起之日。

最后,汉武帝的猜忌之心发酵得厉害,向刘德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刘德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用。

心灰意冷的刘德回到封国后,纵酒听乐,自我麻痹。四个月后,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

刘德在当世可称得上是一位十分难得的贤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王公贵人不好侈靡而喜书者,固鲜矣。不喜浮辩而好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者无一二焉。”),他的遭遇,引起了后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唏嘘感叹。兹录后人两首诗:

河间献王墓

唐·张继

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

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

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策几篇。

雅乐未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

北行过河间

北宋·王安石

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

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

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

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

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

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评价刘德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班固看来,刘德的这种思想、行为,只能用“实事求是”来形容。通俗而言,一件事物的是与非,不能凭个人喜恶,而应当是什么就说什么,以实证来求索真相。

唐初,经学家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指出“实事求是”的本意,是说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在南宋朱熹看来,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意思是穷尽事物的道理,深究至每个角落,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格物致知”。

明代王阳明则针对当时的崇尚空谈之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合一”学说,与“实事求是”思想一脉相成。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派”兴起,学者们高度推崇“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力求通过严谨考证来恢复四书五经的原始含义。有一位学者凌廷堪提出,“昔河间(古河间今河北献县)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意思是,客观事实明摆在那里,不会因为个人的强辞多理而改变。

其后,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一直影响到曾国藩和盛怀宣,及民国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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