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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40---汉朝昌邑王刘贺、宣帝刘询

2013-02-20  山乡武侠

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40---汉朝昌邑王刘贺、宣帝刘询  

 

第9任少帝刘贺

 
(?—公元前59年),史称昌邑王,五岁时袭父刘髆封为昌邑王。 
  汉武帝时,最初李广利、刘屈牦因为策划谋立昌邑哀王刘髆为太子,被汉武帝识破而灭族。武帝儿子汉昭帝逝后,因无子,公元前74年六月霍光等迎立他继位。 
  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载刘贺罪行“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刘贺在即位二十七天内,就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平均一天四十件。霍光以其不堪重任,与大臣奏请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汉昭帝皇后上官氏)下诏,于同月废黜了他,并亲自送他回到封地昌邑,削去王号,给他食邑二千户。同年,霍光尊立卫太子唯一的遗孙刘病已为宣帝。元康二年,霍光写信给山阳太守张敝:“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要求当地官员密切监视刘贺。从各种证据看来,刘贺之立废,实乃削权之举。前63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

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38汉朝 - hubao.an - hubao.an的博客第10任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又字谋,即位后改名刘询,西汉第七位皇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9年在位)。他是汉武帝刘彻嫡曾孙、戾太子刘据孙、史皇孙刘进子。因汉昭帝无子,昌邑王刘贺又被废,所以在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18岁的刘病已先被上官太后封为阳武侯,一个时辰后即被立为皇帝,改名刘询,宣帝改名“询”的理由是“病”、“已”两字太过常用,臣民避讳不易。 
  宣帝刘询因少遭不幸(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流落民间,察知民间疾苦,所以即位之后,能躬行节俭,多次下令节省开支。刘询为人聪明刚毅,高才好学,为政励精图治,史称“中兴”。然而宣帝刘询从出生到即位,再到亲政,既坎坷多难,又极富传奇色彩。

废黜昌邑王刘贺之后,光禄大夫、给事中(内朝官)邴吉,建议把流落民间的汉武帝曾孙刘病已迎入宫中,入继昭帝大统。这时,在汉武帝的后代中,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邴吉又极力赞扬这位18岁的皇孙“通经术,有美才,行安节和”。大臣会议同意了邴吉的提议,派宗正刘德驾车到长安尚冠里,将这位新君奉迎入未央宫。那么,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什么同意立刘病已为新皇帝呢?  薄弱的根基
  当年戾太子刘据有个妾叫史良娣,生下了皇孙刘进。刘据共有3个儿子,为了加以区别,就以其外祖母家姓称刘进为史皇孙。史皇孙长大成人后,娶妻王翁须,生下了儿子刘病已。数月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戾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王夫人和这一家族的其他人先后遇害,只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刘病已保留了一条活命,被送进了监狱。

 

 因为有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命令处死所有犯人,典狱官邴吉据理力争,保住了刘病已的性命。第二天武帝就撤销了这道命令。由于他还是个婴儿,邴吉在狱中挑选两位女囚做他的奶娘。刘据一案平反后,在刘病已5岁这年,邴吉再一次把他抱上了自己的车座,送到了鲁国他的祖母史良娣家族寄居。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非常疼爱,不顾年老体衰亲自照料他的生活。邴吉还及时将刘病已已被赦免的消息上报给了掖庭宫廷官署。从此,刘病已的名字被记在了宗室的族谱上,他的生活费用也全由朝廷提供。这时的掖庭令张贺,原来曾当过戾太子刘据的家吏,顾念主人的旧恩,对这位皇曾孙关怀备至。他用自家的私钱为刘病已延师受学。 
  眼看刘病已一天天长大,掖庭令张贺开始为这个落魄皇孙的终身大事着急,为刘病已聘下了掖庭监狱的典狱长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于是,17岁的落难皇孙刘病已娶了许平君,一年后就有了儿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没过几个月,刘病已变成了刘询,成了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皇帝。汉宣帝起自民间,根基薄弱,易于操纵,这是霍光选立他的原因之一。

  谶言的出现
  谶言,又称谶纬,是流行于两汉之际的宗教神学。所谓“谶”,就是某种有待应验的宗教预言、隐语;而“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衍生成补充儒学经典的意思。“谶”来自于天命所托,又叫“符命”“谶记”等等;“纬”则假借了神化了的孔子的名义。大致说来,谶纬就是根据某些神秘的启示验证人事的言论。谶纬之兴,是经学畸变和社会危机共生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为动荡时事的政治角逐提供了一种便捷有效的舆论工具。
  昭帝在世时,人们也许看到他体弱无子,便有一种流言悄悄在朝野上下不胫而走。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正月,传说泰山莱芜山南有数千人看见有块高1丈5尺,长48围的巨石,忽然自己竖立起来,插进地里8尺,下边还有3块小石为足。又据说,皇家上林苑中,有棵大柳树倒地枯死,又自己站起来复活了,上面还有小虫咬食树叶而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谶言中的“公孙”是何意?“病已”是谁?此事是编造的吗?从西汉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但至少可以看出,刘据的悲剧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当时的人们思慕着卫太子,对昭帝即位后未能给卫太子平反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已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冲击着霍光权移主上的现实。霍光是知时务的聪明人,他知道这股思潮是不能抗,只能顺的,拥立刘病已既可上承天意,又可使自己转被动为主动,遂了容易操纵新君的心愿。这是霍光选立刘病已的原因之二。 
  然而,宣帝也会像昭帝那样服服帖帖吗?霍氏集团能够永握国家的权柄吗? 
由于汉宣帝生于“巫蛊之祸”中,亲人被诛,本人一直生活于狱中或民间,理解、同情下层人民,又深知宫廷争夺皇位的残酷,所以登上帝位后,小心谨慎、宽厚仁慈,着力团结各种宗派势力,以巩固其地位。
  戒急用忍 
  宣帝采取了和他前任昌邑王刘贺迥然不同的措施,那就是戒急用忍。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宣帝自知势孤,没有霍光的势力作靠山是不行的,遂谦让,使霍光继续任原职而秉国政。汉宣帝论定策功,褒赏以霍光为首的功臣,封邑封侯。这样,汉宣帝不仅稳定了朝臣、将军之心,而且使霍光集团忠心辅佐,皇位得以稳固。 
  宣帝把朝政都委托给了霍光,唯有一件事情坚持自己作主,那就是册立皇后。大臣们都知道霍光有个小女儿叫霍成君,论辈分还是上官太后的小姨。众臣不谋而合,都把皇后的位置心许给霍光的女儿了。宣帝却难忘相濡以沫的患难妻子许平君(刚入宫时以立为婕妤),有意立她为皇后,但他不向大臣们明说,却下诏寻找一把自己在贫寒时使用过的宝剑。这道寻故剑的旨意情真意切。大臣们心里明白,只得上奏,请立许婕妤为皇后。对此,霍光也只好认同。十一月,许平君成为大汉皇后,依照惯例,皇后的父亲应该加封为列侯。但霍光以许广汉为“刑余之人”作托辞,竟不许封,最后只封个“昌成君”。
  霍光的小女儿成君未能入宫,霍光的妻子霍显气得火冒三丈。做了两年皇后的许平君再次怀孕,到快分娩时,有病召女医淳于衍入宫。霍显指使淳于衍谋害许皇后。本始三年(前71年)许皇后生产后,淳于衍趁机把事先带入宫中的附子粉末掺入丸中。生附子有毒,泡制过的附子也辛、甘、大热,孕产妇绝对禁用。许皇后服药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久,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终于成为宣帝新的皇后。
  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霍光执掌国政20年,大权独揽,虽无皇帝之名,已行皇帝之实。但是,霍光正确地执行了汉武帝临终遗诏的基本精神,终于使西汉王朝由社会动荡不安进入到“昭宣中兴”,为西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霍光专政,对西汉王朝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夺回皇权
  24岁的汉宣帝熟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是一位富有社会经验的青年。他挣脱了辅政大臣的羁绊,开始亲问政事,独揽朝纲,渴望以自己的意志施政,励精图治。霍光在世时,宣帝对其既有一种畏惧感,又背上了一种感恩的包袱。现在霍光虽然病逝了,但霍氏家族仍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宣帝不是鲁莽的政治家,表面上继续封赏霍光的子孙,让其享受荣华富贵,自我暴露,再逐渐削夺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加强外朝的权力,下诏给御史大夫魏相,暗查霍氏隐匿不报的上书,以防壅敝,进而戳穿其阴谋,逼迫其就范、让权,最后达到清除的目的。 
  可是,颟顸的霍氏集团对皇帝的新动向毫无察觉,反而依仗皇太后、皇后的特殊关系,变本加厉地专横跋扈、奢靡越制。霍光的寡妻霍显及其儿子霍禹不经朝廷许可,私自越制该修霍光的陵墓。规模如同帝王陵墓一样;霍光孙霍云常称病不上朝,却私自外出,派自己的家奴代为上朝谒请;霍显与几位女儿又置宫禁制度于不顾,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地进出太后所居的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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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显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之的漩涡之中,仍然颐指气使。宣帝立刘奭为太子的决定,深深地触怒了霍光的孀妻霍显。她气得不进茶饭,大口大口地吐血,遂教唆女儿霍成君毒死太子刘奭。然而,霍皇后实在找不到下毒的机会,但在态度上却常常对太子横眉冷对了。霍成君的一言一行,都被宣帝看在眼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暗地里加快了从霍氏家族手中夺回皇权的步伐。  汉宣帝掌握霍氏罪行后,镇定自若,复封霍山为乐平侯,领尚书事。接着宣帝诏令吏民奏事,可以不通过尚书,直奏皇帝,大臣亦可直接参见皇帝,从而把尚书架空,使霍氏掌握的中朝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后,汉宣帝又陆续将中朝的霍氏成员调离,并收兵权。网已经布好了,只等收网的那一天了。地节四年(前66年)夏,失去了权势的霍家人深为怨恨,开始密谋发动政变。霍禹、霍山等阴谋设计,杀丞相,废宣帝,立霍禹为皇帝。结果计划泄露,宣帝派兵逮捕霍禹,腰斩于市,霍显、霍云、霍山等自杀,霍皇后被废,居昭台冷宫。霍氏集团被一网打尽。 
  汉宣帝尽管将霍光全家杀光,但并没有因此抹杀霍光的功绩。宣帝晚年在麒麟阁设置画像,霍光仍然被列为第一功臣。
  一代明君汉宣帝诛灭了霍氏集团,却继承并发展了霍光的治国路线。汉宣帝恢复了几失之于外戚的刘氏天下,研究了有汉有来统治天下的经验教训,在忠实执行汉武帝“轮台诏令”所制订政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改革。

  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诛灭霍氏集团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为进一步削弱权臣的势力,保证汉王朝的政令畅通,宣帝开始大力整饬吏治。 
  在中央,调整内、外朝关系。宣帝亲自过问政事,省去了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宣帝规定做丞相的人既要有学识,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敢于决断,又要有治国经验,而且政绩突出。
  在地方,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汉宣帝充分认识到,选好郡国守相是搞好吏治的关键。汉代郡国守相不仅管辖范围广阔,而且在治区内大凡经济、政治、军事、民政、财政、司法、治安、教育、选举,都在其掌握之中。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守相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大问题。对下,涉及能否正确指导和督责县级官吏的工作;对上,事关能否帮助皇帝与中央官吏了解下情,为制定政策,选拔考核官吏,提供可靠依据,从而保证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郡国守相在安定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县令虽然与民的关系更为亲密一些,但其管辖地区小,影响了不大。在太守专郡的汉代,“县令听命,反如其臣”。郡县治理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守相。事实上,宣帝即位时,郡国守相很少有称职的,所以,培养和选拔大批“良二千石”就尤为必要。

  正因为上述原因,汉宣帝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询问治国安邦之术。如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一例:“渤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为了考核龚遂的才能,宣帝亲自召见,策问治渤海之术。当宣帝确信

龚遂的才干后,便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让其赴任,并给与他“一切便宜行事”的权力。龚遂果然不负众望,在他的治理下,将那些武装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从“盗贼”中区别开来,不到几年时间,“军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民安土乐业”。

  汉宣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宣帝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后来,又继续实行自汉武帝以来,派刺史考察郡国守相的制度。


  每年年终,郡国上计吏都要带计薄赴京。宣帝针对武帝后期以来上计不实,计薄形如虚文的情况给予严格纠正,令相关官员核查计薄。对真伪相乱者,严加处罚。根据考核结果,宣帝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政绩突出而受到奖励的官员很多,如杜延年、黄霸、朱邑、召信臣等人,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相反,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宣帝则毫不手软,严惩不贷。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宣帝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的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宣帝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因而宣帝整顿吏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整个西汉时代的良吏,以汉宣帝时为最多。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为政宽简。其统治往往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得到时人的好评。“循吏”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

  其次,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的运转。宣帝时有不少官吏,刚做官时文化素养并不高,由于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务之余,拜师或自学儒学。如邴吉出身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黄霸为吏后,在狱中从夏侯胜学《尚书》等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治绩,都大大优于武帝、昭帝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决策,举荐考核官吏,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从而彻底改变了武昭时期丞相无所作为的局面。还有许多官吏,或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再次,整顿吏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中兴大业。整顿后的郡国守相多由良吏担任。他们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然,宣帝时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诈勒索,繁兴徭役;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等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吏虽无大过,但平庸无能,不称其职。就连宣帝本人在执行中也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出现了冤案,错案,以及后期重用宦官等。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宣帝整顿吏治是成功的,是应予肯定的。
  召开会议,整理经典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调整政策,发展经济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整顿官营,调整工商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劝民农桑
  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残疾的地区,都免除三年的租赋。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宣帝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足以供给京师所用,可以减省关东多一半的漕卒。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使漕运力役大省。
  为了减轻农民转漕和徭役不息之苦,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宣帝还有计划地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地节、元康年间(前69年—前61年),赵冲国击破先零羌,乃罢骑兵,留步兵屯田,这样就可以满足击羌“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之需。 
  抚恤流民,抑制兼并 
  昭宣继武帝之后,“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这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汉朝统治者无一例外的对它倍加重视。汉武帝晚年所表示的忏悔,就是这股可以“覆舟”的潜在力量冲击的结果。作为继承大统的昭、宣两朝皇帝,也诚惶诚恐,并寻求各种解决的途径。
  昭帝时,对贫民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派官员救济,或借给粮食和粮种,甚至在元凤三年(前78年),又将荥阳的中牟苑分给贫民耕种。
  宣帝时期,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化。如地节三年(前71年)十月,诏令:凡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分给公田耕种;借给粮食及粮种;免除纳算赋和徭役等。这是自武帝以来,抚恤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

  在抚恤贫民的同时,宣帝还极力制止土地兼并:一是迁豪。汉代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因而引起官僚、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大肆兼并,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宣帝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假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二是假民公田。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据记载,宣帝曾先后四次颁布这样的诏令。
  软硬兼施,建功边事  汉宣帝时,汉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则软硬皆施。汉宣帝派兵击灭西羌,袭破车师,进一步加强汉朝对西域的影响。与此同时,随之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年)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称臣,成了汉朝的藩属,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
黄龙元年(前49年)冬十二月,汉宣帝因病去世,在位25年,享年43岁。谥号孝宣皇帝(按《谥法解》“圣善周闻曰宣”),庙号中宗 ,逝后葬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
  史称汉宣帝“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他与前任汉昭帝刘弗陵的统治被并称为昭宣中兴。
  昭宣时期,经过38年的休养生息,不仅缓和了武帝晚年以来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恢复了国家实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从而避免了亡秦覆辙的厄运,使西汉王朝又由乱到治,由弱变强,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昭宣时代是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

出生: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
  卒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
  享年:43岁 
  属相:虎   
  谥号:孝宣皇帝 
  庙号:中宗  陵寝: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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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 杜陵  中国西汉宣帝刘询的陵墓。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乡三兆村南。始筑于元康元年 (公元前65),初元元年(公元前 48)汉宣帝葬此,为西汉诸帝陵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一座。1982~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陵园、寝园遗址和陪葬坑进行了钻探和发掘。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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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30米。墙夯筑,基宽8米。四面正中各辟一门,门址通宽85米,进深20米,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宽13.2米,底铺素面方砖,正对陵墓羡道。门道两边为左塾和右塾。左右塾外侧,分别与左右配廊相连。王皇后陵的陵园及其门址形制与杜陵陵园基本相同,唯其规模较小,边长 330米。
  寝园位于陵园东南,四周筑墙,北墙利用陵园南墙东段(即陵园南门以东的南墙)。平面长方形,东西173.8米,南北120米。辟有南门3座,东门和西门各 1座。寝园里有寝殿和便殿两大组建筑。寝殿是寝园的主体建筑,位于寝园西部,东西107.8米,南北110.6米,面阔十三间,进深五间。周施回廊,地铺素面方砖,廊外有卵石散水。便殿在寝园东部,是一组多功能的建筑群,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间组成,有周密的地下排水设施。寝园南部有大面积的房屋建筑,当为守陵者住所。王皇后陵寝园在王皇后陵园西南,形制与杜陵寝园相近,规模较小,东西 129米,南北92米。  
  陵墓居陵园中央,封土覆斗形,底部和顶部边长分别为 175米与50米,高29米。四面正中各有一条羡道通向地宫,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宽 8米,底部在封土边处深达20米。与宣帝合葬的王皇后陵墓在杜陵东南 575米,又称东园,陵墓封土亦为覆斗形,底部和顶部边长分别为 145米和45米,高24米。


  陪葬墓现有封土者62座,分布在杜陵东南、东北和北部 3处,其中以东南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根据文献记载,陪葬的有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丙吉、建章卫尉金安上、中山哀王刘竟等。  陵邑位于杜陵西北2.5公里,平面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 500米,是西汉诸陵邑中人口较多的一座城邑,居民中有不少“随帝陟陵”而居的达官显贵。  
  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建筑材料。砖有方砖、长条砖,纹饰有素面、几何纹和小方块纹。瓦当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还有铁刀、铁臿、铁钎、鎏金铜构件、铁镞和五铢钱、大泉五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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