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名为“前耿时代的钉子户（上）”，但是其实里面一点都没有涉及到钉子户，只是介绍了钉子户的生活场所。肯定会有人说，这家伙写字真是入题太慢了。。。
嗯。。很可惜，可能再次让大家失望的是，这篇“（中）”，依然不会直接涉及到钉子户，而是要介绍前耿时代钉子户的政策背景。我主要想传达一个意思：大拆迁，不仅仅老耿会干，别人也会干。类似的，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也将讲到，大规划，也不仅仅是老耿的专利。我们讨论大同市天翻地覆的今天，往往把这些变化都归结到老耿一个人身上，无论赞誉，还是批判，都落到了他一个人头上——把情感宣泄到一个人格化的主体，这是人们抒发感情的一种常见的自然的简化，但是，却常常是不符合实际的。老耿并没有从头创造这一切。老耿只是继承、修改、加速了这一切。
书接上回。当我发现大同古城西北角的那么多已经被拆掉的平房并不是被拆于老耿时代的时候，非常的意外，赶紧在街头找人询问。询问的结果，给我掀开了意外而新奇的一页：原来早在2007年，在耿彦波之前的大同，在当时的山西省长于幼军的带领下，已经吹响了古城大拆迁的号角。据说，2007年过年的那几天，于幼军突然袭击，跑到大同城里面调研，跑进了大北街152号大院里面去拜年。于幼军是深圳出来的，怎见过大同城里面破落民居的状况，震惊之下，大发雷霆，说未曾料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大同的城建如此落后，人民生活环境如此困苦，骂大同领导和干部们不配称为共产党人。当下决定省府给予财政资助，责令大同市立刻切实开展棚户区改造和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工作。到了2007年的夏天，相关工作终于开始启动，而我们所看到的在古城西北角的点点废墟，便是那时候棚户区改造的第一波实施项目的所在地。
下面，将引用两个角度完全相反的新闻报道，来展示这场2007年拆迁风暴的不同侧面。大家在看内容的同时，也可以稍稍注意一下记者是怎么裁剪和扭曲事实、把同样一件事情描绘成完全相反的两种模样的。类似的新闻笔法，我们将在后面有关云冈风波的章节中，再次见到。（反正我是对文物保护口的记者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已经不能被称为记者了。他们是作家，是导演。。。）
第一篇报道是来自前文提到过的高剑艾的blog，从政府的角度，讲述了2007年棚户区改造的决策过程（http://gaojianai./post/3936/89000）：
“省长的话让人落泪
"今天上午我看了鼓楼东街、三道营房的老城的棚户区，我一看到就开始发脾气了，实在是太糟糕了，整个地方破破烂烂，路都是非常狭窄的小路，一户挨一户，所谓一个四合院，结果里面住了五六家、七八家人，看了几家人都是几口人住在一个半房子里面，也就是10多平方米左右吧，几口人居住，而且整个区里面，这么一大片上下水都没有，一下雨就淹，没有厕所，就去外面那个公厕，实在是糟糕。更谈不上什么煤气、暖气供应，挨家挨户点煤炉来取暖，那污染不严重才怪。也没有什么消防设施，我看出了事连车都进不去，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不可能进去，老百姓几十年都生活在这些环境里面，有些还不如矿工棚户区。矿工棚户区已经够糟糕了，但是路还比它宽一点，乱搭滥建还没那么严重，矿工棚户区还一排排还是那么一回事，这个一进去没有一条路是直的，就这么绕来绕去。所以我说了，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马上就着手改造这一类城市棚户区，尽快让居住在城市棚户区的市民搬迁进新楼房。在路上市里一些部门说，到底是改造还是保护，一直定不下来，我一听就火了。我这个人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写在脸上的人。这是什么棚户区，感觉就是贫民窟一样，我问还有多少，说全市有90万平方米，大概有10万人住在棚户区里面。就说所谓的要保护，就不能够去改造，谁在说这个话？是市里的，市委市政府下令，是省直部门，省政府下令，强制让他搬进棚户区住一年，我看他同意不同意？这个毫无道理。......"50多岁的老杨念到这里哽咽了，他用袖子擦了一下涌出的眼泪，说道："省长说得话让人难受。"其他在场的几个人也都悄悄拭了拭自己的眼睛。静静地听老杨望下念......这是5月 18日下午，笔者所在单位全体人员学习于幼军省长今年2月15日来大同对城建进行专题调研时的讲话时出现的一幕。其实，早在3月份的市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长达一个小时的于省长的讲话就让会场上的空气凝固着......
这不是为官者的一时冲动，于幼军在给省委汇报后，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大同市作为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试点。他们给大同市下达了时间表，定下的时间到了，省长总是挤出时间来大同抓落实。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倾注着省长心血的《大同市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施方案》、《大同市城市居民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行规定》等一系前期工作完成，（beep注：读政府文件总是枯燥的，不过这几个文件很重要，下一篇我们将节选一些来读。）到5月29日，大同市打响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攻坚战。有关社区、街道负责人及拆迁居民7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说到省长对大同棚户区人的感情，许多人的眼睛湿了......
这让笔者不由地又想起2005年的10月，当时，于省长刚到山西工作不久，到同煤集团调研时，日程表里并没有看矿工的住处这一项。但在听完同煤集团的汇报后，于幼军决定改变行程，去掉两个点，专门留出时间去看矿工住的棚户区。为了看到真实的场景，于幼军没有去同煤集团安排的矿工家，而是自己走进那些毫无准备的矿工家里。他出来后，就发火了。他说，这片棚户区紧邻的是万人坑，当游客们看完了万人坑，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看到矿工们住在这样的地方，会怎么看我们共产党。如果对２０多万矿工和家属居住在低矮破旧、简陋狭小的棚户区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不配叫共产党！"笔者当时站在他身边，看到他那种痛心的表情，为这样有百姓心的省长而感动......随后，省委、省政府对矿工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陷区治理这两大工程高度重视。张宝顺书记主持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把这两大工程写进了省委"十一五"规划建议，省政府据此作为"十一五"规划纲要内容提交省人大并获审议通过。在2006年4月17日，"两区"治理改造工程启动之际，于省长到山西工作仅９个多月，但已三次到大同市，且都与大同市矿工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有关。他定下几月几日，要什么结果，总是千方百计兑现自己的承诺。他定下一过元旦，就向大同市委、市政府和同煤集团要两大工程启动方案，过了元月一日他就直奔大同来研究方案。整个过程，无一次食言。为此，造就了令人惊奇的"棚户速度"。这不是个人的承诺，这是对人民的承诺。当一期工程的 373栋楼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矗立在矿工的心上时，矗立起的是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人之有情才有信，有对百姓的情，就能取信于百姓。于省长曾经向全省人承诺"站起来当伞，为民众遮风避雨。俯下身作牛，为人民鞠躬尽瘁。他这样承诺着，也这样做着......”
从以上报道中可以看出几点：一，于省长来自发达地区，对落后的居住环境表示震惊。不像山西本地领导，早就见怪不怪了；二，于省长是性情中人，说了些很有脾气的话，兴起之时也有些草率的对“保护和改造”之争下了定论，否定了保护，支持了改造。
一提到古城拆迁补偿，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无非就是两条，一是关于文物保护的考虑，二是关于拆迁户利益的考虑。关于这第二点，即这次大拆迁大改造的具体拆迁补偿政策，对本地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篇中再讲。本篇只讲第一条。
显然，于省长放弃了保护，选择了改造，这下肯定是触动了文物保护支持者的神经。于是，在拆迁行动公布的不到三个月之内，一篇重量级的新闻报道出现了，对大同市的旧城改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篇来自《新世纪周刊》的报道（http://ccdv.people.com.cn/GB/79244/6110122.html），全文如下（包括文中图片）：
危在旦夕的大同古城
2007年08月14日09:24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同，其老城区即将面临被拆迁的灭顶之灾。作为历史名城的大同市，曾为三代京都，两朝重镇，悠久的历史、以及云岗石窟灿烂的文化艺术、丰富的煤炭宝藏，驰名中外。但是今天其老城区，那些明清以来就屹立在那里的四合院，老街道即将以棚户区的名义被拆迁改造。其中拆迁改造的重点范围“鼓楼东街”正是作为大同历史名城的核心部分。
上图是一座三老在松下的照片
下是大同县落阵营吕家大院的照壁，这样的照壁文革前在大同市内也多见，但是现在只能到郊县才偶得一见了。这个意思丰满的照壁据当地老人说，是慈禧拨款专门修的。
照壁上的三位成年人在吃茶，两旁的站立的人可能是侍奉在侧的人，最有情趣的是，左下角蹲了一只长毛小狗。 照壁周围的图案都是用砖烧制而成的。
大同古城区，是一片在北魏都城和隋、唐、辽、金、明大同城主城区域上屹立了1600多年的人类居住地，是人类社会鲜有的未被战火和自然因素摧毁的城池之一。（beep注：注意，这句话是错误的。大同城曾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既所谓姜襄叛乱。本文作者在动笔时完全不考证，令人遗憾。）它在经历了皇城、陪都与军事重镇的繁盛与荣华后，至今仍然保持着人文环境的原真性。
但是公元2007年一场声势宏大的棚户区改造，把这座古城重点保护区中的一级保护范围推向了不可逆转的毁灭关头。
存留边缘：大同古城轴线上的民居
大同人庞云刚这两天忙得天天跟公司告假，上海北京接二连三地有民间的文保者赶来，他们是专程来看大同古城的。正所谓“地上看大同，地下看西安”，大同古城有明确的区域：它们是北魏平城、隋、唐、辽、金城池遗存和明代增筑的大同城主城。
由于1995年在大同城外东南发现了规模三倍于北京天坛的北魏明堂遗址，考古学家断定，现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所在地。明堂是古代帝王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之地、是当时礼治文化的载体。
大庙角2号
庞云刚带着北京同好，从将要进行棚户区改造的鼓楼东街看起。在2000年颁布的《大同古城保护条例》中，以鼓楼东西街为轴线的这一带被定为“重点保护区中的一级保护范围”。19号这天，庞云刚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拍下来鼓楼东街临近鼓楼处的一根栓马桩。拴马桩高约一米三左右，上端有一次栓住四匹马的镂空机构，没人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一直在这里站到了21世纪。
一行人沿鼓楼东街东行至大庙角，一路是年久失修此时看来仍然宽敞的街道，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街道的格局延续了隋唐的里坊制，并且因了它96年北魏都城的“老皇族”身份和辽金陪都、府县同治的建治，早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就在这片高原盆地上确立了它非凡的皇城气度。
大庙角一位老人听庞云刚说外地客人想看看大同的历史街区和重点传统民居，连声“好、好”地答应着，“我小时侯这边有三座非常大的‘三重牌坊’，我还挺怀念那时候的两只铁狮子，我敢说那在中国很少见的一对铁狮子，因为是一公一母!”歇口气，老人爷说 “叫孙大夫来讲吧，孙大夫是我们这儿最有知识、最受尊重的人，孙大夫——”。
74岁的孙大夫住在大庙角2号一处带跨院的四合院，这里有24户人家。孙大夫的祖父在民国时期从一位叫李甘成(音)的清代绅士手中买下了房产。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院中独有的“一座能把扣门声传到内院的影屏”并带大家看了他家西屋的高窗，以前外面大戏台唱戏，足不出户，就能坐在炕上透过窗户看戏。“这个角度、这个高度，设计得很好。”虽然现在他的炕对面就是一只大彩电，孙大夫还是很怀念当初坐在炕上看大戏的生活。
“你看看这个院里的水道，围着全院绕一圈，最后才从东边那个口留到外面，水是啥？水是龙!游龙在院里绕一圈能保佑这个院子。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风水学的一种讲究。跟乔家大院把雨水都聚到家中能聚财意思一样。”
去年秋天，孙大夫为了修缮老屋，特地到市级房管部门咨询，当听说这里是明清一条街不会拆迁后，放心地回家修缮了一番。
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开春就传来这片 “明清一条街”将作为“棚户区”拆迁的消息。
春天市政协副主席于秀兰在改造这片街区前，深入群众家庭时，还专门听取了此地德高望重的孙大夫的意见：“如果是国家军事需要、扩建马路需要，我可以捐出我的6间房，分文不取!但是如果谁想找借口把这几百年的古建拆了盖二层楼，我只有四个字：不拆不迁。这到底是考古还是仿古？”老人在于秀兰来访时慷慨激昂。
孙大夫并不知道，他为拓宽马路捐献房屋的愿望，同样是个误区。保护历史街区的规划中，首先要禁止的就是道路拓宽行为，并且有两个字是不能涉及的，那就是“改”和“拆”。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广州做过一次演讲，他说他一直反对“旧城改造”这个词，旧城改造的问题出在定位上，对于旧城要持什么态度？旧城就一定要改吗？还是首先要保护或有机更新？
曾为大同市做过城市发展规划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邵甬教授，在今年5月初第一次听到有关大同古城改造的信息后马上咨询了大同市有关部门，得到的反馈是，只拆除上世纪50年代后的“临建”、只拆除三道营坊一带的棚户。这个回复似乎给鼓楼东街一带的古建保护带来一线曙光。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久以后《大同晚报》上便吹响了“鼓楼东街、站东街、三道营坊”棚户区改造的号角。
古民居还是棚户区？
庞云刚要带朋友们看一处“重点传统民居”，来到狮子街9号，却找不到门楣上政府颁发的“重点传统民居”铭牌。
一位居民说：年前大院门上还钉着前几年颁发的、印有大红色 “重点传统民居 大同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铜牌，可是在2007年春节前后，没人能说清到底是在哪天，这带街区上的几处铭牌突然不见了。从前街角上的“历史文化街区”的铭牌，也在一个没人注意的日子里销声匿迹。
尽管《大同晚报》在2007年的5～7月间，多次在头版刊登改造旧城棚户区的有关动员和进展，但此地居民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住在棚户区。然而，事与愿违，没有了当地政府对这片街区的命名和保护，那些逐渐风化的兽头瓦当和部分瓦解的土木结构，一夜之间沦为棚户。
听说鼓楼东街一带“变”了棚户，阮仪三焦虑地说“这种把民居当棚户拆除的错误在北京和上海同样发生过，这种错误必须严厉制止”。事实上，早在1996年3月8日，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钱伟长副主席已就保护北京传统民居，代表科教文卫体委员呼吁：“中国也只有一个北京，她完整的棋盘格局只有西安、大同等城市可以相比”。
正是这个可与北京相比的具有完整棋盘格局的大同，在当前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招商引资等一切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口号下面临着不可逆转的文化毁灭。
狮子街9号是建国初期大同市公安局的宿舍，一位退休公安人员指着门当和户对告诉客人，最近不知道有多少外地人和外国人来拍过照片和录像。门柱下的双层石墩年久歪斜，他专门借来千斤顶起门楼，修正了石墩。他告诉客人老宅子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下水系统，如果能在院内加上下水系统，人们就可以告别公厕，这也是对这种老四合院比较实用的改造。
就像大同古城中几乎所有四合院一样，这里的人们如厕全赖每条街上的2～3处公厕。而公用下水道成了马路中间的垃圾场。因为过年时就传说要拆迁，所以不再天天打扫。
一如大庙角2号的人多房少，狮子街9号的住户在院子里也盖起了砖房，加上用砖砌的杂物存放处。院子里满满当当的临建只给行人留下狭窄走道，但凡有一点地方，还种了牵牛花、八月菊之类价格低廉但生命力旺盛的花卉。院子里一只小狗，把所有人家当成自己的家到处撒着欢地串门。 （beep注：注意记者是怎样使用文学性的感性的语言来为全文加入一种感情色彩的。这种技巧在环保、文保等记者文章那里经常可以见到。当政府口的记者用刚硬严肃的词汇把对事实的解读向一个方向引领的时候，环保文保记者们则用柔软怡人的词汇把对事实的解读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引领。这已经不再是关于事实的争论。这是discourse的创造和竞争。）
省长视察县楼北街
在县楼北街11号，庞云刚说这处大院有很多细节非常值得探讨。照壁非常宽大却成了 “临建”的一面墙，11号有着不止一面照壁，好客的房主打开自家的门，请几位文保者走进家来看。这是在一进门右手处加盖的红砖 “临建”，10来平方米的面积承担着睡眠、餐饮、学习、娱乐全部功能，拥挤而井然有序。热情的女主人挑开灶台上的一个帘子，露出了写着一个斗大“福”字的 2米见方照壁，这个帘子是为了避免做饭的烟气熏黑照壁而特意遮挡的。
院内西厢房女主人指着门前一块大青石台阶给大家看，台阶上的一个角上有一寸见方的洞眼从上面通到一个侧面，她说老人讲这是从前的拴狗石。
这个院落不同于其它四合院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有非法临建，但是院子中间还有块空地，能够清楚地看到用大青石围成的四方区域，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圆石柱的印迹，一位10年来在各地考察的老文保说：“几个世纪前，这里应该有个凉亭。”
11号的名气，不仅出自保护相对完整的院落，还有一个较近的新闻素材：于幼军省长专门到这个院子里视察过，武大姐说当时于省长还走进了家门和她“呱啦”过家常。她应省长询问，回答自己家五口人、只有一大一小很紧张的两间房，都是近几年买下的。她告诉省长，她不想搬到为旧城改造而建的新区去，一是对这老建筑有感情了；二是三环外的新区两年后才建成，也太远，孩子上学、大人上班都不方便。改造后只要能回迁，盖成几层楼她都没有意见。于省长认真地听取了她的说法。
于省长视察鼓楼东街后不久的2007年4～6月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多次在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会议上提到了大同“棚户区改造”之事。与他同时提到已听说此事，并要求必须停止破坏的还有另外几位专家。
“全部拆迁是不对的。他们只单纯地看到房子的破败，未看到房子本身的价值。”远在上海的阮仪三在7月间继续保持着对大同文保的关注：“明明已经有了科学的、正确的规划和保护方针了，但就是不按着它去做。所以在当地政府的各种好心下‘建设性破坏’还在发生。”
“我们不能责备群众没有文保意识，但是作为政府应该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在阮仪三说这番话半个世纪之前的1952年，罗哲文提交给文化部的古建筑调查勘察报告中评价：“大同保存下来的古迹、文物非常多，可以说是国内有数的保存古迹文物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在武大姐得知“4050工程”人员将进户动员的当天，阮仪三也得到此信，并就大同古城区改造的发展势态表示强烈反对，他通过《新世纪》周刊呼吁“这是作为历史保护区的民居，不是一般的民居。南京和常州的历史民居改造工程最近已经在温家宝总理的关注下停下来了。我希望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能够关注此事。”
这是一张手绘的大同古城区地图，棋盘型的城区以及卫城清晰可见。
鼓楼东街4号的规模从目前尚存的东西院、正院、跨院四处院落上看，从前有个很大的照壁，老住户们证实说以前进院时得绕道照壁的两边走。
马荣兰家的门牌是鼓楼东街4号院付1 号，她家是鼓楼东街4号的前跨院。2006年12月她花了4、5万买下了现在住房的使有权，目前她每月都为自己两间24.42平方的卧室交一定的房租。一份大同市房产管理局印发的《大同市公有住房租凭合同》说明她的家是公房而非棚户。 (beep注：记者在这里又使用了令人不齿的伎俩：公房是关于房屋产权的界定；棚户是关于房屋质量的界定。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有任何一个住房租赁合同会说某个房子是棚户或者不是棚户。我相信记者不会不懂得这个，但是他依然写下了这令人寻味的句子。)
像孙大夫一样，马荣兰在修缮房屋前也向有关单位咨询过，在确认此街不会拆迁后，花了2、3万元，维修了挑檐、粉刷了室内并铺了瓷砖，她同样也没想到，刚修好房子，就接到改造棚户区的通知。
她指着那些散发着旧时气息的挑檐给客人看，有8根崭新的原木镶嵌其间。马荣兰把每一根新挑檐的外端，仿照旧木斑驳的色彩遗迹涂成红色，效果却不是古建修缮中的“修旧如旧”原则，它 只是一种民间的保护意识和审美，却传递出一些信息，她爱这里的一切。
院子里有三处砖瓦“临建”，其一是她家的厨房。说到保护古建需要拆掉所有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临建，马荣兰说，如果不拆这片街区，拆掉自家的厨房也愿意。
在4号正院的东跨院，房主请庞云刚参观一个地窖，1米见方的窖口用大青石石沿对缝地砌成，房主说，它还有个出口通往几十米外的大街上，可能是早年房主为了应急而修。大青石的对缝衔接用于窖口，这是同来的几位有着10多年考察经历的老文保们也不曾见过的。
这些被大同古城居民欣赏和眩耀的、散见于各处的原真生活细节，应如世界遗产委员长第18次会议所强调的，“文化遗产原真性的观念及其应用扎根于各自文化的文脉关系之中，因此应给予充分的尊重”。
这是另一张手绘图为了省事儿，把鼓字全写成古了。
向往与猜测
在大同，像鼓楼东街4号那样木构石构的大型院落并不少见，然而战乱将它们的一些院落构成佚散了。邵甬认为，在历史文化街区“如果只保护个别院落，就失去了古城保护的意义，街道与院落构成了古城历史街区的整体。历史风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只保留个别院落而毁掉大片古城区。”
《大同晚报》2007年5月30日头版头条刊发了《城市居民棚户区改造昨日大动员》一文，会议号召举全市之力，打响改造攻坚战，掀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篇章。在新篇章揭开近一个月之后的6月25日，这份市级报纸在要闻版公布“今年计划改造的三道营坊、鼓楼东街、站东街三个片区，共需拆除房屋14.09万平方米，约 0.72万间，动迁居民0.46万户，拟新建住宅小区27.6万平方米，总投资4.97亿元”。
因为具体的拆迁方案尚未公示，而距拟建中的新住宅小区落成还要2～3年时间，所以坊间只有传闻和猜测。
人们对于古城改造最美好的向往是，修旧如旧，拆除自建房后，想回迁的居民可以回迁，但是费用应该使普通家庭能够承受，这种向往因为既符合居民自身生活方便的要求，又符合“人房共存活态历史”的要求，而成为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这个门楼有着丰富的层次和结构，只是风雨得太久了。它的复杂的几何结构现在还能复制出来么？（beep注：这个反问问的莫名其妙：这个门的几何结构复杂么？现在不能复制么？令人无语。）
在文保意识尚不普及的中国，只要能回迁到原来的街区，完成便捷的上班上学等基本功能，致于两年后住的是四合院还是几层楼房都无所谓的也大有人在。对于一座风貌古城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因为至此还没有看到安置与回迁方案，此种猜测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民间。
坊间毫无疑问地也存在着最不乐观猜测，世居于此的原住民被迁出后再也没有能力回这块他们深爱的街区，一些刷成青灰色并用白灰加小米汤勾缝的新建四合院里，搬进来的是凭借强大经济能力却被骗入仿古建筑的人们。
照壁旁边的锅碗瓢勺说明现在人的生活现状，东西坏了不舍得扔，整整齐齐地摆在在那里。很会过日子的样子。（beep注：我看了这行文字，气的简直要骂娘了。。。“东西坏了不舍得扔。。很会过日子的样子”，这不是寒掺人嘛？）
看完了这篇完整的报道，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这是一篇典型的从文保的角度对于省长旧城改造计划宣战的文章。可以看到，记者所关注的是旧城里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细节，包括影壁砖雕、院门制式，拴马桩、抱鼓石、等等。这是典型的古建文物从业者和爱好者的视角。我自己在2004年左右那段时间里，也曾经是一个狂热的古建文物爱好者，曾经抱着梁思成先生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等书奉为至宝，把中国古建的斗拱结构的细部名称、各种不同的大门和屋脊所代表的社会等级、等等，都背得滚瓜烂熟——当然，很快，兴趣转移了，这些知识现在已经全部忘记了——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理解记者的这种关注点及其正当性来源的。
但是我们在文中也可以看到，文保主义者的热情并没有得到所有当地居民的理解。当地居民对于其住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衡量对比，因人而异。对那些注重使用价值因而赞成城市改造的居民，文中评价为“文保意识不强”。
文保主义者中比较极端的人主张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主张拆除破坏四合院结构风貌的院内违建，剩下的四合院的原来的部分，破损的进行有限的修复，再增加下水道等设施，使得古老的城市变得宜居。这中设想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吴良镛先生的菊儿胡同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文保主义者的弱点在于，他们无法解决这类项目的经费问题。拆违建，就要把违建中的住户迁走，这笔钱哪里来；有机的修复和增添功能，这笔钱又从哪里来——文保主义者无法把这种项目变成一种“赚钱”的项目，他们完全不为文物保护的经费支出负责任。因此，作为城市的当家人，作为需要天天看着收支账本过日子的省长市长们，自然是对文保主义者的方案不屑一顾的。山西，至少大同，本质上，依然是把文物当做一种经济资源来看待的，是指望文物带来旅游，带来经济收益，而不是把文物当做一种需要纯粹花钱来养护的东西看待的。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文物，在地方政府看来，纯粹是一种负担。
另外，虽然文物保护和民生是两件相互独立、甚至经常有点矛盾的事情，但是在大部分拆迁的案例里面，这两件事情的取向变得一致了：拆迁既损害文保，又损害民生，因此成了两者暂时性的共同敌人。这种状况在环保斗争里面也常常可以见到。环保主义者和民生主义者往往不是一拨人，但是当面临建坝等既违背环保信条又损害民生的工程时，环保主义者往往摇身一变变成了民生主义者，民生成了他们获取媒体眼球和正当性的最重要的工具。（另外的工具就是文学性的、毫无逻辑和事实基础的煽情。这在上文的评论里面已经看到多次了。包括汪永晨女士的“敬畏自然”论，等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里面，交织着三种价值取向：文保，民生，发展。
2007年由于省长点燃的拆迁风暴，其最初价值取向是“民生”。当时，这一轮规模巨大的拆迁，基本上，背后是没有再开发的发展冲动的（为什么？我们在下文中回答）。于省长是把这个项目当做一种社会公共福利的项目来做的，是一个纯消费项目，而不是投资项目，和“发展”关系不大。（到了老耿任上，就发生变化了。）
但是，省长下令，市里面就得把精神落实成政策，这就需要具体的算账了，一笔一笔的钱都要算清楚。当算出一笔天文数字的成本之后，我们可以设想，市里和省里就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斗争：这笔负担该怎么分配？省里要市里配套多些，市里哭穷，这简直是中国每一个福利支出项目所必经的故事环节。经过这一轮拉锯，设想，省里和市里都意识到，光有好心是干不成事情的，因为我们手头没有钱。那么，要想干成事情，就得想办法压缩成本，或者想办法实现点收益来补贴过多的成本。于是，当政府开始从拆迁项目里打赚钱的主意的时候，“发展”这个价值取向就开始介入了。
政府的价值变化的路径是从“民生”到“民生加发展”。那么，文保主义者呢？
而当政府没钱，所以“民生”的目的不纯，夹杂了“发展”（人造文物旅游，或者房地产开发）的考虑的时候，文保主义者的应对武器就是“文保”加“民生”。因为政府的“发展”取向必定会损害一定的人民利益，文保主义者很自然的会用“民生”的话语来团结那些对拆迁不满的民众，壮大自己的声势，增加自己的合法性。
如果政府足够有钱，以至于可以纯粹从“民生”目的出发来行事，那么文保主义者所能够运用的资源就是“文保”和“发展”的话语。“文保”自然不必说，可是“发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保主义者会向政府谆谆教导说，这是多么宝贵的文物啊，将来开发旅游的价值很大的哦。。。
顺便说一句，在这种时候，政府对某文物的旅游开发价值的评估，和文保主义者对该文物的旅游开发价值的评估，往往是不同的。文保主义者倾向于夸大真文物的开发价值。这有可能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而有意为之的，但也存在无意为之的情况，因为文保主义者自己非常爱好这些文物，他们自己是愿意花较高的价钱来看这些古董的，但是有些古董的欣赏门槛是很高的，文化人喜欢的东西，旅游业的主力客户群——普通老百姓——不见得愿意看。对于这类曲高和寡的文物，文保主义者往往一厢情愿的给出过高的市场估值。相应的，某些文保主义者眼中的“劣质假文物”旅游项目，却往往可以获得大众的青睐，成为地方政府的聚宝盆。“文保”和“发展”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如此的诡异和讽刺。
好了，毫无根据的无责任高谈阔论告一段落。下一篇，将回到脚踏实地的风格，讲述在这个大拆迁背景下的“大同最尴尬钉子户”以及“大同最牛钉子户”的故事。
（补充一下，也许读者从我前面的分析里面已经看出我自己的价值偏好来了：现在的我并不是一个文物保护主义者。我自己的关注点在于“发展”和“民生”的协调。我对于大同文物的关注，说实话，一多半是功利性的，是把文物看做发展的手段。这个态度也许会令一些支持文物保护的读者不快。对此，我只能说，当面临“文保”“民生”“发展”这个三角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提出使其三者共同得益的方案，因此只能对文物保护说抱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