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读了2012年12月14日“笔会”刊发的安立志的《重读<谏逐客书>》，忽然想到李斯这篇散文名作，在不少文学史和作品选中往往习惯于作为秦代文学的文本来处理，这种办法虽然事出有因，而实属不当。例如有一部风行多年的文学史写道：“短短十几年的秦代，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接下来又道：“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他作于始皇十年的《谏逐客书》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这里就暗含着很大的矛盾，事实上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还属于战国时代，要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中国才归于统一，作为一个统一王朝的秦代才正式开始，嬴政才成为秦始皇。
将战国时期秦的作品拉到“秦代文学”里来叙述，理由可能有两个：一是李斯其人活到秦统一中国之后，写过若干歌功颂德的石刻文，焚书坑儒也是他出的主意，文学史如果以人为单位来安排章节，则与其将他列入战国，不如列入秦代为好；二是秦王朝那十几年，文学方面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于是就把统一前秦国产生的文本如《谏逐客书》以及《吕氏春秋》之类拉进来以光大其篇幅。
可是现在通行的文学史大抵以时代来切割，例如先是“上古至战国文学”，然后是“秦汉文学”，如此等等，如果采取严格的历史主义态度，则李斯《谏逐客书》自应安排在上古至战国文学之末，而不应阑入秦代文学。
那后一个理由尤其不妥，“短短十几年的秦代，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成就”，那就秉笔直书好了——这才是信史。这正如“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也是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成就的，如果想充实其内容和篇幅，就把此时还活着的作家过去的作品拉来凑数，大谈郭沫若的《女神》如何，茅盾的《子夜》怎样，沈从文的《边城》……能行得通吗？
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将李斯列为单篇，其中顺便说起秦代文学，略云：
二十八年，始皇始东巡郡县，群臣乃相与诵其功德，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其辞亦李斯所为，今尚有流传，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三十六年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按其辞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笔者），案问不服，尽诛石旁居人。始皇终不乐，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然不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秦时杂赋九篇，《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至秦名《寿人》，今亦俱佚。
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到秦代文学，大体上仍然可以就写这些内容，而不必将李斯的旧作拉来充数。这正如要写“文革”时期的文学史，就只谈几块“样板戏”，或者再加上一两个此时仍然活跃的作家——而他们这以前的作品，不管其倾向和成就高下如何，都不安排在这里来讲。这样头绪才清楚，也才能让未来的青年明白文学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