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继续从金融危机的深渊里缓慢却稳定地复苏，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真的希望一揽子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使经济受到冲击并再次陷入衰退。然而，走过财政悬崖之后，前面隐约出现的是一个深谷，这就形成更大的挑战——革新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这种改革是美国为在21世纪有效运行所必要的。
民主危机从未真正消失
研究显示，华盛顿的政治分歧现在处于自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地步。在过去三年里，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有两次几近经济自杀，尽管它有全球最大的经济规模，美元是全球的储备货币，而且美国在所有国际机构中都拥有主导地位。尽管美国经济现在仍然十分活跃，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和技术革新中，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底能不能确保改革继续取得成功。换句话说，眼下的困境真的是一场民主危机吗?
这个说法听起来或许并不陌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增长停滞，通胀高企。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破坏了人们对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信心，刚刚获得权力的社会活动家则全面挑战统治集团。在美国、西欧和日本共同组成的三边委员会于1975年公布的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中，来自三方的一些杰出学者认为工业世界的民主政府简直已丧失了它们行使职责和发挥功能的能力。关于美国的章节看起来尤其令人感到悲观，它是由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撰写的。
人们很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几年内，通胀得到了控制，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信心也恢复了。悲观主义者至此无话可说了。
可是，又过了20年，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再次充满悲观情绪。在欧洲，经济增长停滞，单一货币欧元处于危险之中，有人说欧盟自身可能分裂。日本在过去十年里换了七位首相，随着政治陷于分裂，经济停滞，日本进一步陷入衰退。不过，鉴于美国的全球角色，它的情况或许最令人担忧。
这是一场新的民主危机?毫无疑问，美国公众似乎真的这么想。评论家们往往用世界末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当前的挑战，这也大可不必。这些问题或许也都会过去，西方在面临另外一系列挑战前会勉强应付过去。但是民众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的危机从未真正消失，只不过是被暂时的解决办法掩饰了，一些突然而至的侥幸使它变得模糊了。如今，问题增加了，可是美国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正常了，支配的权力也减弱了——影响全球化经济的作用更小了。这一次，持悲观情绪的人或许对了。
三大趋势化解末日预言
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西方民主的末日预言因三大经济走势的影响而没有应验，那就是通胀下降、信息革命和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通胀肆虐，通胀率从美英等国的两位数到巴西和土耳其等国的200%。1979年，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几年之内，他推行的政策解决了美国通胀的难题。全世界的央行开始效法美联储，很快各国的通胀都下降了。
几百年来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开始改变经济的各个方面。信息革命导致美国乃至全世界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而且信息革命有望成为一场永久性的革命。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部分原因是信息革命使封闭的经济体和社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就使得西方相互关联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体系得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传播——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全球化。一些实行指令性或计划经济的国家和社会对外开放了，并开始参与单一全球市场，给它们自身及整个体系都增添了活力。1979年，有75个国家的年增长率至少在4%左右。2007年，也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个数字升至127。
这些趋势不仅摧毁了东方，而且还使西方受益。低通胀和信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体能够实现更快速的增长，全球化使充满廉价劳动力的庞大新兴市场打开了大门，使西方公司得以利用。结果是美国信心再起，全球经济扩张，而美国无可争议地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苏联解体成为遥远的记忆，低通胀已成为常态，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和信息技术的新进展现在给西方带来很多机遇，同样也带来很多挑战。
比如，美国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压力越来越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年的研究报告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到1990年，美国的每次衰退和复苏都遵循着一个简单的模式。先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六个月后，就业率也随之恢复到衰退之前的水平。但从那之后，这种模式被打破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衰退后，就业率在GDP恢复了15个月后才回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1年的那场衰退中，就业率花了39个月才恢复到衰退前水平。在当前这次衰退中，就业率似乎将在GDP恢复60个月(也就是五年)后才会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过去帮助刺激增长的那些趋势现在正在推动一种新的常态，即失业率增长但工资增长下降。
欧美或许重蹈日本覆辙
1975年三边委员会报告中美国那一部分的作者亨廷顿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对衰落感到忧虑很重要，因为只有那样，它才会进行使预测无法应验所必要的变革。假如不是因为害怕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美国就决不会让科研机构行动起来，给航空航天局拨款，快速实现了登月计划。或许针对今天挑战的某种应对措施即将出台——也或许，华盛顿将能够全力以赴在未来几年通过影响深远的重大政策措施，使美国重新回到一条通往充满生气、无债务未来的顺畅道路上。但是，希望并不等于计划，而且必须指出的是，眼下这种结果似乎不大可能出现。
不采取这种举措并不意味着国家要遭厄运。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显然是拥有灵活性与合法性从而在现代世界长期存在的唯一制度。如果说今后几十年有任何政权瓦解的话，它们将是实行指令性体制的政权。
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危险不是死亡，而是僵化。它们所面临的艰巨挑战——预算压力、政治瘫痪、人口压力——表明经济增长会很慢，但并非即将崩溃。勉强渡过这场危机将意味着这些国家仍然富裕，但却缓慢地不断滑向世界的边缘。围绕如何分配一张更小馅饼的问题而争吵，可能会引发某种政治冲突和混乱，但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大多数人对活力减少、不那么有趣且生产率下降的未来无可奈何地接受。
曾经有一个不能实行改革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它从主导全球经济变为20年里经济增长率疲软，平均增长率仅为0.8%。虽然它的许多日益老龄化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继续过着愉快的生活，但他们为后人留下了日益贫瘠的遗产。现在它的债务负担令人震惊，其人均收入已下降至世界排名第24位，而且还在下降。文章称，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不能齐心协力地行动起来，他们的未来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今天的日本。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1期，摘自2013年美国《外交》双月刊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