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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生育年龄同妇女生育水平有直接关系，计划生育部门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我国人口初婚年龄在逐渐提高。以广东为例，男性平均初婚年龄８０年代比４０年代提高了１．９３岁，女性提高了２．１３岁。早婚率下降，晚婚率上升，虽然上升幅度不大，但趋势是明确的。与此同时，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未婚先孕、不登记的婚姻，也越发多起来，这个上升趋势也是明确的。
根据《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的推算，我国首次性交时间小于初婚年龄者为１８％左右。而且越是年龄轻的夫妻，发生婚前性行为者越多，如城市小于２５岁的已婚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者占４２．１％，女性占３４．５％。
同样，未婚先孕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上海未婚先孕做人工流产者，１９８２年３．９万例，１９８３年５万例，１９８４年６．５万例。浙江金华市中心医院１９８８年做第一胎人工流产手术１７０４例，其中９０％以上属未婚先孕。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对婚前性行为持容忍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调查》表明，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男性与女性分别占３４．３％、１６．０％。
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的尤其多。如大学生中，认为“基于爱情就可以“的占４０．２％，认为“双方愿意就可以“的占３４．７％，两项相加，７５％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合情合理的。
对婚外性关系持宽容态度的人数，也同样在增加，特别是大学生中，有一半人认为对婚外性关系不应干涉。
婚外性交有怀孕或生育后果的比例一般比较低，计划生育部门不大注意这一点。婚前同居、性交则比较容易有怀孕和生育后果，甚至会影响人口出生水平。对此，从控制人口的角度考虑，需要采取严重否定的态度。但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是提倡晚婚晚育，要结合性教育。婚育年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结婚早晚，有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地理、气候的关系，也有青年性生理发育，性心理平衡的问题。性机能成熟了，就有求偶、性交的欲望，抑制这种欲望，不是容易的事。简单的行政手段，很难奏效。必须给以科学的武装，培养青少年健康的性心理、性道德。提倡晚婚、往往从人口学角度去宣传，这还不够，还要有生物学角度，从关心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长的角度去宣传。
二是晚婚年龄也不宜规定得过晚。计划生育部门在国家规定的合法婚龄的基础上，又加了二、三个年龄做为晚婚年龄，这是必要的。但是婚育年龄也不是越迟越好。过度晚婚，会助长性郁闷、性心理失常的发生。费孝通先生说：“两性关系根本上是有生物基础的'人之大欲'。社会要把它封锁在'正规渠道'里，如果这渠道不能满足这种'大欲'，轶出轨道的行为还是不断会发生。“（《性心理学》出版后记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性是要有出路的，没有正常的出路，他就会自找出路。报纸上有时赞扬到了三、四十岁尚未结婚的人，当然个体差异较大，不好妄加褒贬，但是做为一种提倡，就未必妥当。
三是对婚前青年男女要不要进行避孕指导，供应避孕药具？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社会上对此一直有争议，计划生育部门也采取回避态度。对婚前性行为，一方面要积极教育和引导，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现实。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是不合理的事物也要承认它的存在。这种行为恐怕还不可能消除，从婚前性交可能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的后果考虑，应该给以指导和供应。当然在做法上应采取自然渗透，自然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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