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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完影片《1942》，在震撼和激愤之余，写了一篇观后感，在一些网站贴出后，有一位读者留言说：“文中所提灾难面前的女人们，其实不能以这样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女人的本能，我的祖辈也是那时逃荒队伍里的人，小的时候总听奶奶给我讲自己和父母逃荒的经历，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在逃荒的路上打工、挖野菜、经商什么活都做，就是没有卖淫的事，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可耻的……”。 看完这段留言，我的心里也受到了震动：是呀，影片中的两个主要女主人公，怎么不是当娼妓就是卖身，除此，再无别的生存方法？逃荒路上的主流女人们是怎么过来的呢？虽然自己是从影片展示出来的逃荒景象和灾民悲催的经历而思考出来的，但却是一叶障目，这样写灾难面前的女人们，是很失偏颇的，对那些逃荒路上的众多女人们是一种亵渎。 一种良心的折磨，使我这些天来寝食难安，如鲠在喉，久久的难以释怀，我产生了一种再寻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逃荒路上的女人们到底是怎么捱渡过来的呢？ 于是我做了两件事：走访一位当年来陕灾民的后人——我的一位同学；认真拜读了小说原作——《温故1942》，想探寻更多逃荒路上的背景及真相。 同学为我还原了自己的祖辈和母辈泣血的逃荒经历： 1942年，作为300多万逃荒大军的一员，她的外公外婆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跋涉的从河南来到陕西。逃荒路上，30多岁的外婆，用独轮车推着儿子和小女儿，50多岁的外公用担子挑着家什，另两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只能随着父母步行千里多路，沿村乞讨，挖野菜、吃树叶、树皮充饥，由于路途遥远和饥寒交迫，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脚上、手上长满了疮，溃烂、流脓不止。放到今天，她们正是给父母撒娇和使小性子的年龄啊！可是，命运不仅不允许她们撒娇，而且让她们以非人的状态生活着。她们怀揣着美好的希望，以超乎年龄的刚强姿态，步履艰难地行走在逃荒路上…… 由于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没出河南，唯一的儿子出麻疹而死掉。他们一路乞讨，来到了陕西长安县的一个村子，将长女以四斗包谷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村民。全家人总算有了落身之地。于是外公返回河南去办户口，不知何因，外公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失去音讯，成为家人心中永远的痛。外婆和稍大一点的二女儿怀抱着不满2 岁的小女儿，不得不又走上了逃荒路。她们沿街乞讨，一寸一寸艰难地前行着，边走边寻找落脚之处。走到一个沟附近，饿得实在走不动时，外婆决定丢下2岁的小女儿（同学她妈），任其自寻生路。走了一段路，二女儿实在难以丢下她的小妹妹，拖着饿得发昏的身子，虚弱无力的返回原路抱回了妹妹，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多少风和雨，娘三个来到临潼县相桥镇的一个破窑洞里避雨，这里也就成了她们日后的栖身之处。后来，外婆带着小女儿嫁给了当地的一个老贫农。二女儿给人当了童养媳。 听着同学的讲述，体验着她母辈们的艰辛，再次为自己所写的灾难面前的女人们感到内疚！是呀，任何时候，任何年代都不乏卖淫之人，不只是逃荒路上，但那毕竟是个例中的个例，绝大多数女性把坚贞看的比生命都重要。即便是在逃荒路上她们迫不得已时，那些挣扎在生命线上的女性，也会认为当娼妓和卖淫是最可耻的事，她们认为，外表可以沾上脏污，但是身心不能脏啊。 影片的再欣赏和再推敲 追随着影片《1942》的足迹，来到小说《温故1942》的大殿，看着电影，温故着小说，穿梭在两部不同的艺术作品里，仿佛想在长大了的儿子身上找寻母亲的踪迹，转过头又想在母亲的身上找到儿子的影子，及至看完两部大作，才发现，电影与原作相比，简直面目皆非。但是不能不说，这部影片除了个别地方和细节外，它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影片：来源于原作，而高于原作。它的高就体现在，既把原作中的细枝末叶，通过穿针引线，连络成一部浑然一体、经络分明的故事框架，又为零碎无章的原作情节，添髓增血，使其成为一部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活动栩栩如生的影视佳作，更重要的是将原作想要表达的思想以高超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特别欣赏冯导的幽默手法。前几天，看到一个观众对影片中的几处笑场提出了质疑：认为在那么悲伤的逃荒场面中，影片使观众忍俊不禁的笑场，与当时凄惨的逃荒景象太不相符了。我不大苟同这个观点：一这毕竟是逃荒影像，不是真实的逃荒现实；二对一个过去了7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回顾它的意义不是还原事件本身的悲伤，而是追寻造成当年那个悲剧的缘由，从而引起人们的深思；三我觉得，人哭笑不得的情绪比单纯的大悲情绪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些，而且能在悲伤中寻找幽默本身就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和修炼，也是一位导演的功底的体现。大家可否记得，电影《芙蓉镇》中姜文扮演的那位秦叔田，在劳动改造——扫马路时，边扫街边跳舞的情景。当年那个镜头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的同时，也使许多人学会了面临磨难时自我心理调控的方法。 同时，影片也存在一些失误和细节不严谨之处。 既然是纪实体影片，就要注意更多的细节，以呈现事件的真实性和增强影片的艺术性。 一、影片在体现灾民的生活时，应该反映其主流生活，而不应该将经典事例当一种噱头来猎取。逃荒路上，大部分女性是自强自立，以顽强的意志力和天灾、和饥饿、和艰难险阻作斗争，他们往往是家庭的主心骨，正是她们的精神支撑，才使一个个家庭能渡过难关，走过那场灾难。 二、影片中只有瞎鹿剁干树枝的场景。而现实中灾民在逃荒路上做的最多的是：讨饭、挖野菜、扒树皮。。。。。，如果把做这些和吃这些的情景再现出来的话，不仅更符合实情实景，而且会增加影片的感染力。 二、影片在表现灾民扒火车时镜头太笼统，太平淡，把艺术性和真实性都没有体现出来。无论是从原著还是当年灾民逃荒的实情，都有灾民爬火车逃往陕西时，大量灾民被挤压、被踩踏、被火车轧压而亡的史实。原著记载：“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美国记者白修德）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 对此，建议用3D效果再现当年扒火车的宏观情景，用原著中的惨象描写来再现个体场景，效果会更逼真和更有震撼力！ 三、影片在体现逃荒路上，灾民神态方面的处理也欠火候。据一些书中记载和长辈所言，人在饿得过头时，脸会出现菜青色和浮肿。可这部片子里的所有角色自始至终都是那张不变的脸，谁也看不出他们是饥饿过度的灾民。这已经不是细节和严谨的问题了，而是作为一个大片的失误！ 温故《1942》，寻找历史真相 由河南作家刘震云撰写的纪传体小说的《温故1942》，详细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1942年的那场灾荒场景。他用大量的史实和史料以及具体的数字叙事，更偏重于纪实，是一部史料丰富，选材独特，叙事手法新颖，事件敏感度高，对于政治和历史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的大部小说。 刘先生作为第一个将那件悲惨的事件呈现给世人的作家，确是一位有责任感、富于担当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但是，作家在小说和电影中，关于陕西的一些描述，本人不敢恭维和不能认可，它同样使我如鲠在喉，难以下咽，使我不吐不快，在此想与作家进行商榷： 一、原著中有一段，作者与一个老灾民儿子的对话： 谁知他儿子说：“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他儿子：“我根本不去陕西！” 我：“你去哪儿？” 他儿子：“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 对于年轻人的“豪言壮语”是否正确，作者的态度是暧昧的。我认为：当年大量的灾民逃往陕西，那是河南人的智慧。（常听人们说，河南人逃荒都比别处的人聪明：到了陕西后，大都依铁路两旁而居，六、七十年代陕西的铁路工人大部分是河南人。对于这点，我的理解是，当时的灾民到了陕西后不识路，所以一直不敢离开陇海铁路线贸然前行，这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被选择”了。）山东历来也是一个多灾的省份，所以才有山东人闯关东之说，山东人逃荒到陕西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想象一下：让灾民从贫瘠的河南经过同样贫瘠的山东，再逃亡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三省，恐怕想当亡国奴的机会都没有了——路途遥远，又都是不能保命的贫瘠土地，那种逃荒方式是年青人的一种意象吧？作者应该予以纠正，而不是用认可的态度去赞同新一代的智慧，却在抹杀老一代灾民的智慧。 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河南周围那么多的省，除了上述的山东地区，河南的南边还有“湖广熟 天下足”的湖北省，北边还有广袤富饶的华北平原。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灾民都喜欢涌进并不富裕的陕西？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除了日本入侵造成的战场密布、铁路被毁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是：陕西人豁达、善良、朴实、淳厚的大度胸怀。当年，陕西人用自己并不宽裕的粮食，接济并养活了300多万河南灾民，尽管这些灾民，并不是政府强行组织过来，而是灾民自发结伙而来。足见陕西人的作为可撼天地、泣鬼神！ 现在回过头，让我们看看，影片和原作中关于陕西的一些镜头和描述吧： 影片中有个镜头：当载着灾民的列车入潼关，进入陕西地界时，陕西驻兵操着粗俗的陕西话一边恶骂灾民，一边用机关枪扫射火车和灾民，表现出了极无人性的残忍，虽然表现的是国军，但也表明是陕西人的一种态度。 大惑不解的是：对于将自己碗里的羹分给灾民以救命的陕西民众，撇开导演冯小刚不说，作为河南籍的影片编剧——刘震云先生，在整个影片和原作中，不仅没有半句感激之语，而且通过塑造当兵的屌丝来抹黑陕西人的形象，我不知道，刘先生那300多万来陕老乡及其后人看后，会作何感想呢？ 二、刘先生在原著《温故1942》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 这是典型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作为一个陕西人，我目睹和了解周围太多的河南灾民及其后代在陕西的幸福生活。河南人来陕后，大多数以铁路、城市而居，宝鸡、铜川，都是有名的“小河南”。西安也是河南人的一个重要的集聚地，听我奶说，她家附近——西安东关炮房街唐代寺庙——罔极寺后面，一个大院子里，聚集着一百多户河南灾民，刚到西安时，他们自己搭帐篷而居，逐渐地换成砖瓦房，面积也在扩大，再后来换成面积更大的两层或三层楼房，前些年搬迁时，他们每人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偿，反倒是他们当地的住户，因是单位分房，面积很小，搬迁时所补偿房屋，连河南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陕西人以它博大的胸怀，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河南人和平共处，共同建设它们美丽的家园。他们的后代已经不分彼此，都成为新一代的陕西人。 我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向观众和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正能量的思想，诋毁和蔑视负能量的思想。作者应该将知恩图报、体恤他人的正能量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否则，他的作品即使水准很高，在读者的心中，也会大打折扣的。 历史造成的灾难，让历史去平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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