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一听上去总有些突兀甚至不合调，但细想起来，反映的却是一个极其严肃的社会问题，且非个别行为，而是普遍存在，用有着长期打工经历、对之感同身受的刘丽的话说：“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是在我身边，在我这个群体非常的常见。”
在不影响各自夫妻关系的基础上，来自不同地方的他和她，组建了中国式打工潮下的临时小夫妻。这究竟是无奈现实下的自然所为，还是两情相悦下的各取所需？在此，我们并无意探讨，也无心置之于道德的审判法庭，这里我们更需要的是进一步追问：“临时小夫妻”现象，真正让谁尴尬了？
因为谋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因为背井离乡而人户分离、家人别居——这是当下中国式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村里的青壮年能走的几乎全走了，剩下的基本上是“386170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在留守。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笔下知识阶层的“生活在别处”，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当前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一个写照。
可以说，在城乡二元治理结构下，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常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着城市所需的粮食，难得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看到底有多精彩；今天，2.6亿农民终于可以扔下锄头，跟随市场经济大潮进城务工，开始寻求新的生活。他们几乎每天奔忙在车间、宿舍、食堂的三点一线，“常回家看看”由此成为一种奢望，每年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便是他们扎堆从城市到家乡一次艰难往返的佐证，也因此他们被媒体冠以“候鸟”的别称。“候鸟”，则意味着常年居无定所或周而往返的漂泊生活。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人最底层的需求，也是人生存的第一需求，如果人不得不要面对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更高层级的需求，比如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自然会让位于人的生理需求。电影《老井》中，当男女主人公被困塌方的井下，自知生还无望后，终于做了一次夫妻。被困井底的男女主人公，某种意义上不正是农民工生存现状的一个隐喻？在城乡二元治理结构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上已失去了夫妻长相厮守的自由。
当然，我们并无意于为之辩护，在这个人性获得空前解放和伸张的时代，任何有违夫妻相互忠诚关系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乃至法律责任追究，来维护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成果之一的一夫一妻制。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家庭伦理和群体揭秘层面的审查和猎奇，是否可能遮蔽对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审视和检讨？我们或许因此可以满足一下居高临下的集体快意，却可能由此失去了一次启动改革的社会契机。
“临时小夫妻”现象真正让谁尴尬了？当然，不是农民工群体，而是造成这个群体尴尬处境的制度。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下决心打破二元治理结构，真正让城乡实现一体化发展、让“候鸟”式农民工不再有漂泊之憾，该是时候了。但愿，“临时小夫妻”现象带来的尴尬和刺痛能成为一次破题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