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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中国，性就像一个被丢掉的婴孩，不受宠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性的话题又重新变得坦然。当婚前性行为、试婚、婚外恋、未婚生子等等这些与“性解放”密切联系的现象屡见不鲜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60的光景，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生育”到“快乐” 社会学家说，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过去，“男女授受不亲”的成规一直都让中国人对性有一种谨慎的戒防。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汉、唐开放的年岁，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观念和身体仍被保守思想禁锢着。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性”乃最大禁区之一。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著名性学专家马晓年在回顾解放初那会儿的感受时十分感慨，“最初对于性哪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遐想，性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 对于性，“前30年控制得很厉害”。那一时期性总是与“生育”、“卫生”、“健康”等字眼相联系的，人们对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识几乎无从了解。从1949年到1977年的这个阶段被看作中国性教育的禁闭阶段。 然而，也有人企图冲破禁忌。1955年，由北京的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三位医生联合编写的《性的知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性科学专著。 从“性格不合”到“性不和”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最严重的后果是以离婚的方式进行表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在不断提高，离婚对数从1985年的45.8万，扶摇直上到2005年的178.5万。根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共有226.9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比上年增加17.1万对，增长幅度达8.1%。 “这么多人会离婚，原因很多，虽然更多的理由都是夫妻性格不合之类的，但私下去调查了解，有很多都是因为性问题而分开的，比例很高。”马晓年表示。对此，很多学者都持相似的见解。有调查显示，在分析原因时，性的因素占到第一位，占35%。也有学者认为离婚的主要原因来自婚外情，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婚外情也是性问题，是配偶和他人的性关系问题。 “从性中解放”还是“让性解放” 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已颇为开放的今天，也许借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从性中解放”与“让性解放”的概念来理解当下中国人婚姻中的某些问题，不失为适。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大量的性交与乱交，第二次则注重保持对性的热情与兴趣。 对此，有评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却是从性中解放出来。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人们“从性中解放”及其“让性解放”的进程似乎是同时进行的。 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据说最初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 但是今天，人们在面对已属常见的性用品店时再无半点惊讶，因为开发“性”的愉悦和保健功能早已成为中国人眼中天经地义的事。 有关婚外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的男性为60.8%，女性为47.9%——这样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朝着“让性解放”的方向已走出很远了。 但是，在人性与制度的关系趋于紧张时，人性时常也会在人本主义的呵护下获得某种正确性。于是，婚外性行为的大量增加，被视作人“从性中解放”的深刻表现。然而，以此为名的婚外性行为，以及以挑战制度的方式“让性解放”，至少目前还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也难免成为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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