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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元稹，离世而去已千余年了，其文学思想之影响与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然纵观对其评说，却多不公允，试看当今《辞海》之准定论：
元稹(公元779～831年)唐诗人，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和白居易友善，常相唱和，世称“元白”，早期的文学观点也相近。其《乐府古题序》一文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之一。有些诗篇用乐府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揭露；但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语言的通俗流畅上，都不及白居易，后期所作，则多写身边琐事。又颇有艳诗，对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李肇《国史补》述及当时诗坛的情况说：“元和后，……学淫靡于元稹。”长诗《连昌宫词》较著名，又作有传奇《莺莺传》，为后来《西厢记》故事所取材。有《元氏长庆集》。 由此看来，元稹在人们的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是：先是得罪守旧官僚遭贬，继而变节投降依附于宦官而荣升至宰相；与白居易友好，但文学不及白居易且多有艳诗，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其实，沿习此说何止《辞海》，千余年来罗织元稹之“罪状”，大致有六。 1．《新唐书》载：“(元稹)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 2．唐代文学家李肇著《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学淫靡于元稹”。 3．《董解元西厢记·前言》说：“元稹所写的《莺莺传》(一名《会真记》)是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的一篇文过饰非为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法说教，思想反动的作品。" 4．《薛涛传·元薛因缘》日：“元稹最慕虚荣，爱情不专，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5．《达县文史资料》第三辑，扬奉禄撰《正月初九为怀念元稹登高一说质疑》述：“元稹在通州三年多的司马任内，有没有政绩?志书上没有记载。在这些日子里，元稹所作的诗不少，而对政事则无只字提及。” 6．《川东学刊》总第2l期陈正平《通州司马元稹》写道：“元稹只做了“无言责、无事忧、无功无罪的四年闲官，他在通州扮演的只是一名居闲位享薄禄的诗人角色，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做出政绩。” 凡此种种，已足以使元稹英才无名，气节扫地。然观史海，浏览群书，多有不苟同者。故有必要陈述，以还元稹大诗人之清白，试为元稹正名。 忠心耿耿的元稹是反腐败的勇士 《辞海》载：“元稹因得罪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得罪，作何解释?乃获罪、冒犯之意，然而，仅仅用一个“得罪”来为元稹定性，诚恐有失偏颇。元稹敢于直谏，性格锋锐，素有敢做敢为之气魄，虽举谏一次升一次而遭宦官诬陷一次又遭贬谪一次，屡升屡贬，这岂止一个“得罪”了得。试看元稹的几次弹劾，是否仅仅是“得罪”了守旧官僚？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李纯嗣位。元稹拜左拾遗，因洞察朝廷内部官僚集团的腐败恶习，于是“事有万万急于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上献《教本书》以陈请皇帝要注意挑选教授皇太子的老师，稳慎地择用朝中的将相，远离沉滞僻老之儒，任用博学弘深明达之人。实际上，就是要废黜当时左右在皇室之内的腐败宦官，结果被围绕在宪宗周围的亲信、宦官所仇恨，被贬为河南县尉。 元稹敢冒昧殊死而言，是为了朝廷后继有人的千秋大业，说元稹仅仅是“得罪”守旧官僚，未免太冤枉元稹了。 再看元和四年，元稹授监察御史，出使东川，因弹劾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私加税收饱私囊事及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案事，又遭严砺生前朋党谗诬，一个为维护国家法纪，反贪倡廉，为民请命，申张正义的元稹，又因此而被调离到东台，这难道说也仅仅是“得罪’’守旧官僚吗? 又看元稹上任后，又接连上奏浙西观察使韩皋用仗棒打死湖州安吉县令孙懈事；徐州节度使王绍在邮驿站内停放死人事；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内园私设监禁，关人一年多而官府不知事；河南尹诬告枉杀诸生尹大阶事；飞龙使诱亡奴为养子事；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事；汴州没收死贾钱千万等十多件事。更引起贪官污吏们的仇恨。元稹也因此上奏有功，得以召回长安，将待升迁。然而，当元稹在回长安的路上，住宿于华阳县敷水驿站时，宦官刘士元和刚被元稹查处了停棺木在邮驿内并强行索要马匹、粮草的仇士良两人后到，却仗势高官，蛮横无理地将元稹赶出正厅，并打伤元稹。事后，还恶人先告状。其结果又是元稹被贬到江陵府做士曹参军。五年后，眼见元稹平叛淮西有功，却被元稹举报而受到处罚的也是仇士良的直接上司，时为禁军中尉要职的吐突承璀召回长安，改贬偏僻的通州。意欲置元稹于死地而后快。这真是一个冤枉，立功遭贬，公理何在? 元和十五年，元稹调入翰林院，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次年初，穆宗常常召元稹进宫，谈论“西北边事”的国家大事，这又引来了宦官们的嫉妒，深怕元稹由此而得升宰相。于是大造元稹的谣言，说元稹要谋反。又因元稹曾奉命查办了裴度的儿子裴撰考进士时，收买主考官，考试做弊而落榜。因此，裴度怀恨在心，于是借朝廷派他去讨伐王廷凑叛军之际，要挟穆宗皇帝，贬谪元稹。便串通其余涉及考试做弊的宦官们无中生有三次诬告元稹要谋反朝廷。穆宗初登帝，考虑正是用兵之际，又为了照顾宦官们的面子，违心地罢免了元稹的官，降为工部侍郎。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为朝廷献计纳策、坚持正义、维护法纪的元稹受到贬谪。考试做弊的裴度之子受到破例赐进士的封赏。迟迟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屡屡诬告的裴度及考试做弊所涉及的宦官和挑拨离间的奸臣们却逍遥法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穆宗查证无谋反之事，给元稹平了反，并升元稹为宰相。为了报答皇上的恩赐，元稹准备采纳于方的“反间计”去解因叛军王廷凑攻打深州牛元翼之围。可是，裴度又在他人的挑拨下，上告朝廷，说元稹勾结叛军要刺杀他。穆宗派人查证，结果是没有此事。于是，穆宗一气之下，将裴度和元稹一起都罢了官，这又是一个冤假错案。 元稹罢官被贬同州，既而又贬越州为刺史，一去便是八年。在同州、越州期间，元稹体察民情，减轻百姓税赋，兴修水利，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文宗李昂继位，才又把元稹召回京城，升任尚书左丞，主管整治官吏的事务。元稹为了维护法纪，振兴朝纲，一连罢免了七个不办公事，只谋私利的员外郎一级的官员。这又遭到奸人们在朝廷中的亲信们的陷害，诬告说元稹意欲谋取相位，在越州时大搞贪污云云。因而蒙骗了刚继位的文宗皇帝，结果仍然是元稹被贬为武昌军节度使，把元稹赶出了朝廷，最后死在武昌任上，以致于元稹一生也没有机会来辩白自己的冤屈了。 上述诸事，已足以证明元稹为国家、为人民始终坚持正义，维护法纪，冒死直谏，在所不辞。这难道仅仅是“得罪"二字所能解释的吗?这难道是守旧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吗?非也，元稹是为社稷大业忠心耿耿的贤士，是为民请命的清官，是反腐倡廉的勇士。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的。 元稹并非依附宦官得宰相 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元稹先是得罪宦官遭贬，继而变节依附宦官而荣升，是始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后。也就是元稹被贬通州为司马四年，又移虢州为长史旋被宪宗召回长安，授膳部员外郎后。然而，千余年来，谈及元稹多是人云亦云，对元稹颇有微词。事实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不妨来读一下《旧唐书·元稹传》：“十四年，(元稹)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孤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辞学。谓稹曰：‘尝览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知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怀。’稹因献其文。”此文所记，有否元稹依附宦官之事?我以为应是一代文宗的宰相十分欣赏元稹的诗文，更看中了元稹的文才，而不是元稹去巴结令孤楚。 再读：“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史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崔潭峻，就是史学界说的朝廷宦官。然而崔潭峻不把元稹作为被流放的贬官看，而是以礼相待，也是看中了元稹的文才，时常搜求元稹的诗词歌赋诵吟。这里也不存在元稹巴结宦官的问题，更无“投降变节’’可言。何谓投降变节?乃先攻击其人而后投靠其人，以致改变原来之节操，改变原有的品行。元稹是否如此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崔潭峻与元稹之关系。 早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元稹时贬江陵为士曹参军，严绶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淮蔡招讨使。而崔潭峻是山南东道节度使，都是元稹的直接上级。他们在一起奉皇上的命令，招讨淮西吴元济叛军，是一个派别的。而元和十五年，元稹为膳部员外郎时，受到崔潭峻的优待，他们仍然是一个派别。也没有先反对崔潭峻，而后又去投靠巴结崔潭峻之事。正如元稹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所言：“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因此，可以说，元稹从来就没有阿谀奉承的恶行。 其实元稹得到提拔的关键，还是穆宗皇帝。穆宗看了崔潭峻呈上元稹的《连昌宫词》等百余篇诗词后，发现和了解了元稹是个人才，于是破格提拔，不避非议，大胆启用人才。为何如是说呢?因为提拔元稹为制诰后，朝廷内的人“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也就是说，在当时提拔知制诰者应是从相府中选举，而元稹从一个南宫散郎一下提为制诰，当然要受到鄙视，不明真像者倒真以为元稹是靠依附巴结宦官而连升数级的。殊不知，当元稹替皇帝写的诰封一出，却“迥然与古为侔，遂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这不但使朝中原来鄙视元稹的人心服口服，转变了看法，而且更加得到皇上的器重和赏识。器重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远见卓识，赏识元稹的“《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的文学才能。试问，象元稹那样有才能的状元郎(进士第一名)朝廷都不用，那又要用什么人呢? 然而，为何元稹在朝廷内屡屡受挫?为何元稹时常受到诽谤和中伤呢?这里应该再看一下裴度与崔潭峻、元稹的个中原因，是大有裨益的。 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载：“潭峻为元和逆党，即弑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弑，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这就是说，重用元稹的崔潭峻，是推翻宪宗的逆党(姑且这么说)，这批逆党受到新登位的穆宗重用。而裴度是忠于宪宗的旧臣。因此，与崔潭峻等人是有着根本的分岐和敌视。而崔潭峻等人也是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的。究竟谁是宦官呢?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详尽。”其实《辞海》载：“裴度晚年以宦官专权。”当然，陈先生也就因此而“非本文所能详尽”了。事情虽然错综复杂，然而，我们还是能够理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即元稹检举了吐突承璀劳役百姓，罚处了吐突承璀朋党如刘士元、仇士良之流的贪赃枉法，奉旨查办了宰相裴度等的子弟、兄弟亲戚考进士做弊之事，揭穿了裴度欲报私仇两度数次诬告元稹之事。赞成崔潭峻反对宪宗听信吐突承璀等之流的谗言，拥护新登基而重用他的穆宗。这实际上是维不维护国家法纪，坚不坚持正义的大事。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如果依此观点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那么，元稹为何常遭贬谪，常被诬陷，常被诽谤，则不言自明了。 明了元稹遭受的冤假错案，让我们再考订元稹“信道不坚，乃伤所守附宦官贵得宰相”之出处，此说在后晋人刘驹监修的《旧唐书·元稹传》中并未出现，而是出自宋代宋祁编的《新唐书·元稹传》(欧阳修编五代史)。《新唐书》在后，而《旧唐书》在前。我以为，《旧唐书》更接近于元稹那个时代，更能准确地评价元稹之德行。而《新唐书》的编修者明显地受后来谣言的左右，以至于使元稹蒙冤至今。 只要我们认真地去读一下元稹当时对诸事件写给皇帝澄述的文章，便会一目了然。那的的确确是一连串的冤假错案。元稹虽然数次担任辅君匡国的要职，担负济世为民的重担，但是，却非常短暂。其中最长的任职是一年的监察御史，最短的是尚书左丞，在位不到一个月，五次要职总共仅两年零三个月。而前后遭贬、流放则达20年之久。元稹啊，真是一个饱受苦难，历尽沧桑之人。他在那么多的恶意中伤环境中，不畏权贵，不避风险，敢于直谏以保社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一心以大业为重，却每每是遭受不白之冤。如果元稹真要是“信道不坚”，“投降变节”的话，也不至于落得个一贬再贬的下场。元稹真是太傻。当了翰林院承旨学士，就不该去查办什么“考进士做弊案”，人家皇帝叫白居易去查办，白居易都知道厉害而不去查，你元稹却要去查，使得宰相裴度的儿子、主考官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十一人落榜。你说怎么不得罪一大片呢？当了宰相，就不该去为国家着想，用什么“反间计”去解“深州牛元翼之围”，本是裴度奉命去讨伐而迟迟按兵不动的个中原由，你元稹为何不知这是裴度要挟皇上的本钱。你元稹去平定了叛军，那又把裴度的威风置于何处?被贬同州、越州当刺史了，你元稹就该“闭门思过”了，怎么又去为老百姓着想，修什么水利，搞什么税赋改革？富豪们要多缴税，怎么会高兴呢？怎么又不造你的谣呢？以致落得个“渎货”贪污的坏名声。当了检校礼部尚书、尚书左丞，你元稹又要为什么国家着想，搞什么整治吏部，振兴朝廷法纪，去罢免那些朝中不办公事，只谋私利的官员，这当然要被宦官、奸臣们说你想谋取相位。以至于被再次赶出朝廷并死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终生也没有机会来为自己辩解，而含冤九泉。 然而，时间是最能考验人的，真理始终是真理，无论受到多少挫折，无论有几多的沉冤，历史，将作出公证的评价，元稹，你的形象将永远是高大的。 艳诗不是洪水猛兽 元稹的文学成就，在诸多的评论家手笔中，已得到肯定，此不必赘言。然而，由于碍于元稹所谓的人品、巧宦、变节等诸因素而不敢正确评定。甚至把元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的追求华丽词藻和永恒的爱情诗篇，也归罪于“淫靡”、“艳诗”，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云云。 淫靡的艳诗到底是什么诗呢?李肇之《唐国史补》载：“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娇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李肇与元稹是同时代的人，他所说的淫靡并非我们今天的解释的“淫靡”。淫靡，在唐时指的是描写爱情和嬉娱之类的诗。是追求华美词藻的一种 表现方法。正如苏东坡评论元白诗时所说：“元轻白俗”那样，有人把“元轻’’做了望文生意的错误理解，轻，应是指浪漫色彩，清新流转之意。《辞海》中的解释，便出现了这种错误，以至于说：“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不良影响。”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国史补》中所载：“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由此可知，当时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因此崇尚文词风流、嬉娱游乐之风气。元稹正是这潮流的先锋派，他所描写的爱情和吟咏风物的诗篇，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纵观历史，凡社会动荡不安，则多出讽刺、针砭时政之作。社会安定，则多出歌舞升平、爱情诗篇。因此，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评定，元稹开一代爱情诗篇之新风，不但不会给后来的文学创作造成不良影响，反而是冲破了我国文学中千百年来因顾忌礼法，不敢多言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的禁锢，这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评价元稹的《会真记》时说：“元稹是传奇作家中之两大的一个，可与李公佐并称，对后世文学影响之大，实不容忽视。”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陈寅恪先生也说：“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这就是后来根据元稹的《会真记》故事改编的《董西厢记》和《王西厢记》，并被《红楼梦》所借鉴，以至于我国后来的小说，凡言及男女爱情，生死离合与社会之关系者，均跃不出元稹之《会真记》的范围。试看中外爱情巨著名篇，哪一个不是先相爱而后离散?难怪陈寅恪先生评价元稹说：“微之能言个性适宜之旨，亦美术化妆之能手，言情小说之名家，‘元才子’之称，足以当之无愧也。”又说：“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愈)、柳(宗元)。” 综上所述，元稹描写爱情之艳诗，并不是所谓的“淫靡”，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要不然，哪有那么多的人去竞相仿效，大张旗鼓地“学淫靡于元稹”呢? 莺莺、薛涛与元稹 谈及元稹的人品，历来均要用《会真记》中之崔莺莺的情变和薛涛的所谓风流韵事来诋毁。说元稹“最慕虚荣，爱情不专，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说一下《会真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自宋代后，便有人提出，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张生是作者元稹之自寓。甚至把张生在《会真记》文中的行踪作为元稹的生平写入他的年谱，以此为据，说元稹“轻薄”和“背信弃义”。到后来，更发展到用经过王实甫改编了的《西厢记》去贬低元稹，批判元稹。说“元稹所写的《会真记》是一篇文过饰非为封建礼法说教，思想反动的作品。”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会真记》的故事情节：年轻的张生因偶然之机会，救了被乱兵围困在普救寺中的崔莺莺一家：张生为莺莺美色所动，便通过婢女红娘，与莺莺私会于西厢及订百年之约，遂两人终成男女之欢达数月。后来，张生因要赴京应试，便离莺莺而去不返。时人议论此事，张生便以“尤物妖人”、“女祸亡国”之理由，与莺莺好说好散，故时人说张生知过能改。 元稹作《会真记》，是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秋天，也就是元稹考取吏部科第的头一年，按照唐代科举之习俗，参加考试的举子们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作为“行卷”在考试前夕送给达官要人，名义上是讨教，实际上是让其文章为己扬名。造成良好之社会效应，为及第登科铺平道路。《会真记》便是一篇元稹根据军大夫张生的传 说写出的“行卷”。因此，这篇“行卷”中的主人公张生不可能是元稹自寓。虽然元稹曾有过类似的初恋经历(即元稹少时与管儿的相恋)，然而，众所周知，作品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硬要将作品中的人物去套作者本人，那是十分幼稚和无知的。君不见元稹完成了《会真记》，其好友李绅便写出了《莺莺歌》，以及当时文坛竟相仿效，蒋防写出了《霍小玉传》，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也写出了《李娃传》，如果都把作品的主人公说成是作者自己，那岂不是李绅也可为张生，蒋防可为李益，白行简可为荥阳公子了。 再看《会真记》之中心思想，元稹在文中首先写到：“张生者，性温茂，非礼莫入，……未尝近女色，……登徒子非好色者。”明言了张生不是好色之徒，因此才有为了赴京考试以求进取功名，与崔莺莺好说好散，其目的明显是告诫世人，要冲出沉溺于男女爱恋之旋涡，抛却个人之缠绵私情，以更大的报负去追求人生的更大价值。这可从诸多方面得到印证。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唐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承袭昔日之孔盂之道的“女人是祸水”之观念。随便翻开古今中外凡记载有上古灾异方面的书，每遇天灾人祸，洪水、天旱，均要说是女人所带来的祸害。如《后汉书·五行志》：“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是时窦太后摄政。……延平元年五月，郡国三十七大水伤稼……是时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六年河东池水变色，皆赤如血，是时邓太后专政。”等等不胜枚举。而西方也认为夏娃是第一个背信不听上帝警告的人，受蛇之盅惑，偷吃禁果。于是，人类的罪恶便开始了。可见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点的。元稹当时也应该是这种理念的赞同者。因此，才要告诫人们“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并举例说：“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政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元稹以周之褒姒妖惑周幽王而使国亡之典来说明“女人是祸水”。 其次是白居易等人当时也十分赞同元稹在《会真记》中所表示的主题。这可从后来白居易之《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春宵芳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中看出，白居易也借杨贵妃迷惑玄宗之典来表示“女人是祸水”之意。因此，我以为《会真记》所要反映的并非是单纯的男欢女爱和巧婚，也不是什么背信弃义，更不是后来经改编了的《西厢记》中所提倡的妇女冲破封建禁锢，争取婚姻自由等等。我们看问题和分析问题，不能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用今人的标准去套古人，这是唯心而主观的。 明白了元稹写张生与莺莺之来龙去脉，那么元稹与薛涛之事就更是迎刃而解了。 薛涛，生年不祥，死于公元843年。字洪度，唐女诗人，长安人，少时随父入蜀。后为乐妓，能诗咏，饶词辩。元稹与薛涛之风闻，历来杜撰了许多风流韵事而为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于每每言及元稹，均要认为元稹与薛涛之情爱同张生与崔莺莺相同。也是“先乱而终弃”，视元稹为背信弃义之徒，加罪元稹为“巧宦固不待言，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元稹与薛涛是相互仰慕其才华，且有诗文往来唱和。薛涛不仅与元稹有来往，而是与众多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以文会友，如韦皋、武元衡、牛僧孺、令孤楚、裴度、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杜牧等。其原因一是薛涛为当时之名妓，能歌善辞，为一般人所不能接近，能接近者当以此为荣。二来诸诗人之创作作品还需要发表，向外宣传。而当时向外宣传之途径，当首推歌妓们之传唱。所以，元稹与薛涛之诗文交往是属于很正常的事，然而，为何与薛涛所接触之人可谓众多，而偏偏津津乐道于元稹呢?这可从元稹当监察御史时，查处了诸多的地方高级官员而惹怒了他们在朝廷中的亲戚宦官们的事中去找到答案。据民国时张蓬舟撰《元薛因缘》之记载，言及元稹与薛涛相识之日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即元稹在东川为监察御史时。此说仅是张蓬舟所推测，他的依据是元稹在东川时写有三十几首诗，后交给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编为《东川集》却只有二十几首，尚差十首，而所差十首，可能是涉及到元薛关系，因元稹妻尚在，故不敢陈露于人前，此臆测当属可笑之列。而今人吴伟斌之《元稹全传》中就此事考证说：元稹在东川奉命查案，东西两川相隔好几百里，怎能随便离开东川而去西川与薛涛偷宿呢?况元稹时年31岁，而薛涛已50多岁了。并进一步考证，元稹三月初出京，三月底至东川，整个闰三月元稹皆在往返于沪州查案之路途，四月中旬从东川启程，又在山南西道查案十余日，六月初已回京城，根本无时间去成都，更不要说与薛涛厮混好几个月。由此可知，元稹与薛涛私会根本无此事。皆因查处了地方官而遭其诬陷和造谣中伤所致。 另据最早自晚唐人范摅所著《艳阳词》及后来所有的记载：“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其文均说元薛相识是在元稹当监察御史之前。且仅是相识而已，而在当监察御史出使东川时，因在查案，没有机会去见薛涛。而言及元稹与薛涛有恋爱关系是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元稹为浙东观察使时。然而，后唐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考证说：“元稹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在长庆三年，而涛已五十四岁，取涛之说，殊难置信。”因此，我们可以说，昔人说元稹自私，玩弄薛涛，大概皆附会于元稹与莺莺之说，而其根源皆是元稹查办了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而遭谣言中伤。正如元稹后来在告诫他侄儿的《诲侄等书》中写到的“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信之乎？”可见造谣的威力，竟连亲戚都怀疑起来了。如果硬要说元稹与薛涛有何关系，也只能是相互仰慕其才华之诗友关系。退一万步来说，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薛涛之单相思，是一厢情愿之事，而不会是元稹之过错。这可从《元薛因缘》中的“薛涛持才自负，中年未字，及遇稹，似属意之。”得到证明。 总之，无论是莺莺也好，还是薛涛也好，都是被元稹查办的贪官污吏们用来中伤元稹的谣言，而后来人不知其中原因，也人云亦云，广言风流韵事以迎低级趣味。君不见元稹为谣言中伤事在《梦游春》中写道：“努力去江陵，笑言谁与晤。……荷叶水上生，团团水中住。泻水置叶中，君看不相污。”这不就是对那些造谣中伤者的有力回答吗。 元稹的文学成就不可低估 历代诗评家在谈论元稹文学艺术与思想时，均要与白居易相并论，并总是通过白居易来贬低元稹。我以为，此对元稹不公，可以说，倘若白居易在世，亦不会赞同，其理由是： 一、元稹与白居易是挚友，白居易长元稹八岁，情同手足，非一般“友善”可比，他俩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在十八人中，元稹考取第一，列三等(甲等)。白居易列四等(乙等)。这就说明，元稹是进士状元，而白居易不但低一个等级，而且还位居第二。两人相差过几。 二、元稹与白居易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旧唐书·元稹传》云：“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请注意，为何时人称“元白”，而不是“白元”。照此推断，白居易年岁较长，文学水平又比元稹高，为何反而排名在元稹之后呢?这不能不说是那些史学家贬低元稹留下的一个漏 洞。 三、“元和体”在《辞海》中注释为：“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旧唐书·元稹传》也载：“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这里谈及“元和体”诗风时，虽然说元稹的文学名气与白居易相等。然而，仍然是排在白居易之前。再看元稹在《上令孤相公诗启》文中谈及当时盛行“元和体”诗风时说：“往往戏排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在这段文中，元稹虽是自谦道白，然而也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社会上，元稹的名气比白居易大，爱好诗文的人，纷纷向元稹学习，考证元稹诗文的人，也认为元稹开“元和体”之先河。甚至，竞连白居易的诗文也往往认为是元稹所作。可见元稹在当时之名气。 四、在文学上，元稹与白居易比较，讽、喻、比、兴手法相同。白居易所有的，应该说元稹也有，在此不必繁言，后人评论白居易诗文，认为在通俗、流畅上比元稹约胜一筹。其实，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当时之社会，是崇尚华美的词藻和文字的推敲。正如当今正统文学与通俗小说相似，比之孰高孰低，则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从作品思想性的反映上，元稹与白居易相当，而从文学艺术和色彩上，元稹还要强于白居易，叶燮的《原诗》说：“元稹作意胜于白”，王运说：“元白歌行，全是弹词，微之颇能开合，乐天不如也。”至于白居易在《编集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中的“每被老元偷格律”句，并不是说元稹受了白居易的影响，而是白居易说，元稹步他的诗而在立意、措辞方面有很大的改变。超过了原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五、元稹、白居易均有诗集名《长庆集》，此乃元稹所取名，而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之序，为元稹所撰。古往今来，能为其人作其序者，其水平大都当在其人之上也。况且，白居易的诗文集，也是由元稹所编，故也可从此处看出一些端倪。 总之，我以为，元稹的文学造诣，在当时的时代及社会影响，较之白居易强，而不在其下。至于后来白居易的名气大增，那又是后来的事了。 元稹在通州政绩卓著受人拥戴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元稹遭贬又移通州为司马。四年任内，成绩卓著，得到通州人民的拥戴。而多年以来，因受诸文误导，竞也不顾史实，视而不见，大贬元稹。说什么：“元稹在通州任内，居闲位，享薄禄，无政绩可言”，实乃有失公允。 诚然，元稹从监察御史一下贬至士曹参军、司马，移至通州城这个“居才二百室，而幅员六千里之地"的下州，当时诗人的心情是可理解的。在元稹的诗文中，也多少流露出一些消极情绪和懒理政务的行为。这对一个在仕途中不得意，失去了实施政治报负且受到冤屈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纵然是在受到不公的对待下，诗人元稹却仍然以社稷为重，以人民的生计为重，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得到通州人民的拥戴，现列于后： 一、元稹在通州期间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白居易唱和颇多，存诗180余首，特别是诗中述及唐时通州之概况，如人口、地理环境、农业、城市、风俗、虫灾、水患、食货、物产等等，为我们地方历史之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著名的《连昌宫词》千古绝唱。 二、清嘉庆《达县志》载：“通州，以元稹闻名，”提高了知名度，通州因此建“六相祠”选元稹入祀，颂扬元稹。 三、通州恓惶之地，“虫蛇白昼拦官道”，树荫蔽日潮湿，“蚊蟆齿人肌肤”，野兽害人，“人如甑中居”，而通州人民只知用巫术对付。元稹因此教导百姓“大课芟銍”，铲除荒草、杂树，以利空气流通，阳光透射，并告诫通州人民要对庄稼进行除草薅苗，加强田间后期管理，以利庄稼生长。通州人民明白了道理，“人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千里，功旬半毕。”这使得人民身心得到健康，庄稼当年也有了好收成。迅速改变了“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的艰难困苦生活。 四、元稹带领百姓铲除荒草杂树，既使通州生气复发，又丰收而完成国家税赋，并用财政节余，扩大再生产，引进北方先进农作技术，发动州人“夹津而南，开山三十里，为来年农种张本”。 五、为了早日结束通州人民“架木为巢居，刀耕火种少用牛"的原始生活，元稹数次率领官员、百姓，亲拟祝文《告畲三阳神文》、《告畲竹山神文》、《报三阳神文》等在华阳观祭天求上苍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百姓安康。并在南外之青爱山即今日之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一是省渡河往返之时。二是亲事农事，便于前线指挥(用现有的话来说，叫农业前线指挥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六、元稹在通州“熟视民病”，饱闻前任李实刺史为政的过失，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经过分析、思考，带领通州人民兴修水利，整治吏政，制定出台优惠政策，“简用纪律，农劝事时，赏信罚必，市无欺夺，吏不侵轶。”大大改变了通州的散乱、落后面貌。 凡此种种，难道不是政绩吗?难道不该受到通州人民的拥戴吗?如果说元稹没有政绩，为何在元稹来的第三年，便从位居第四的司马一下升为代理知州呢?如果没有政绩，为何要建“六相祠”纪念、歌颂他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元稹，在通州，是有政绩的，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通州面貌的，是能够受到通州人民拥戴的。 至于达州由来已久的“元九登高”，人民依依不舍为元稹送行，当然是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从时间上看，元稹何日离开通州，仍可考证。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载：“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忠州刺史”，可知调令颁发之日。而白居易《三游洞序》载：“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又知元稹与白居易是同时调任的。另考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中注释：“十三年，予以赦当还”，这个当还，并不是已经开始走，当时元稹不正是在“简省书籍”编注诗文吗?而正式走，当在十四年正月，因为三月十一日，元稹与白居易在今日的宜昌不期而遇，因此才有序后又加注说：“寻时于峡州面付乐天”。把诗稿交给了白居易。如果是十三年，就不会说寻时，这个寻时，就是没隔多久的意思。况且，元稹在《告畲竹山神文》中写到：“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即从元和十三年十月至元和十四年正月。说明元稹元和十四年正月走之前还在为通州人民撰文祈福，率领通州官员们祭拜竹山神灵，尽最后的职责。屈指算来，从朝迁颁发调令日，到第二年正月初九，仅二十天。其中除去从长安传递调令、整理诗文、行装、交接公务等，二十天并不算多，难怪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直接写元稹走时是元和十四年。试想元稹之行，一家七口拖妻带女，走走停停，况官家出行一站一驿换取官文票券。故从通州下渠江到渝州至涪州在其当刺史的老丈人家中停留数日，又到忠州与好友李景俭相聚数日，才又顺江而下，穿巫峡，费时二月多，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象章文仪先生文章中的另一种推测，是二月底或三月初走的说法，即骑马走旱路到万县入长江之猜测所说的“纵使古道崎岖难行，走走歇歇，也花不了十天日子。”更不会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了。 所以，即使不知道正月的哪一天，而附会(姑且这么说)元稹排行第九称元九，而曰正月初九，这又有何妨呢?况且一九二三年，达城著名诗人李冰如先生就作有《元九登高题》： 元九逢元九，登高载酒来。相沿成美俗，共跻此春台。 游盛知年富，饮稀觉岁灾。醉人还少见，况说赋诗才。 数年后，在达城为川陕边防军督办的刘存厚也写了一首诗《正月九日游翠屏即事》： “正月初九日，游春结队行。翠屏临绝顶，俯视大江横。 戛云亭上望，士女出倾城。往来船如织，春水绿盈盈。 喧填箫鼓奏，沿岸踏歌声。龙作霓裳舞，前导建旗旌。 相携有春酒，蟠间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尽壶更倾。 喧哗动山谷，翔空鸟震惊。梅花开笑靥，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气象，钟动晚霞明。野游洵足乐，由来有深情。 元稹昔守达，是日归棹轻。邦人齐出送，俎饯登翠屏。 斯人有遗爱，祠堂垂典型。相去虽千古，佳游未可停。 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 此诗较为详尽地描述了达城由来已久的“正月初九登高节”，也明确指出了元月九日是元稹乘船离开通州的日子。因此，我们不要认为刘存厚是一个大军阀就因噎废食，在历史考证上，在资料来源上，在口碑传说上，民国时期也许要比现在容易查找得多。况且，在历史记载上象老百姓扶老携幼迎送元稹的事也不是没有。 如元和四年，元稹在东川查处了地方高级官员们贪赃枉法、迫害百姓事而受到百姓拥戴。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写到：“(元稹)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这就是说，老百姓为了感激元稹，连给自己的子女们取名都用元稹姓或名。另外，谈及元稹贬同州为刺史时又写道：“二年，改御使大夫浙东观察使，将去同，同之者幼鳏独泣恋，如别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这里是说元稹在同州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离开同州时，百姓父老如同别自己的父母一样，倾城出来相送，不想元稹走，以至于把道路都堵塞了，可见百姓爱戴元稹之深情。在谈及元稹在越州当刺史时又写到：“公(元稹)至越，未下车，趋奏罢，自越抵京师，卸夫获息肩者万计，道路歌舞之。"这里又是说，元稹刚到越州，老百姓便纷纷跑去拦轿喊冤，十分信任元稹是主持公道的清官。元稹因此处罚罢免了为讨好朝廷，长途运送海产品至京城而使肩夫运输者们苦不堪言的贪官的官。而元稹离开越州回京时，数以万计的肩夫运输者又载歌舞载舞，夹道欢送元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通州人民为感激元稹而扶老携幼于正月九日“邦人齐出送，俎饯登翠屏”依依不舍地送别元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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