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整个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不仅开考次数少，每次录取的人数也少。据《元史·选举一》及《元史·百官志·选举附录》载，元代16次考试，都采取带民族歧视的“两榜制”，共取进士1139人，尚不及颇不重视科举的辽代的一半！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这说明元代官僚队伍的形成与补充根本不靠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元代毕竟在宋金之后，获中进士后还是立即授职的，且起点官阶进一步提高，两榜的状元一般都授承务郎（从六品）、翰林修撰，基本达到了金代状元初始官阶的上限。
魏元礼——勤奋好学、文章出色的元代状元沧州名人
肃宁文化广场上的魏元礼雕塑
魏元礼，又名魏礼，（约1320-1385），字挺训，肃宁县城里人。幼年勤奋好学，文章出色。元至正十二年（1360），五月，庚子科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元末战乱归里，闭门从事诗书及元曲创作，著有《风云会传奇》等。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命访遗贤，魏被诏回翰林院编修元史，官至礼部左侍郎。
为了纪念这位状元，在肃宁文化广场西侧建有魏元礼雕塑，并在县城建有元礼街。
元顺帝左榜状元翰林史修撰——魏元礼
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河北肃宁人。生卒年不详。元至正20年（136O）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大明一统志》第2卷第45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后与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7人位列四品官员。魏元礼为汉人，能在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元至正20年（136O）间中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大明一统志》第2卷第45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
《元史》第45卷顺帝纪之八记载：“三月……甲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赐买住、魏元礼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据此可知魏元礼为该科汉人、南人榜状元。
状元的初始待遇，自唐至宋初（618-976）一直在低位徘徊，宋太宗朝突然大幅度提高，至元代进一步提高，到明清到达顶点。状元入仕后，则在宋代最受重用，其次为清、辽，而唐、五代、金都较差。明代对状元的罪、错处罚最为惨酷，其次是唐，而宋、清两朝则较为温和、宽容。综合来看，宋代状元遭际最好，唐代最差。
使出浑身解数夺得天下之魁，仅跟七品官之子的门荫官阶相同。可见状元实际上是很不被看重的。正如张国刚所云：“进士及第后，还只赚得一个做官的资格，算有了‘出身’，只有再参加吏部试或制举才能释褐。这显然不是文人入仕的方便之门。而即使释褐试通过后，也只能获得一个八、九品的参军、县尉、助教之类卑官。如贞元八年登第的欧阳詹，‘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四试于吏部，始授四门助教’。而大名鼎鼎的韩愈，‘四举于礼部才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这样又把一大批士人拒之于仕门之外。”可见，进士，包括状元能够进入官场的始终只是一部分。
魏元礼为汉人，能在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元至正20年（136O）间中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元代，官至宰辅的2人：陈祖仁、普颜不花，占总数32人的6.25%。其他四品以上官员7人：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魏元礼，占21.88％；两者合起来9人，占28.13％。同时却有13人仅留下了姓名与夺魁年份，占40.63％③。
元代中央及地方的军政大权始终在蒙古或色目人手中，他们的子弟又可以利用特权直接进入仕途，起点高，升迁也快，当然不必走科举之路，所以，即使是蒙古或色目状元，其出身也较卑下。如此，状元们出仕后即使再忠心耿耿，也难挤进最高执政圈，即使偶然挤进去了，为时既短，又不能当主角。处于高度重视状元的宋代之后，竟然使40％以上经反复筛选而得的“天下第一人”默默无闻，特别明显地体现了元统治者不重视人才，这显然是它的朝政始终不甚清明，并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数百年来，澧州澧阳城内，有一条“状元街”（今珍珠街），一口“状元井”（原三关祠前），一座“状元桥”（今文庙内），都是纪念元代澧州状元郝希贤的。澧阳人郝希贤，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五年
(1318)
的
廷试中，考中左榜进士第一名，成为当时轰动澧、沅郡邑的第一名状元，也是今天常澧历史上唯一的一名状元！即使是在整个芙蓉国里，也是仅见的七、八名状元之一。因此，澧州人一直引为美谈。但是，时至今日，不少人只知其名，不明其实。不久前，一位广东务工的澧籍网民，发了一个帖子，说他想探寻元朝澧州郝状元的史实，但只搜到了两条材料，一条是《元代状元榜》介绍的：“霍希贤，澧州人。生卒年不详。元延祐五年（
1318
）左榜状元。据《湖南通志》记载：‘延祐五年戊午霍希贤榜’的霍希贤，曾误为郝希贤。而载于旧志之中。‘旧志误姓郝’。《元史》纪
第
26
卷仁宗之三中记载：‘三月戊辰，御试进士，赐忽都达儿、
霍希贤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泰定年间，霍希贤曾任职知威州官。”
另一条是当今学者孙瑜的学术论文《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中的一段：“霍希贤，澧州（今湖南澧县）人，延祐五年左榜进士第一。至治元年，霍希贤在京官秩已满，临别时，袁桷作诗《子昂逸马图》相赠，本诗后注：‘通叟状元以秘书郎满职，言归，泊然若无营者。桷旧与殿庐详定得通叟卷，气完以充议者，争缄口。今其南归，以子昂画马求，言怆然以别，吾徒之责深缺然矣。至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桷书。’”孙瑜称
“将通叟状元定为霍希贤经过了一番考证。从时间来说，通叟状元是至治元年以前的状元，是延祐二年、或是延祐五年的状元；从‘南归’推断，他应该是一名南人。延祐二年左榜状元张起岩是一名北人，延祐五年左榜状元是霍希贤，他是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故推断他就是通叟状元。”元代状元中有文学家、书法家吗？
都有的。但是，元代不看重文人，相应的元代状元中的文学家也不多。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仅载录3人：宋本、张起岩、泰不华。这3人虽都长于文学，但是在当时文坛上都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湖南师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则一个元代状元也没有收入。《元诗别裁集》仅选了宋本1人，《金元明清词选》及《古代散文选》中都是连一篇入选的元代状元的作品也没有。《元代少数民族诗选》选有泰不华、笃列图2人的作品。
算上笃列图，元代状元中仅4个文学家，占中原总数32人的12.50%。
元代状元中，有记载说长于书法的，只有张起岩、泰不华、笃列图3人。他们都载入了《中国书法大辞典》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其中泰不华书法成就最高，又被载入《中国美术家辞典》和《中国书法辞典》等工具书中。张起岩则被载入《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中。
没有发现元代状元中有画家或长于绘事者。
马庆民 尉崇德
在莒县城东南五里、邹家庄子村东北、东距沭河堤约200米处，有一处古代家庭茔地，其石刻林立，雄伟壮观，是莒县有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当地人称其地为“状元林”，元代状元邹惟新即葬于此。
据清末翰林庄陔兰主编的《重修莒志》记载：邹惟新，元代延社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后曾任潍州州同、沂州知州、亚中大夫同俭礼仪院事。又清嘉庆所修《莒州志》载：“元亚中大夫邹惟新墓在城南五里邹家庄”，记载与民间传说相符。
该墓地南北长约92米，东西宽约60米，西侧中间距离神道约20米处，有一石柱形界桩，高1．1米，顶部雕仰莲。邹惟新墓即居于该墓地北首正中，原存封土高约3米，经恢复后现封土高约8米，长方形，周长约90米。其墓前宽为8米，长70米的神道，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为：石坊（神道门）、石香炉、石供桌、神道碑。神道外围，东侧有小型墓碑4通，西侧有3通，作扇形分布。现就墓前石刻分述如下：
墓表，青石质，共两件，矗立于墓前约62米处。残高3．75米，方座，其上部浮雕覆莲，柱体为正方割角八棱形，柱顶部雕仰莲，莲上部残缺。
石虎，青石质，共两件，系用整石圆雕而成，虎蹲踞于长方形底座上，昂首远望，通高1．06米，长1．23米，胸宽0．35米。其东侧虎尾呈自然弯曲状，西侧的尾巴前伸至前面，腿呈弧形，虎的威猛自然显露。
石羊，青石质，由整石圆雕而成，共两件。仰头跪卧于长方形底座之上。通高1．06米，长1．23米，胸宽0．35米，两角向后弯曲，尾巴粗而短，显示了绵羊的特点。
翁仲，青石质，为一文一武，均站立于长方形底座之上。高1．90米。东侧的头戴官帽，身着长袍，腰束雕花宽板带，足登朝靴，双手抚朝笏于胸，短须长髯，平视前方，面部表情和善，显示出文臣的特征。西侧石人头戴官帽，络腮短须，内着甲胄，外罩宽袖长袍，腰束雕花宽板带，足穿朝靴，双手挂剑，昂首侍立，显出了武将的特性。
石坊，即神道门，青石质，立于墓表以北约10米处，高2．70米，宽2．10米，方座上半部高浮雕圆形覆莲，门柱为正方割角八棱形，门楣正面为双线阴刻楷书“邹氏先茔之门”。
香炉、供桌，供于主墓前神道正中，青石质。香炉为圆鼎形，底座为长方形，通高0．45米；供桌高0．85米，台面四周双边框内浮雕双边植物叶纹，中间为浅浮雕两组并列的团花；束腰石正面细线阴刻花卉纹，两边雕铺首；底座四周雕覆莲。其花卉布局合理，美观大方。
三通神道碑均为青石质，属邹氏谱碑。最早的一通为圆角，靠近主墓，碑额篆书“邹氏安葬之铭”为“至元甲午十二月立”（公元1354年）；一通为邹惟新所立龟趺碑，为“大元至元四年十二月”（即公元1338年），邹惟新任举政大夫时所立。此碑记载了惟新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惟新堂兄弟及子侄的简单生平。从碑文记载看，当时邹氏家庭有多人为官，其祖父邹禧，曾任“郡盐课提举”；父邹吉曾任“莒州仓使和酒榷副使、州之治中”，死后追封寿光县子；三叔邹荣，追封为莒县男；惟新堂弟惟享曾任举攻大夫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其他尚有乡贡进士等。第三通碑为明代嘉靖十六年四月，邹惟新九代孙邹玉玺所立，碑额浮雕盘龙，篆书“城阳邹氏先茔之铭”。
另，神道碑东侧有小碑四通，均圆角，其中两通已残，另两通碑分别为“奉政大夫辽阳等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邹公墓”、“大元赠奉训大夫中书礼部飞骑尉追封莒县男邹公墓”，皆为楷书；西侧有小型墓碑三通，其一残，另两通分别为“盐课官邹公墓”、“真定路安平县典史邹公墓”。以上均只书官衔，不写名讳，在神道外围两则呈扇形排列。
为了加强对这一古代遗迹的保护，1979年莒县人民政府将其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树立了保护碑，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张起岩(1285―1353年)，祖居山东章丘相公庄魁文街中首路南，现在“藏书楼”遗址犹存。至正三年三月，元顺帝下诏撰修“三史”，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待御史吕思成为“总裁官”，并推选一批史官正式开局。 
王绍忠
张起岩(1285―1353年)，祖居山东章丘相公庄魁文街中首路南，现在“藏书楼”遗址犹存。他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谥号文穆公。
元代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集权的朝代。元代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等人：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三是汉人；四是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举行科举考试时，元代制定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不仅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开考，而且在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而汉人和南人则须考三场。御试时虽然四种人都考试策问一道，但只要求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五百字以上，而汉人和南人必须在千字以上。另外，在考试内容上也有分别，出给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做，出给汉人、南人的题目比较难做。放榜时，蒙古人、色目人列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称为“左榜”。汉人张起岩金榜题名，他不仅是元代汉人中第一名状元，也是元代山东人中唯一的状元。
张起岩幼时勤奋好学、嗜书如命、聪颖过人。七岁即通四书五经，亦善诗词。他曾对父母曰：“吾宁可一日无食，不可半日无书。”他16岁便学有所成，被察举为福山县学教谕。因政绩卓著又被升迁为安丘县令。他19岁那年，元代科举首次开试，他成绩超群，金榜题名，考中进士第一名。
文宗时，张起岩任大礼使，后升为参议中书省事。顺宗时，被提拔为陕西邢台待御史。当时，蝗灾蔓延，庄稼颗粒未收。灾民中出现生食人肉的惨景，他如实呈报朝廷，开仓放粮，架锅舍粥，使百姓度过灾年。至元三年其出任江南行台待御史，随后又出任燕南廉访使。至正元年被升任为江南行台御书中丞，拜为翰林学士承赐知制浩廉修国史，知经筵事。至正三年，其又被调为翰林承旨，担任总裁官，累迁至荣禄大夫。
张起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正色立朝、外和中刚，当时便有“元代欧阳修”之誉。他任监察御史时，敢于抗言直谏。曾与丞相刺沙辩难。因言辞过激而获罪。他义正辞严地说：“弹劾罪官，议论朝政，是御史的天职。如果因尽职而获罪，则会使风纪解体，忠良寒心。况且广开言路、维护政体，本是效法祖宗的治国之道。”最终，泰正皇帝被他的勇气所折服，当庭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他担任燕南廉度使时，严厉打击放高利贷的富绅豪强，为平民百姓出了怨愤之气。他还抨击封河神为侯爵的迷信活动，并且疏通河道、修堤筑防，为当地平息了水患涝魃，博得了百姓的赞誉。
泰定元年二月，当时担任监丞的张起岩主张废除旧法，以德行为标准选择人才，遭到中书左司员外郎徐有壬的反对。但他不惧强势，据理力争，使新政得以施行。担任侍礼郎的王炜曾上书皇帝8000言，抨击当朝的政治腐败。张起岩选贤认良、坦言论事是他一贯的德行，他极力推荐上书皇帝让王炜担当要职。他超人的胆识和魄力感动了皇帝，终于如愿以偿。此事不但声震朝野，而且名闻四夷，使张起岩威望大增。
作为文学家的张起岩才思敏捷，文字洗练、优美。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在全国各地名山大川都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大量诗词碑刻。泰定二年，他曾在崂山聚仙宫撰写了《聚仙宫碑铭》：“兹山俊秀横天东，下插沧海高凌空。丹崖翠碧何穹窿，琼枝棋树分梦茸。”他在潍坊浮烟山东麓的麓台曾留下一方碑刻，上面刻有其撰写的诗《麓乡秋月》：“银河漾漾净天街，碧月辉煌照麓台。台上读书燕太子，清光依旧照人来。”济南舜园中还保留着至治三年由他撰写的碑刻。
张起岩又是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元统元年，他曾与欧阳玄等人奏诏，撰修了泰定、元历两本实录，史料全面翔实、立论精当，史学中存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一生苦读不缀、善诵精撰，既熟悉金、辽典章故事，又知晓宋儒道学原委。至正三年三月，元顺帝下诏撰修“三史”，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待御史吕思成为“总裁官”，并推选一批史官正式开局。到至正五年十月，“三史”成立定稿，张起岩对此书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得到宫廷内外的一片赞誉。
至正八年，元顺帝又下诏撰修功臣、后妃列传。以学士承旨张起岩、学士杨宗瑞、待讲学士黄瑞为总裁官。张起岩对各方面来稿不论作者地位高下，一律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整部史料据实审定，精益求精地完成了编撰使命。
张起岩在诸多史书编撰中，对人和事处于公心，不为权贵所左右，不偏袒任何一方。表现出一名史学大家的风范，在历代史界也都被传为美谈佳话。
“三史”编撰结束，皇帝为他等授勋加爵封“文穆公”，但他按当朝律规辞官退职，遂告老还乡。此时，他已是65岁高龄的长者了。
张起岩身居高位、历任显职，但他赡养父母，不忘尽责尽孝，衣食住行、防瘟除疫必躬身过问。照顾同胞兄弟从读经习文、成家入仕都悉心指教。他虽在京城为官，但对亲眷却关怀备至，在故乡十里八村传为佳话。
他生活相当节俭质朴，一生爱吃素食，和酒肉山珍无缘。把毕生节省下来的俸禄都用于周济师长故交、同族兄弟。本族的一位堂叔，家贫如洗，又逢涝灾，豆黍欠收，病饿而亡却无力发丧。张起岩获知此事，从给亡者置办寿衣、购买棺木到发丧出殡等一概包揽。
本村街坊四邻家中有难，他也尽力接济。长此以往，到至正十三年，享年68岁的张起岩病故辞世。此时，他的家境已是“廪无余栗、宅无余财”了。
张起岩是元代章丘人，故里为表彰他的历史功勋，明清两代曾在章丘县衙驻地、绣江河畔(现在的绣惠镇)为其建造起构筑精巧的“状元坊”一座，以表怀思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