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起晋商上通朝延，下结官绅，广通商界，商号林立，商甲云集，已经遍及神州大地。近年山西开发展示的晋商大院体系文化旅游，就是这些历史上晋商的遗作见证。晋商以商品经营和货币经营资本形式，到处开辟商路，在全国广设店铺，商路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名振全国震撼神州。
我酷爱集邮和收藏，在几十年的收集中，积累了几百件历史上山西商号之间来往的信件－实寄封，潜心分析研究多年，发现山西在清代、民国时期与全国各地交往的信件较多，且多是商家字号的遗墨。其中商业信息、交往秘押（密码）、经营数码（商码）、商号分号（公司和分公司）、财东与掌柜（股份公司和CEO）以物易物（对等交换）等等重要的历史信息、跃然留存于笔墨之间。真是欣喜若狂美不胜收。
再仔细分类整理，逐一查对核实后，竟然发现这就是一部晋商众多字号发展的珍贵历史佐证史料。经过多年的研究整理，编制出了一部《从实寄封看晋商发展》的专题邮集，在全国集邮展览上公开展出，当时山西的晋商大院文化还正在开发中，国人并没有特别关注，确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和强烈反响。现应邀将历史晋商字号遗墨，以及晋商发展壮大的商道研究展示，以期与同仁商榷。
一、 开辟商路、扩大内外商贸
我国商品的流通主要通过集镇、区域和突破区域进行的。山西商人的起步虽然也始于小商贩集市，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开始向区域或突破区域跨省、甚至跨国进行长途贩运经营。这是一个大胆的探索，也是需要有一定毅力和实力的举动。从我收集的晋商字号的实寄封中，可以看出辐射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有边贸地段和国际商贸中，山西商人往来的信件。
经与晋商史料核对以后，证实晋商开辟的商路：主要是纵横于全国的“两条干线、四条商路”。
两条主干线：即一条南起广东、福建，一条东起上海、天津、东北，中经华南、华东、西南、西北、华北；北达蒙古、西达新疆及俄国，进入欧洲市场。因其贩运的货物以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驼、马、药”为主，所以在当时称为晋商开拓的“茶马之路”。
四条商路是以太原、晋中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通八达之路。
一条是北上蒙俄商路：由太原—集宁—包头—归化（呼市）—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俄罗斯）—莫斯科。（见图1）集宁、包头实寄封。
二是南下广州商路：由山西—河南—汉口—长沙—成都—广州。（见图2）广州、汉口、成都、河南的实寄封。
三是东进京北商路：由太原—忻州—大同—张家口—多伦；从北京、天津、转运—东三省。（见图3）从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发回山西的商人信封。
四是西出丝绸商路：从晋南—西安—兰州—宁夏—新疆—西亚各国。（图4）是从西安、宁夏、酒泉寄回山西商号的信封，（图5）是民国十五年从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寄回山西汾阳兴发魁宝号的信封。从信封上贴的“新疆省长兼督军委员检查讫重封”封条看，晋商在开辟新疆边贸市场之路的艰难不易。
晋商开辟的这几条商路纵横交错，南北呼应、贯穿于中华大地，远跋蒙俄欧洲西域，对晋商发迹拓展了视野和市场。对扩大内外贸易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明、清时代交通不畅，开辟商路实属不易，当时在蒙地的运输主要靠牛、马、骆驼。夏季以牛和马为主，从张家口到库伦全线1100多公里，马队需40多天，牛车约60天，春季以骆驼运输大约35天。当时的通信联络，只能靠随队而行的商队捎脚代送信件，到达边关的信件一般为两个多月。（图6）是一枚清代太谷商家随货捞捎的一封信，当时没有邮局也就没有贴邮票，但左上角记录着付给脚洋以抵邮资成为史实。
二、贸迁四方，促进城乡繁荣
随着晋商资本发展，其商业网络随商路而逐步扩大迁伸，至清代后期已遍布全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向北至国外延伸发展。
在商业组织形成上，出现了总号下设分号，分号再设小商号的母子公司，近似现代的企业集团。山西商家每开辟一地即设店立铺，还由村镇向城市发展，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如山西的平遥古城、太原、大同、运城、晋城的商贸快速发展，均是从商业店铺的日益兴隆、钱庄票号的云集，得以促进的中心城市。（见图7）太原、大同商号封。
又如内蒙的包头市，原来只是萨拉齐县的一个小镇，晋商在旅蒙贸易中，以此为羊毛经营中心市场，商号逐步扩大而至。“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就是山西祁县的商甲乔家（乔家大院）。
（图8）是一件山西代县商人发至多伦县义利成宝号的信封。多伦原名叫多伦诺尔，一个很不出名的小镇。清康熙年间，山西商人开辟市场和蒙人贸易交往。乾隆年间，晋商捐资修建了“山西商会馆”，从而带动了乡镇的建设规模。到光绪年间，多伦城拥有9万人口，山西商人占90%以上，1914年发展成为北部边贸第二大商埠，至今后裔多是山西籍人。
（图9）是民国初年从山西忻州寄往宁夏府定远营协同庆商号的信封。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是晋商在宁、甘、蒙三省交界处开设的集市贸易点，以经营百货、药材、毛皮为主，当时在商界有“小北京”之称。
至于青海的“先有晋益老、才有西宁县”，东北的“没有曹家号，哪有朝阳城”之说，都足以证明晋商城乡发展之功绩。就连古都北京，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最繁华的前门商业大街上，80%的商铺也是山西商人开设的。
最鲜为人知的是在广州，当年晋商也曾开辟了一条商业街。（图10）这枚广州濠畔街的信封上的德兴行，就是山西太谷商人在广州开办的分号，经查证，濠畔街是山西商人云集广州搞茶、糖、布经营而形成连片集市后，才发展成为一条商贸大街的。
三、垄断经营，控制蒙俄贸易
从晋商旅蒙贸易来分析，在鼎盛时期，山西商人在蒙古一线有几十万人，大的商家字号全部是由晋商开设的。这些商号几乎控制了北部内外蒙、东北、以及俄国、欧洲的外贸市场。从几个重点区域发出的实寄封考证，当时晋商以山西为中心，开辟的东南西北四条商路，形成了贸易规模经营，并且在各重要地段设立商贸集散地，设立客栈、兴建会馆。清未民初，晋商在蒙古地段已形成了三大贸易基地和六个贸易中心。
三大基地是：东口、西口、中口。三个平行的延伸点向内外蒙辐射。（图11）是一枚民国元年由东口寄山西汾阳的信封。
东口就是现在的张家口，因地处京津交通之要冲，外联内外蒙，又处中俄恰克图贸易之咽喉，故成为北方一个大的陆路贸易枢纽。
西口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是内外蒙和西北各省的咽喉，这里的商号最多时有3700多家，民国初年，输入输出货值年达一亿多元。商业贸易很长一段时期被山西商人所垄断。（见压题照片归化明信片）。
中口是包头，在黄河北岸、京张铁路延至包头后，成为商贸交通水旱大码头，也是晋商贸易的中转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商贸物资在这里川流不息地运转，仅山西商务经营伙计（员工）就有4万多人。晋商的内外贸经营也由此而向大规模拓展。
六个贸易中心是：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尔、多伦、阿拉善、鄂尔多斯，均是山西商甲在三大基地分设的贸易分号，总计约12万人。从地理位置分析前三个是外蒙、后三个是内蒙，正处在对应的三个上下交通枢纽地段，可见晋商人善于心计，经商犹如用兵布阵策略。
（图12）是山西商号从库伦寄回山西汾洲府的信封，库伦即现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距张家口1100公里，位居蒙俄商路中心点，也是外蒙古的第一大商埠，至清代中期，晋商字号不断发展，资本雄厚者达60多家，依附之散商也有80多家，基本上垄断了库伦的内外贸易。多伦和阿拉善在前面已列述。
晋商垄断经营的商品，主要以交往蒙古、东北和俄国以及欧洲的茶叶、粮食、布匹、颜料、皮毛、药材等（见图13）各专业字号实寄封3件。其中山西太谷广升远信封，即现在山西中药厂的前身，以盛产皇宫御药定坤丹、龟令集出名。
（图14）是一枚天津德昌公颜料庄寄往山西汾阳总店的信封，经考证天津的颜料庄首号掌柜就是山西汾阳人，且德昌公是当时天津最大势力的垄断性颜料庄。
四、货币通汇，加速资本周转
晋商从明代发展到清代，经济势力雄厚，螯头独占商界。然远隔千山万水的长途贩运、遍设全国各地的晋商分号的经营往来，特别是多年积累的丰厚资产金银，既不好流通也不易存放护送。因而伴随着商品资本的发展，晋商又发明并开办了货币经营业务。其货币经营形式，最早的是当铺、印局、账局，之后又发展到钱庄、票号。
当铺，为抵押信用机构，是以自有资本，对居民发放货款的高利贷资本。清康熙年间山西商人把当铺推向了顶盛期。乾隆（1795年）年间统计，全国有当铺22000多家，其中70%是由晋商开办经营的。 仅在山西境内开设就有4600多家，占全国总数的20%。（图15）是三枚从各地寄至山西祁县东泰当、交城庆源当、清源聚宝当的信封和当票。
钱庄，有的也叫银号，产生在咸丰年间，主要从事钱币兑换和存款、放款业务，一般设在城镇，没有分支机构。（图16）是山西祁县福泰全的韩家，在天津开设的聚昌银号实寄封和民国中期又改为华中银号的实寄封。（图17）分别是山西太谷刘家，在东北吉林开设的义丰钱号和山西忻县义聚恒钱庄的实寄封2件。
从上述几件晋商字号的实寄封看，有的叫钱号，有的叫钱庄，有的叫银号，其实都是一种性质的民间特别金融机构。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晋商又开设了集存款、放款、汇兑业务为一体的票号。首家票号—日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于1823年（道光三年）所创建，总号设在平遥县城西大街，票号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鼻祖。
之后不久，山西祁县、太谷商人也纷纷效仿，开始创办票号，以至形成了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分号设在全国80多个城镇，共400多个。随着商贸活动的国际贸易开展，陆续在日本、朝鲜等国设庄，开办了国际汇兑信贷业务。
票号经营时间最长的是山西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总号设在祁县，先后从全国各地设立分号20多余处，从1840年开业到1949的停业，历时89年，经营白银上亿万两。（图18）就是1935年从山西祁县晋合元，寄到天津大德通票号的收条回执一件，从回执中的地址名章看，其地址在天津法租界二五路忠厚里。（图19）是1940年10月7日，济南大德通票号寄回祁县总部的信封，此时正是大德通票号又改为银号的年份。
另有山西祁县渠家开设的三晋源票号，也是经营时间长，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大财东渠本翘系当地的头等票号商人。清代末年清王朝丧权辱国、与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签定矿产资源被掠夺协议后，1906年渠本翘联合山西票号商人，集资开展了爱国争矿运动，创办了保晋矿务公司（即现在的阳泉矿务局的前身），一人出资五万两白银资助开矿并出任总经理。（图20）是一件原始的山西阳泉保晋矿务公司寄往山西祁县的公函封。之后，渠本翘又以票号资本创办了山西双福火柴厂（现在的平遥火柴厂），资助兴建了山西同蒲铁路线。留下了历史的功绩。
晋商通过银钱的交往兑换，货币保管兑现，资本信用借贷，支配和营养着成千上万个商家字号，同时也分享着这些商号支付的利润。得意良性循环逐步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期，晋商驰骋神州商界五个世纪，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通过开辟商路，长途贩运，四处设庄，垄断经营，异地汇兑，转帐结算，等等方式，拓展了区域经营的联系和发展，扩大了国内外贸易的交往，促进了农副业产品的商品转化经营，推动了中国各地城镇市场的发展，也为商业界培育了大批专业人才，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中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后人值得借鉴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