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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中国民间就通行着一种商业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这是一种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的科学方法。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如果“进”大于“缴”，就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它应该与“存”、“该”的差额（即盈亏）相等。这四大类的相互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 进-缴=存-该 每当办理结算时，便可运用上述会计公式来验算两方差额是否相等，并据以确定当年盈亏。相传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也由此而得名。 龙门账可能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其“合龙门”至今仍是科学会计原理之一。山西票号创立之后，业务内容增多。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更为复杂。据一位票号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而且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各有功用。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就流水分类账）、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四种。 流水账：各项交易，均须于此账内先加分录，然后过入老账，故可称为各种账目之原始账，如同银行簿记之日记账。而账内抬头之下分上下两方，上方记载收入，下方记载付出。 老账：即依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载的一种账簿。该账包含全部财产变动的综合情况，因此可以据以知晓财产状态及营业损益。此账名称虽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账与收取老账两种：入出老账专载营业上的损益，即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表示营业上对内对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收即银行债务部分，取即银行资产部分，出入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如要清抄，入即新收，出即开除，而收取即是实在，其余额即银行的纯益金。 现金账：为核计库存而设，凡逐日出入现款，必须登记此账，其收付合计的余额，即本日库存之数。 浮记账：为省时间而设，因当年票号极盛时代，逐日交易，事务过繁，如往来存款一种，增加特多，如果逐宗记入流水，再由流水抄入老账，只有二三个司账员绝不能胜任，于是为提高工作效率，才设立这种账簿，将往来存款及同仁（即同行）暂记等项，不过流水，直接登入此账，待月终结算时，只将收取两方之合计数，一笔移转于流水账。 但上述账簿中，又可分为若干种，例如流水账下分为银流水宝账、钱流水宝账；此外还有万金账、钱来往宝账、银来往宝账、各铺来往账、外该借贷账、收借贷账、各路存户汇项账、汇银宝账、收出满加账、出入平色宝账、收贴费现利捐项银账、未到期票项宝账、外庄入本账、应支账等等，名目繁多。 山西票号复杂的账簿，是其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及当时经营环境的产物。例如，分号员工一切花销，几乎均由票号垫付，然后再予清结，这就需有专门账簿记录；再如，当时银两、制钱并行，而两者间兑换比率又不固定，同样需要备有专门账簿记录。此外，汇兑、放贷，名目不同，也需要分别记录。复杂的经营内容，必然需要严密的账务管理，而严密的账务管理，使各种交易自然处于一目了然的状态，也就为总号审核分号业务，从而控制整个票号，提供了基本条件。 所谓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是指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增加放贷，扩大利润的做法，这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
山西票号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为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经济运行频率不同而造成的。举例来说，在重庆地区由于官盐起运纳税的原因，每逢四、七、十月，市场交易最为旺盛。银根也因此最紧。而在北京市场，则每年春季交易最旺，银根最紧。此外，如生产茶叶，一般三四月份上市，棉花产地，一般八九月份收获，届时都会带动当地市场的繁荣，致使银根偏紧。所以，当甲地银根偏紧之时，乙地往往银根偏松。而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票号得以赢利的一个机会。 为了尽可能盈利，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说应当调动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费时等待。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的办法就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的办法，实现抽疲转快，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分庄短，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收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在京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收进，此叫逆汇。这样不仅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 然而，各地出现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免的。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有人考证，镖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张黑五。不论张黑五是何时代人，但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却是事实，这是与商业运现的需要分不开的。北京、张家口、蒙古三岔河多处有山西人经营的镖局。运现之外，晋商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拨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贴（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他形式如上贴、上票、壶瓶贴、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无多大差别。可见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多种信用流通工具，这些工具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清代中期，凡是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多数都出现了钱市。每日清早各钱商集聚在固定地区，进行货币与资金交易，并由钱业行会组织管理，操纵行市和汇水，这种钱市实际上具有了现代金融交易的某些特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致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获得最大的收益。 过去的商业制度和现代不同，现代企业负的是有限责任，以投入的全部资本负责偿还债务，资不抵债时，按资债比例偿还就行了。而过去的商号负的是无限责任，一旦发生亏损，不管资本额是多少，财东必须拿出全部家资来偿还债务，直至倾家荡产。所以，一个商号的倒账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商号的倒闭关门，而且意味着所属财东的灭顶之灾；商号的亏损倒账往往使富甲一方的财东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而且由于古代商界极重信誉，这家财东的商号一旦倒账，财东的信誉便一扫而光，以后也再不会有重整旗鼓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晋商的风险意识极强，抵御风险的准备也很充分。 就日常营业而言，由于营业的不平衡，可能出现现金巨额支付，所以晋商字号都准备有充足的现金，以备急需，防止出现“柜空”而损伤信誉。如复盛公钱铺，平时至少要保持三至五万元现金储存在银柜里。一旦大存款户来提现金，或珍贵财物来典当，复盛公根本不挡手；甚至，来往较深的“相与”来借款，或者包头地方政府临时紧急用款，复盛公都能代为垫付现金。这样一来，号内人气盛胆壮，市面上又信誉隆盛，买卖也就更好做了。 而就长远考虑，买卖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起伏跌宕更大，风险也更大，山西商号的金融防范措施也更严密。 其一是“厚成”。在账期结账时，把应收账款、库存商品和其他财产故意加大折扣，使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这样一来，这些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据包头“复”字号的员工讲，“复”字号的许多财产就不上账，而上帐的财产价值仅是实际价值的1/10左右。 其二是副本（护本）。东家开钱庄票号时除给掌柜一份本钱外，还要给一份副本（护本）。或副或护，只是起辅助正本的作用。这份副本（护本）并不参与分红。这样，商号一旦出现资本亏损时，副本就可随时补进，使商号能正常营业。乔家给商号的副本数额也很大很足，与正本相等。如乔家的广顺恒钱铺，资本五万两，另有副本五万两。——也就是说，即使商号把本钱全赔光了，这个商号仍可以照常营业！乔家钱庄票号的副本与资本之比为1:1；而以稳健著称的蔚字五联号之一的天成亨票号，副本与资本之比也仅为2:5！由此可见，乔家的商号比以稳健著称的天成亨还要稳健。 其三是预提风险基金。乔家的商号在分红时不是分光吃尽，而是在分红前预先提取出一部分利润作为风险基金，以应付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使商号能够在风险临头时逢凶化吉，安然无恙。这部分钱要专款储存，不能挪作他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的这部分钱就专存在“德裕永”的堂名下，东家掌柜都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其他紧急用款情况时才准使用。 其四是倍股。在分红时，东家掌柜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把东家的一部分红利转为资本（资本股数不变，只是每股资本额增大），使资本雄厚，更好地开展买卖。乔家在这一点上也很突出，以大德通为例：初创时资本为六万两，1884年改组时为12万两，1908年时资本增至22万两。如此雄厚的资本，不仅使经营规模扩大，效益增大，也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晋商如此的未雨绸缪，如此的一道又一道结实厚实的“保险罩”，并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如乔家的复盛公商号从1801年成立起，在包头商界岿然屹立150年之久！它成了包头商界成立最早而又结束最迟的“老寿星”！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历经几次巨大的金融风潮而稳如泰山！山西共有43家票号，而到1893年，由于受“阜康票号”倒闭及其他金融风潮的冲击，山西票号共歇业或倒闭19家；再到了1921年，由于受金融风潮的打击，山西票号几乎倒闭歇业殆尽，惟有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和祁县渠家的三晋源三个票号继续存在；最后到了1934年，三晋源票号也歇业后，山西票号仅剩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了，而这两个票号都是乔家的。假如乔家的商号没有上述一整套抵御风险的机制，未雨绸缪、稳健经营，也就不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也就不会有乔家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最后的辉煌。 清朝后期，山西票号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汇通天下”，被外国人称为“山西银行”。山西票号最著名的有祁、太、平三帮，创立最早的是平帮日升昌，历史最久的是祁帮大德通（初名大德兴），而首家在国外设庄的是祁帮合盛元。
合盛元原为茶庄，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改营票号。其股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源逢和祁县城内的张廷将（大盛魁商号创办人张杰后裔）。合盛元，最初股金正本为白银六万两（分十股，每股6000两），后来合盛亨、合盛利、合盛昌各出辅资二万两，合计为12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的西廉巷西段，首任经理渠寿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等城市设庄，业务大兴，红利日增。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达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成为资本雄厚的著名祁帮票号。 合盛元票号的发展，该号后期的财东郭嵘、经理贺洪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东北局势混乱，票号业务受损。郭嵘、贺洪如慧眼识英才，委派年仅18岁的申树楷（字培植，1876年生于祁县申村中街）接任营口分号经理，以挽救该分号濒临倒闭的危局。申树楷明察形势，放胆与日商开展业务，并雇日人招揽日商生意，不久转危为安，重振票号，并以营口为基地，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周旋，还抓紧时机加速向海外发展。合盛元决策层远见卓识，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创办了山西票号的最早国外分庄。1897年先在东陲重镇鸭绿江北岸的安东（今丹东）设立分庄，接着又在南岸的朝鲜新义州设置代办所，开始国际汇兑业务，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当时北朝鲜属俄国势力范围，合盛元以新义州为前进基地和日商、俄商在朝鲜竞争。1900年正月初八，新义州代办所改为分庄，在南奎山亦设分庄，申树楷亲赴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下关（马关）设代办所，山西票号开始进入日本本土。八国联军侵华后，日俄在东北的矛盾日趋尖锐，1904年终于爆发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不得不放弃北朝鲜的权利，并与日本在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合盛元看到东北地区日进俄退，日已在东北亚称雄，遂抓紧在东北增设分支机构，先后在四平、哈尔滨、昂溪、齐齐哈尔、黑河（位于中俄边界、黑龙江南岸）等地设分庄，并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请在神户设分庄。 日本政府不轻易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设立银行，尤其他以战胜国之威，对华商的申请更是百般刁难。合盛元总经理贺洪如于1906年秋亲赴日本，申树楷也多次东渡，耗神费款，加以清政府外务部、中国驻日大使、旅日侨胞和留学生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才使日本政府批准申请。历经近一年的艰辛，合盛元于1907年5月31日在神户开设分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设于神户市荣町三町目，资本50万日元，总经理申树楷。半年后申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等地，陆续设立分店。这些机构从事国际汇兑和结算，向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对侨胞尤其留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短短几年，合盛元的分号扩大了三倍，尤其在东北、朝鲜、日本和俄国的远东地区，机构之多，国际贸易汇兑之盛，堪称票号之首。1907年至1908年，合盛元办理中日汇兑业务，每年达2000万日元，汇水以5‰计算，约得十万日元。20世纪初是合盛元的鼎盛期，每四年开股一次，每股红利最多达1.4万两，少也有8000两。贺洪如以后，李苞任合盛元经理，他维持住该号的兴盛，继续在东北亚与日商、俄商竞争，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合盛元票号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现金的遗失或失窃是旅行者最怕的梦魇，糟糕的是现金无法获得赔偿。所以发达国家的人出行旅游时携带的往往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是银行或旅游公司为方便旅行者在旅行期间安全携带和支付旅行费用而发行的一种固定面额票据。它存在的意义便是在世界各地即使不慎遗失或遭窃，通常很快可以得到补发。比如美国运通全球理赔服务提供了涵盖全球超过十万个理赔地点，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服务。我们检阅中国近代金融史时，会惊异地发现这样一种先进的金融服务100多年前在山西票号里已在运作了。
票据在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早，唐宋时就有了票据的雏形。唐代的“飞钱”、“贴”，宋代的“便钱”，都具有票据的性质和功能。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有限，这些所谓的“票据”还不够完善，在社会上也未能大量地使用起来。 清中叶票号崛起后，晋商最早使用了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晋商将这种票据称之为“贴子”，如属于本票性质的叫凭贴，属于汇票性质的叫兑贴、上贴，属于商业票据性质的叫上票，属于融通票据性质的叫壶瓶贴，属于远期汇票性质的叫期票，等等。 票据上有三个基本关系人，即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此外，还有背书人、承兑人、持票人、保证人等。每个关系人在票据上签名后，都要对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承担相应的责任。 汇票作为一种票据，在汇兑过程中，有见票即付和见票隔几日再付两种规定。见票即付就是票号见到持票人所交之汇票后，当即付款兑现，一般用于汇款额数小者。见票隔几日再付，是票号汇款还付的一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票号的经营，避免汇款大，见票付款的困难，不致因一时付款困难，影响票号的信誉，因而票汇上明白地写有“见票迟×天交款”的字样。持票人必须按规定等×天才能提款，如果持票人因某种原因需要提前取款，这势必要影响票号的正常安排，增加票号的负担，所以，持票者就要交纳一定的费用，票号将这种费用称之为期票贴现。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出票之家荒闭，或任意推诿，不能按时付款等现象，当地钱行业规定照票注明某日照交，添盖戳记，其文曰某字号照票图章，永远遵守，以昭公示，从而也为汇款者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晋商经营的这种汇票中就包括一种供旅行者在途中票号联号提供的旅行券。据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旅行券的使用具体方法是：“（甲）欲从北京到上海，将1000两交给北京的票庄，由票庄开付会（汇）券，当时说明路上所要经过的某某处票庄。北京的票庄将会（汇）券的人名或字号局面通知联号。（甲）起身到天津提500两，即可向该票庄联号提款，由联号在会（汇）券上注明提取及下存数目。（甲）走到济南再提200两，最后到上海又至该联号提取300两，会（汇）券即由上海的票庄收回。”如果这种票据遗失，可以在所承汇的票号挂失，并登报声明。1913年12月7日《大公报》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挂失启事： “鄙人于十一月初三日，由上海日升昌汇洋八百元汇票一纸，票面写明汇至天津，见票三五天交汪叔文收款。乃于初四日在津浦特别通车上遗失，业已向天津日升昌挂失作废。如有人拾得，即请送至德租界大营门外天庆里南徐公馆内汪叔文收，当谢洋十元，决不食言。” 这种办法，如同现在的旅行支票或银行的信用卡，不同之处是现在的信用卡可以透支少数款项，而票号汇票一般不许透支，尽管这样，仍说明当时山西商人的金融信誉和服务支持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标期”，即赊购结账期，是清代晋商各商号结算方法的划一办法。它对于避免和防范债权债务纠纷，活跃商贸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
标期制度最早由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的大盛魁创立。大盛魁总号和各大分号，处于内陆与漠北的交通要冲，又是货物集散之地，它从内陆采买的日用百货，绸缎、茶叶、布匹等，通过张家口，集中到归化城，缴纳税款后领上票照，以骆驼为运载工具，运到前营（乌里雅苏台）和后营（科布多），再分路向蒙古等地销售；从蒙古等地贩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产品也都经过归化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销售。据史料记载，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的砖茶达三万箱，生烟有2000多囤（18万多公斤），从蒙古赶回的活羊一般在100万只，活马在二万匹左右。归化城市场上的许多重要商品，也都由大盛魁开盘行市面上，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到，就须推迟开盘。商人们在这里购置货物后，或外销或内售，因路途遥远，所需时日甚多，所以资金的周转期也长。有些商人想要购进所需货物，却又现金不足，只好赊账。与大盛魁的交易是这样，与其他商人的交易中也有类似情况，因而难免出现债权债务问题。有鉴于此，大盛魁在归化城创设了一种专为商号之间清理债务的办法——“过骡子”。 这种“过骡子”就是标期制。这是一种极其严格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来往，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标”。“过骡子”的日期是三天，“过标”的日期是五天。这些日的规定，不是由当地的官府公布的，也不是由商业团体公议的，而是由山西祁县的大商号共同议定的。他们把一年内“过标”日期和“过骡子”的日期，于年前一次通知各商号共同执行。大约每年的标期和骡期都在阴历腊月的二十五日前后通知。旧历正月过第一个标，叫做“春标”；四月过第二个标，叫做“夏标”；七月过第三个标，叫做“秋标”；十月过第四个标，叫做“冬标”。这就是所谓“四季标”。旧历的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 此法启发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各商号和票号，很快得到推广。按四季标期的结账办法，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它有效地促进了批发商的资金周转速度，支持了过载店的加速运输，保证了专业汇兑的信用，受到各商家的热烈欢迎。因此平遥、祁县、太谷等县的商帮，也各自在本县订立了自己的标期。例如平遥的春标期为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夏标期为六月二十八日，秋标期为九月二十九日，冬标期为十二月十日。祁县、太谷的标期，开始也如此，后因太谷人有巨商大盛魁的关系，财势较大，又由太谷来订标期，名之为“太谷标”。太谷的标期，分为四季：春标在二月、夏标在五月、秋标在八月、冬标在十一月。具体日期，每年冬标时由各家代表共同商定，然后通知各地商家。凡各来往户，均须于标期以前结账，并在标期前三天办理交款。凡是批发商品，全属赊购赊销，等到标期结算，在赊货时就订明结算期。一般是近者定为下一标，较远者隔两标，再远者隔三标，最迟者必须冬标结清，不能隔年。票号钱庄的汇款和贷放款项的支付收回，也是按标期约定。 凡赊购标期货的商号，如到标期付不了款，叫作“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人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便与这家商号断绝往来关系，顶标的商号从此就不能或很难买标期赊购货物。“顶标”，对票庄（号）和商号来说，关系到信用问题，但凡有三分奈何也是不会去“顶标”的。标期结算制度是经济活动的总结，是经营盈亏的鉴定，更是对企业信用的考验。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总是愿意做出“风险投资”，以期投桃李报。
查中国历史，似乎没有哪个王朝对商业和经商者曾经给予过什么真正的支持，但是历代王朝中的许多官员作为个人却总是对商业和商人投以特别的热情和关照。这个比例虽说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但事实上确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一个官员被录用之后派往某地主政，朝廷一应开支均不负担，甚至连上任的盘缠、到任以后所聘幕僚的工资都得他自行筹措。没有商人的支持怎么能行？所以一个官员赴任，必须先向一个或几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他们常常就是商人——伸手借一笔做旅途之用的银两，到任后再借一笔支付幕僚和跟班的费用。就像是做生意一样，他用这笔钱使买卖开起张来。当然他的钱总是不愁借的，当地的大户也罢商人也罢，都愿意借钱给他，他们都知道，只要在官场上投了资，一般来说就会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就像种了发财树，白花花银子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精明的山西商人自然深谙这条“风险投资”之道。 当然，这种“风险投资”是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也是封建社会商人的“生存”之道。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法制社会，一切官商勾结的行为，都是注定要被制度清除的。 《红楼梦》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句俗谚，描绘的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的叔伯妹妹宝琴“八岁随父行商海外”，“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书中这样的描述，山西皇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学者曾把清代山西皇商与《红楼梦》里的薛家联系到一起，做过考证，认为山西皇商就是曹雪芹笔下的模特。理由是皇商薛家的财势气派、经营国内外贸易和广交官府等等情况，当时除山西皇商外，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是山西商人得到“皇商”身份的手段。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得到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明清晋商在这方面的行为却影响更为深远。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同时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有传递文书的活动。据《清实录》记载，1618年（明天启三年）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清入关初，军费支出猛增，军饷筹措十分困难。清廷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大多得到过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财力支持。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曾有一些晋商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在清军的军事行动中为清军保证了后勤供应，同时还开展了与蒙古牧民的贸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在向清军运送军粮中，由范毓●任总办，弟弟毓●任督运。战争中粮饷供给最关紧要。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征讨噶尔丹，清兵只有七日口粮，在昭莫多战役中，尽管清军取得胜利，但清军中仍有饿死的士兵，以至由于粮饷供给困难，无法继续深入追击噶尔丹军。当时，由政府官吏运粮不仅迟误，而且耕费过大，运一石米需银120两。显然这是官吏经手舞弊侵蚀所致。后来，经过范毓●的筹划核计，认为只需“三分一足矣”，于是范氏“遂以家财运饷万石”，“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这是极其艰巨的运输工作，不说时间急迫，费用又得节省，单就环境之恶劣就使人望而生畏。当时范氏的运粮队“出长城，逾瀚海”，战胜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硬是将粮饷运至用兵的西北，顺利完成了任务。后来，由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推荐，范氏又承担了北路军粮的运输任务。据记载，范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自然，这些山西皇商得到的是银两加荣耀的丰厚回报。 皇商在名义上是为皇室采购需用物品，每月只向内务府领取二两钱粮，然而实则可以假官营私，凭其买办特权，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国外经商，只要有利可图，哪里都去，什么行业也干。于是，他们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地，通过私下经营，捞取厚利。正因如此，各家皇商都是富极一时。 《红楼梦》第八十回中夏金桂曾道：“谁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压人”，正是一语道破了皇商的恃财仗势。连贾家需要人参、牛黄等药材都要向薛家讨取，需要棺木也由薛家赠给。贾母那么看得起薛家，总想亲上加亲，也正是因为薛家有钱。前面说的山西八姓皇商之一的介休范氏家庭，就是清代拥有数百万金之富，祖孙四世显赫近百年，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甲第联辉，名艳当世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范家与官府关系十分密切，频频行贿，动辄以万两计。甚至代人托情，包揽词讼。范家拥有雄厚资财，供其全家族享受奢华生活，毫不逊色于《红楼梦》里的四大家庭。连乾隆皇帝也称范氏家庭的人为“富家子弟”。范毓香宾的长子清注在京的公馆，俨若王府，有僮仆数百人之多。至举家败落时，尚有“奴婢千指”（指百人），其气派也不亚于薛家。 清代最著名的江南巨贾胡雪岩身捐二品红顶戴，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达起来，就是得益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官场的熟稔于胸。把为官与经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在他出道的时候就玩的把戏。初登商场胡雪岩就花钱捐了候补知县，从那时起官帽子就不曾离开过他的脑袋。随着买卖越做越大，他头顶上的顶戴也就越捐越高，直到头上戴上一顶二品红顶才算封顶。而二品红顶在身就意味着他出入县府、知府、州府如走平地，他见了巡抚不必下跪，比他官职小的像州府、知府、县府之类见了反倒得给他下跪。可想而知做生意的人做到了这样的地步会是何等的威风！
其实对商人来说威风不威风倒不是主要的，他们看重的是这官员的身份能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晋商通过财力、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票号财东与经理人员则通过直接捐纳报效买官衔和封典。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有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 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经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12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31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是“夫人”、“恭人”，冠冕堂皇。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赢，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渠、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亻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花翎顶戴。平遥乾盛亨、其德昌票号财东介休北辛武村冀家当家人马太夫人，当咸丰初，清廷劝谕票商捐饷助炮以镇压太平军时她曾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寄信各分庄，令竭力捐输助饷，前后共捐白银数十万两。不仅票号财东个个名登仕版，票号的经理人员亦一捐再捐，加官进衔。据清档零散的不完全统计，1853年（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和账局捐资以“铸炮”，共白银34万两，钱七万吊。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13家票号又捐银6000多两。1852～1853年（清咸丰二、三年）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267万两。就这样，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票号商人则以白银易得了各种封典，取得了政治特权。 山西商人脑袋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顶戴，实际上不仅仅是荣誉和门第高贵的显示，更象征着白花花的银子。首先它可以把地位的象征演变成信誉的象征，山西商人本来就是以诚信为本把信誉视作性命一般，掌柜捐了官衔，在普通人眼里就更增加了信任感，买卖自然是要比过去好做得多。该做一万的也做成了十万，原本是三个顾客也成了30个。自己方面，过去不敢放的账现在也敢于大胆地赊放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收不回来。 而且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见了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亦无须下跪。既然彼此能够平起平坐，都是官场上的人，那就有什么话都好说了。谁都知道，“官官相护”是中国历朝官场上的一条基本原则。退一步，就说贿赂官府，别人需花一万两银子的事情，他只要出几千两也就能把事情办了，并且还能省却许多关节。而更多的时候官府得给捐有官职的商人留以足够的面子，在税收在公益在各种多如牛毛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收费方面给予关照。俗话说的好，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颠过来倒过去这个道理是硬道理：花钱购买官衔对生意人来说是一件极划算的事情。 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清晨，乔家上上下下忙碌异常，洒扫庭堂，铺设红毯，众人都听从着在中堂乔致庸之侄、曾任直隶新城县五品知县的乔超五的指挥号令。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又是哪位朝廷官员要造访乔家，要不怎会由熟悉朝廷礼仪的饱学之士乔超五来安排应酬事宜？时至晌午，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来到乔家堡，乔家人老远就纷纷跪倒行礼，待轿子抬到乔家大门口，近侍掀帘，下来一位身着便衣行装，但气宇轩昂的男子，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来人不等乔致庸行礼开口，便握住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一个“亮大哥”叫得乔致庸瞠目结舌，半晌才说：“不敢不敢！左大人这样称呼，折煞小民了。”原来，来人竟是身份显赫的清廷重臣左宗棠。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时，便与乔家的票号结成了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均由乔家的票号存取汇兑。当时，左宗棠平定西北，又设防俄国，耗费巨大。此时大清财政已捉襟见肘，常常供不应求，而军情似火又不可等待，所以他常从乔家的票号借支透支。清光绪年间，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地，资本雄厚，买卖兴隆，信誉卓著，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商人，而且吸引了各官府。由于山西商人率先开办票号，经营汇兑业务，原先上交税银和下拨军费银、赈灾银等，都由实物解送变为汇票，纳入了山西人的票号业务银。这样，官府图个方便，票号图个汇水，官吏也可得些好处，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各地官府与山西票号便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北安定下来后，清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祁县位于川陕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乔家堡离官道也就是15里地，所以左宗棠以朋友身份绕道来乔家堡拜访乔东家。一是感谢乔家对他经略西北的支持，二是将来还有求于乔家票号。 此时，乔家刚修完院子，正要在大门前做个百寿图，便请左宗棠赐一副对子，给百寿图画龙点睛。左宗棠高高兴兴即兴挥毫：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 这副对联至今保存在乔家大院大门前的百寿图上，让人想起乔家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赫赫威势。 到过乔家大院的人，还会发现大门上有一副锃亮的铜板对联：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笔调朴实温和，遣词大雅吉祥，文章含蓄深远。相传，这副铜板门联为大清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赠。 乔家自从创办票号以来，得到了结交官府的许多好处。大德通票号还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等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尔丰调遣到哪里，高就随往到哪里。事实上，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大都与所在省份的督抚交结甚厚。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官，出入衙门，借势借财，措置裕如。为了保持这种固定关系，总号调任分号经理很注意与官吏的调任相协调，分管经理也很注意与所在地官吏的私人情谊。 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澂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在票号账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协成乾驻广州分号经理无一任不与粤海关监督为磕头之交，其北京分号经理与户部尚书往来甚密，所以能长期把持广东粤海关税款存储向京师国库汇解业务。山西票号正是从与官府的勾结中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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