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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镖运银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约30万两白银，把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日升昌”。 日升昌凭借诚信笃义的经营原则、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敏锐的经营策略、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开辟了整个中国金融业。当时在日升昌之后，中国出现了51家票号，山西有43家，平遥县城就有22家。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就在平遥。 首任大掌柜雷履泰 日升昌首任大掌柜雷履泰的家族也是一个经商世家，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落了。他被少东家李大全看中举荐到了自家颜料庄分号当伙计，仅半年时间他就做到了分号经理，后来调回平遥总号当大掌柜，能力有目共睹。在他53岁的时候，提议李东家将颜料庄改成票号，他领号25年，78岁离号，79岁逝世。在他70寿诞的时候，李家携平遥众商赠匾“拔乎其萃”，高度赞誉了他对整个票号作出的巨大贡献。 使用形式多元的股份制 日升昌大胆创新，于清乾隆、嘉庆之际，逐渐形成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亦称股俸制。“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以银子入股，持有者拥有商号的所有权，可以继承和转让，要对票号的盈亏承担责任。身股又称顶身股，以人力入股，是对票号中资历高、贡献大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的奖励，是一种利润分红的激励制度，身股是日升昌在人力管理方面的创新之举。“人银俸股，东伙同心”，由于股份制把人与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使东家和伙计的利益融于一体，成为利益的共享者和风险的承担者。 确立责权明确的两权分离制 受地域等因素影响，所有者很难对经营者进行直接约束，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东家、掌柜和伙计三种，奉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信条。他们择优聘请掌柜，将票号的财务、经营及人事聘用全权交给他们。日升昌还规定，“财东只能在决算分红时行使权利，平时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只有掌柜才能对外代表商号”。掌柜每年年终汇集营业报告表，造具清册，向财东报告。每三年为一个账期，与财东决算一次。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严格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开的两权分离制度。这种大规模的放权，让掌柜们获得巨大责任感的同时，也拥有了巨大的荣誉感。掌柜们自然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竭尽全力管理票号。 实行严格的防范金融风险制 1. “预提护本”制的实行。为防御风险，日升昌实行了“预提护本”制。在账期分红时，从红利中提留一定的比例，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倒账损失。除“预提护本”外，晋商还实行了倍本、厚成、公座厚利等制度，用来扩充资本规模和企业实力。“倍本”是在账期分红时，按股东份额比例，所提留的一部分红利。“厚成”即让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如此一来，这些留下来的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这种结账方式使绝大部分资金都变为积累资金。“公座厚利”是在员工身股和财东银股的红利未分配之前就提取一部分利润，类似于现在的公益金、公积金。 2. 密押制度的建立。票号用以汇兑款项的主要凭据是汇票，晋商的票号遍布全国各地，汇票的使用量非常大。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因此汇票的防伪性极其重要。日升昌票号创造性地使用汉字来代表数字，这种密押制度可谓是匠心独运。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对应每年的12个月份。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对应的是每个月的30天。用“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10个字，对应的是银两的数目。“国宝流通”，对应的是银两的数字单位“万千百两”。如在6月20日为某票号汇银4000两，它的密码就是“取人城宝通”。更重要的是，这些密押也不是一成不变，用过一段时间，再行变更，若有人想要破译或者伪造，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之外，汇票的防伪措施还包括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印章，还有汇票书写的固定笔迹，层层构筑起了汇票的“防火墙”。通过以上防伪措施的实行，日升昌票号在一个多世纪的经营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一起误领、冒领事件。 票号在近代的兴衰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关，接受广泛的国际贸易。为便利大宗交易，各种专营贸易进出口的洋行便说服并推动外国银行接受中国票号发行的庄票。同时，外国银行也在庄票基础上给予中国票号以抵押或信用贷款。票号与外国银行之间的金融往来逐渐成为主要业务，使得原来仅仅依赖票号的格局有所调整。在当时的半封闭经济格局下，外资银行、本土的票号和钱庄构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局面，这种格局在晚清持续了50多年。 伴随着近代流通货币的迅速标准化，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等银元以及庄票和银行钞票的广泛流通，原始意义的票号汇兑生意早已消亡，信贷服务成为主业。而从事信贷业务，票号显然无法与20世纪初期大量兴起的外资银行竞争。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平遥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协同庆票号大掌柜赵德溥的家中留宿一夜，还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由山西票号来解运。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 山西票号在官方层面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对手。首先，官商建立了垄断的商业银行如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将过去票号承办的跨域汇兑和官款存放业务悉数收回。其次，山西票号一度辉煌的历史也滞阻了它向现代股份银行制度的改变，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一大批新兴本土银行脱颖而出。第三，山西票号曾依赖于给各地政府财政和军需提供信贷支持，在战乱特别是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最终逐渐走向了衰亡。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这样描述日升昌：“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虽然它在百余年的风雨飘摇中有过成功的辉煌，但同时也经历了失败的无奈，最终整个票号行业辉煌了100多年，遗憾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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