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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公认1945至1950年的工党政府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之一。这些赞誉一部分名至实归。医疗与福利体系得到了改革，经济部门得到了国有化，一系列的外部冲击也得到了相对妥善的应对。但是如果说工党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化的英联邦，彻底革新价值观并由新人来掌权——即发动一场社会革命——那么他们失败了。艾德礼政府并没能动摇英国的阶级体系，也没能像许多左派热切期望的那样疏远华盛顿，这些左派认为工党政府更容易和莫斯科搞好关系，理由是“左派之间好说话”。工党政府希望英国能够保持自由与独立，在大西洋彼岸的资本主义强权与吞并了大半个欧洲的共产主义强权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艾德礼时期英国还是彻底倒向了美国一边。美国的军事实力称霸全球，其象征就是英国曾参与研制但此刻却不得分享的原子弹。垂死的大英帝国如此虚弱，她的国际角色也将急剧缩水。艾德礼领会到这一点的时间比他所有的同事都早。 英国视而不见地冲进了一个新世界，周身上下还是一派陈旧的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作风。美国人正忙着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抢占着一片片战败国或大伤元气的国家遗留在身后的空白市场。苏联也在打造着自己的政治帝国，资助各地的独裁者并伺机挑起正面冲突。这两个新兴帝国大不相同。美利坚帝国身着便装，口称自由平等。如果不看他们正在亚洲参与战争以及对若干残暴的南美政权大加扶持，那这些词语倒也不算空洞——不过要说在全球范围内这些都只是特例，那上述地区未免有点偏大。与此同时，莫斯科正在以工人阶级与历史的名义加紧迫害与逮捕，眼角余光还留心着在毛的铁腕统治下战意日盛的中国，后者正打算与其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在这些新兴帝国的夹缝当中，虫蛀尘封的国王排场，区区几艘战列舰以及寥寥几位身着灯笼裤的殖民地总督实在是摆不上台面。 英国自1945年至今面临着同一窘境，一目了然但却丝毫无解。如果你给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巨人当跟班，从国防到情报再到各项条约都与其锁死在一起，那你要如何保持独立与自尊？偶尔英国对华盛顿也有着切实的影响力，比如工党政府与美国商谈成立北约的时候，再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撒切尔也曾给老布什打气助威。而在大多数时候，她的依附性往往令人面红耳赤，往大处说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往小处说有美方对共享伊拉克情报的回绝。但是尽管如此，当美国这样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结成了领导与同盟的双重关系，而且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还与其盟国发生了冲突，那么摩擦依然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白厅外交部的周期性反美情绪发作。反美情绪一直是英国当权者的难言之隐。在公开场合，前仆后继的外交大臣们与各级官僚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英国“正与高出自身一个重量级的拳手同台竞技”并且一再重申丘吉尔全力促成的“美、英特殊关系”多么事关重大。在工作当中，这意味着与五角大楼和CIA共享情报，两国核战略的相互交织，英国土地上的大型美军军事基地，将英国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以及在美国总统面前摆出一副更像受聘顾问而非独立盟友的身段。 英国采取依附政策还有其他原因。此刻的国家破败不堪，艾德礼政府时间极为有限。新政府成立不过两周之后英国在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虚弱就携手一并暴露了出来。 艾德礼的新政府立即受到了冲击。英国手头的美元已经所剩无几，眼下也没有什么来钱的门路。经济摇摇欲坠，出口额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但非军事进口却比1938年翻了五番。套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英国已经沦为了“美国的带刀侍卫，仰仗其鼻息来谋求生计。”全面战争已经摧毁了英国经济百年来繁荣发展的基础。战时的美国的确十分大方，但是英国为了与德国作战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而德国的胜利也意味着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威胁。研究战时经济的官方历史学家们谈到战后的晦暗岁月时往往会流露出个人感情：“这场战争名义上是同盟国群策群力，实际上英国却承担了与其自身能力不相称的牺牲，以至于威胁到了国民经济的存废。”*4* 杜鲁门在回忆录当中说道签署终结租借法案给他的教训是：“以后签署文件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文件内容。”但是这一行为给英国带来的危机在许多方面都符合美国利益。当是时，胜利欢呼依然回响不歇，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爱国主义主旋律，对未来的悲观主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不合时宜，就像在思想上叛国一样。再怎么说英国也是——套用1945年工党竞选宣言里的说法——“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国度，无线电定位（雷达）、推进式火箭、青霉素与活动式码头的诞生地”，大英帝国的版图主体依然完好，英国占领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大片土地，英国领导人正与新兴大国平起平坐，一道指点江山，改造世界。 康瑞利·伯内特则毫不客气地指出：战后英国人“在心理层面上是战胜国的国民，但在物质层面上则或多或少地接近战败国的国民”。*5*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白厅得到了越发广泛的认可，因为他们有统计数据。1945年夏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告诉艾德礼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破产，人们寄予希望的经济基础荡然无存。” 艾德礼政府赶紧将这位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送到华盛顿求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英国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下一个十年里英国参与的任何一场战争。凯恩斯可能不是上门乞讨的最佳人选。他对自己的口才过于自信，甚至到了有些傲慢的程度。布卢姆茨伯里派（1）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毛病。临行前他对艾德礼打下保票说他准能从美国人那里搞到6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这笔钱对于当时的联邦储备来说并非小数。一到华盛顿，一道由保守派银行家组成的棘手防线就摆在了他的面前，防线后面还有民意作为支持，当时60%的美国民众反对向英国贷款，更别说捐款了。凯恩斯花样百出，唇枪舌剑，冷嘲热讽，无所不用其极。一位美国银行家说道：“这人太聪明了，他说的话我们美国人不能听……谁能相信这种人？他就是个上门卖货的。鬼才相信他。”凯恩斯坐着前往加拿大的军舰来到美国，抵达时正在生病，负责与他谈判的人是一位电线杆身材的德州棉纺厂主威廉·克莱顿与前职业篮球运动员弗莱德·文森律师。哈利法克斯勋爵把他安顿在华盛顿饭店之后，凯恩斯和这两个人整整纠缠了四个月，软硬兼施，连抓带啃。凯恩斯的传记作家谈到这次马拉松谈判时说：“肯塔基的律师与布卢姆茨伯里派的知识分子绝对是鸡同鸭讲——文森与克莱顿根本说不过凯恩斯，但是他们却总能占上风。这就是所谓脑袋瓜与狼牙棒之间的较量。”*6* 伦敦对谈判可能取得的成果抱有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艾德礼的内阁拒绝了美国最初几次提议，等着坐地涨价。凯恩斯当时要依靠冰袋与阿米妥钠胶囊才不至于在秋老虎的淫威之下被心脏病搞垮。此前的信心膨胀搞得他进退两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刻他正“身处地狱当中”。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人既不相信也不关心英国究竟破落到了怎样的程度。华盛顿的当权者或许对不久前两国协力战斗的情景还心怀感念，但是在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上则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态度。游戏双方实力悬殊，每每英国回绝美国的提案之后下一份提案只会更苛刻。愤怒的凯恩斯在与母亲的通信中说：“他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但他们的心胸太狭窄，眼界太底下，知识太贫乏，固执太彻底，法律条文太坑人。希望我以后再也不用拿着这么一手烂牌求人办事……我已经开始体力透支了。”*7* 尽管这番劳苦很可能促成了凯恩斯于次年年初的死亡，但是他一心期待的60亿美元赠款或者无息贷款还是缩水成了37亿5千万为期50年利息2%的贷款。此外，美国人还要求在贷款开始一年后美元与英镑要自由兑换，这样一来伦敦最后一道保护屏障也不复存在了。随着英国同意加入华盛顿主导的世界金融新体系，英国从此完全落在了美国的经济控制之下。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美国将大举接管当年英国分部在世界各地的市场。直到此刻这个国家才看清事实真相，敦刻尔克与新加坡沦陷也不过就是这种效果。这笔贷款直到2006年才正式付清，此时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已经有几天了。英国战后历史的一部分就此尘埃落定。这个新金融体系意味着未来的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从艾德礼到艾登，再到麦克米伦，威尔逊与卡拉汉都未免此劫。英国疲软的经济意味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全球尤其是美国都会立刻抛售英镑，导致英国通货膨胀以及投资暴跌。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意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长期后果。英国政府本来可以向人民阐明国家面临着多么严峻的形势，但是他们没有。 （1）布卢姆茨伯里派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团体，从1905年左右直到二战期间，这个团体都一直存在。此团体开始时为剑桥大学新近的毕业生提供一个与亲朋相聚的场所。而相聚地点又主要设在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在一战前这里更是唯一的相聚点）。虽然这个团体主要以文学的头衔而著名（弗吉利亚·伍尔夫是最广为人知的代表者），它的拥护者却活跃于几个不同的领域，包括艺术界、艺评界以及学术界。这个团体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反对文学艺术方面的清规戒律，提倡自由探索。 对于英国当前的窘境——从凯恩斯在美国遭到的冷遇到日后英方提出核武器合作倡议时美方的无情回绝——艾德礼政府选择了秘而不宣。这些历经战火且心气高傲的政府人员选择强撑笑容。新任财长休·多尔顿称他对这一安排“评价甚高”并指示议员们要“大加欢迎”。《经济学家》平日里一向有亲美之名，但这次却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我们没有理由非得说我们喜欢这笔买卖。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因为我们之前打了一仗，因为我们参战最早，作战最狠。”但是此刻的议会已经被几年来的战争折磨的筋疲力尽，丝毫没有发火或者争辩的余力了。 不过有一项举措马上就得到了实施。战争结束没几个月皇家海军就变了调门。震天炮火与轮机轰鸣让位于一片铿锵大作之声。从普特茅斯到克莱德，铁锤与喷枪唱起了主角。在叮当乱响与火花四溅当中，一艘又一艘巨轮惨遭肢解。1946年，俄国正着手打造一支自卫国战争以来未曾有过的超大规模舰潜混编舰队。而与此同时，皇家海军的清单上早已注销了840艘战舰，另有727艘在建军舰遭到一笔勾销。*8*待到海军元帅弗雷泽勋爵于1948年上任的时候，10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37艘航母，60艘驱逐舰，还有80艘护卫艇已经化作了废铁，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咋舌。弗雷泽当年曾经跟随美国海军参加过太平洋战役，遭遇过神风敢死队的袭击，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一支士气全无、一蹶不振的皇家海军。纳尔逊、罗德尼、英勇号，这一系列战列舰的名字就如同从历史课本中走下来的一样，现在它们都被拆了个七零八落。雄狮号、马耳他号、新西兰号、雄鹰号、直布罗陀号与非洲号，这些新建战列舰与航母的名字充满了重振帝国雄风的乐观期待，它们原本要为大英帝国保驾护航到六十年代，但现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泡影。HMS前卫号在克莱德竣工时战争早已结束，此后她又苟延残喘了几年，期间先是拉着国王与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前往非洲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英联邦大团结之旅，然后成为了一条训练船，最终也一样落了个大卸八块的下场。*9*90艘军舰沦为靶船，被自己人的炮火沉到了海底。几百艘军舰进了拆卸场，被人大费周章地分解成了一堆堆扭曲锈蚀的钢材。还有一部分军舰被转卖到了若干从来没见过海军的小国。 美国海军早已证明航母是现代全球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英国只能养得起几艘小型航母。因此政府将一艘英国航母贷给了法国，还没要现钱。另一艘贷给了荷兰，还有两艘半价批发给了澳大利亚。背时的恐怖号成了窝在格拉斯哥附近盖尔湾里面的一艘烂尾船。几艘较小的军舰得到了“樟脑球化”的处理——即先用网覆盖，再向网上喷涂塑料，最后用电解技术进行处理以防船底生锈。海鸥很喜欢啄食塑料，而在保护罩里面劣质战时钢材制造的船体还是不管不顾地朽烂了下去。*10*这些曾支援过俄国抗击纳粹的舰船，曾护卫货运船队横跨大西洋的舰船，曾在敦刻尔克接应过英国部队的舰船，曾在太平洋奋力拼杀的舰船，这些继承了自纳尔逊时代流传下来的名号的舰船，可以上溯至纳尔逊时代的海军世家调教出来的船长们曾经指挥过这些舰船，现在一切都已不再，无人纪念。似乎全国上下都染上了只破不立的狂热，打算悄无声息地了结自己的海上力量，是所谓眼不见心不烦。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共有88万人服役，而两年之内就少了70万人。 海军元帅愤而反击。“如果我们要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维持海权。”海军部如是说。海军计划部代理部长戈弗雷·弗兰奇上校老调重弹，声称大英帝国要想维持自身“一等世界强权”的地位，至少需要两支由战列舰与航空母舰组成的大型舰队，他说英国需要战列舰来对付苏联以及在未来——这听着很像奇谈怪论——对付法国。工党政府对此很不感冒。艾德礼斥责道英国早已不再是美国在远洋上的竞争对手，也供养不起大型舰队。他的财长休·道尔顿也向各大造船厂索要电气技工与细木工来支持他的战后住宅重建计划。1948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也说道现在英国需要尽快解放劳动力，哪怕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下院里海军的支持者们惊恐地发现英国本土舰队此刻只剩下了一艘巡洋舰以及几艘小船。 海军部开始收到各种报告，说“船员们令人诧异地对局势漠不关心”，偶尔还有“以下犯上”的行为。假以时日，海军终将适应一个较为次要的角色，尤其是当政府将核武器托付给潜艇而不是皇家空军之后。但是历经336年的海军部还是寿终正寝了，它合并进入了国防部。 这个自英国立国以来一直位居国民认同中心的机构就这样遭到了无情的最后清算。 军事技术陈旧落后，又丧失了维系帝国了力量，皇家海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美国人没有终止租借法案，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海军的命运或许未曾可知。尽管工党政府未能让国民充分理解情况的严重性，但是两年之后美国人终于大度地提出了马歇尔援助计划从而缓解了局势，因为华盛顿终于意识到了如果西欧崩溃的话苏共势力将要扩展到怎样的程度。英国接收了援助的主要部分，总算是熬过了眼前这一关。马歇尔计划保住了欧洲的元气，至今人们还将其视为华盛顿“最不下作的行为”。 人们重新对通过出口振兴英国经济感到乐观起来。全国上下都不惜以国内消费为代价来推动出口。战后的世界里众多工业国惨遭蹂躏，到处都急需各种商品，所以开拓海外市场并不费力，就算是式样陈旧的老爷车与不合体的服装也一样有人要。但是政客们面临窘境时习惯性的言不由衷还将继续下去。接下来的历任首相都将这个国家的虚弱本质视为某种寡人之疾，只要闭口不谈就无大碍。
*4* W.K. Hancock & M. M Gowing, The British War Economy, HMSO, 1949
*5* Correlli Barnett, The Lost Victory, Macmillan, 1995
*6*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3: Fighting for
*7* Ibid
*8* Desmond Wettern, The Decline of British Sea Power, Jane’s, 1982
*9*Vice Admiral Sir Louis le Bailey, From Fisher to the Falklands, Institute of Marine Engineers, 1991; and Eric J. Grove, Vanguard to Trident: British Navy Policy since World War 2, The Bodley Head, 1987
*10* Dan Van der Vat, Standard of Power, Hutchinson, 2000
*11* N. A. M. Rodger, The Admiralty, Terence Dalton,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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