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清洗

昵称865028 201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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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54年3月下午，地点是温彻斯特城堡外面。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建筑最出名的地方在于里面摆放着伪造的亚瑟王圆桌——这件文物是14世纪为了取悦亨利八世而制作出来的。充当了整整一天的法庭之后，现在这座建筑终于又沉静了下来。有罪判决与刑期早已公布。犯人们关押在城堡的地下室里，一辆老式劳斯莱斯等着将他们送往监狱。刚刚结束的审判占据了好几天的报纸头条，有人担心一旦犯人来到户外将会引发一场骚乱。犯人当中有一位年轻的世袭贵族爱德华·约翰·巴灵顿·道格拉斯-斯考特-蒙太古，头衔是波利欧的蒙太古勋爵（1）；一位《每日邮报》记者名叫彼得·王尔布拉德（2）；还有一位农场主迈克尔·皮特-瑞维斯（3）。蒙太古被判处12个月有期徒刑，剩下两位都是一年半。他们的罪行是阴谋引诱两名年轻的皇家空军军人进行不检点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同性恋行为。

五十年代的英国经历了一场针对同性恋行为的大清洗，报纸煽风点火，政客与官员推波助澜。报纸上充斥着淫荡而夸大的故事：香槟驱动的狂野群交派对，童子军的腐化，还有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有人居然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胡搞。因此当三名人犯终于重见天日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他们会遭到温彻斯特附近良善居民的愤怒围攻。的确，城堡外面围了个水泄不通，劈砍下来的雨伞，空中挥舞的拳头，怒斥与咒骂一样不少。但是这一切的目标都是搭乘控方证人的车辆。当等待已久的妇女们终于见到三位人犯的时候，围观群众的情绪立刻为之一变。根据王尔布拉德自己日后的记述，“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喊得不是辱骂的词句，而是在给我们打气。人们努力向前挤，想拍拍我们的肩膀与后背，还叫我们‘保持微笑’。车门关上以后他们还在跟着车子前进，隔着车窗跟我们讲话，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还不住的鼓掌。”*13*很久以后，当王尔布拉德终于刑满释放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发现邻居和同事们也显示出了同样的理解与支持。英国人民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男性之间的同性行为长久以来一直是非法勾当，但是很少遭到指控，前提是参与者只在私下行事，而且不牵扯未成年人。二战期间同性恋行为增长甚大，但是战后官方的态度却急遽扭转，战争开始前一年共有320起“低俗不检点行为”——当时对男性同性恋行为的称呼——遭到起诉，到了1952年这一数字骤然跃升至1626起。同一期间对鸡奸罪与猥亵罪的指控从822起一路攀升到了3000起。从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些数字可能不算太大，但是恐惧与威胁带来的影响远不是数字能够概括的，简而言之，从1938年到1955年，警方确知的同性犯罪行为数量上升了850%。有几个人对此要承担责任。最早开始发动打击的是赫伯特·莫里森，但是力度最大的几年还是五十年代保守党上台时期。大清洗的领导者是纽伦堡审判中的一名预审员，丘吉尔的内政大臣大卫·麦克斯韦尔·费弗爵士（4）。他的副手是公检主管西奥博德·马修（5），此人经常在法院审判“兔爷”的时候前去旁听。此外还有一位名叫约翰·诺特-鲍尔（6）的伦敦警察局警监，此人的职业抱负就是要将伦敦城里所有的“腌臜角落”扫荡一空。很有几家报纸支持他们的行动，这些报纸经常向读者揭露娘娘腔们的私密世界，还向三观坚定的读者们传授“辨识基佬”的秘诀。人们尤其热衷于从军队中根除鸡奸，忧心忡忡的白厅还专门就皇家空军内部的女同性恋问题进行过调查。女同性恋倒不是犯罪，据说是因为当年维多利亚女王拒绝相信这种现象的存在，但是在军队里这依然是严重违纪行为。

攻击同性恋行为无疑有助于促进报纸的销售，并且也迎合了众多政客与神职人员的偏见，但是问题并非如此单纯。五十年代早期人们对共产主义、颠覆与间谍活动的恐惧达到了顶峰。原子弹间谍克劳斯·法赫斯（7）在1950年暴露身份之时已经给英国情报系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1951年，两名著名克格勃间谍盖·伯吉斯（8）与唐纳德·麦林恩（9）成功叛逃到了苏联。尽管这一事件的细节直到1955年才公之于众，英国政府依然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美国人要求英国在打击颠覆网络方面下狠手。英国国内很少对此加以正式讨论，但是许多国外记者都得到了消息。1953年10月，《悉尼每日电讯》的记者报道称，苏格兰场一名叫做E.A.科尔的高级警官在华盛顿与FBI进行了三个月的磋商，“美方强烈建议英方将所有占据重要政府职位的同性恋者全部撤换掉，因为他们的安全性太差。”随着诺特·鲍尔走马上任，“这一计划的内容也大为扩展，成为了针对一切丑恶现象的战争……”因此道德问题就这样与国家安全纠缠在了一起。这一观点的具体思路如下：同性恋者不得不过双重生活，因此极易受敲诈，他有自己的私密小圈子，他的道德感更为脆弱，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同性恋者就是各种不安全因素的集合体。伯吉斯等人的性生活的确秘不示人，而且时刻伪装的生活方式与对于一个隐秘而重要的小圈子的归属感都和他们的间谍身份天衣无缝地对接在了一起。敲诈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蒙太古案件几年之后，一名叫做约翰·瓦塞尔的海军部书记员在一个男同性交聚会上被克格勃偷拍了下来，后来人们发现他也是个间谍。瓦塞尔花钱大手大脚到了令人起疑的地步，但从没人问他的钱从哪里来。于是人们又一次怀疑是否存在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同性恋间谍网，这次连各位大臣也牵扯了进来。

官方逻辑的缺口在于男同性恋之所以容易受到敲诈并生活诡秘恰恰正是因为对他们不利的法律得到了如此积极而严苛的执行。有的人依靠自信心来挺过这一关。工党议员汤姆·德里伯格（10）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将下院的厕所作为自己与其他众多政客以及议会工作人员分桃而食的欢场，他的求欢对象中甚至包括麦克米伦的同事兼他妻子的情夫布斯比勋爵（11）。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例如保守党议员伊安·哈维（12）就因为在海德公园与一名士兵有染的罪名而进了监狱。还有1953年在切尔西遭到逮捕的演员约翰·吉尔古德也是这方面的例证。戏剧界存在着一个范围极大，几乎半公开的同性恋圈子——亚历克·吉尼斯（13）在1946年就曾因“纠缠他人”而遭到罚款，不过他用得是假名——《远大前程》里的赫伯特·珀科特——从而躲过了报纸的轰炸。此外诸如休·波芒特与诺尔·考沃德等人根本不屑于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是对于生活在声名加持的戏剧以及政治圈子以外的同性恋者来说，这一轮迫害的确令人胆战心惊。

蒙太古在一次由华盛顿授意的警方行动中遭到了逮捕。作为一名地位颇高的世袭贵族，他的人脉极其发达。当年他在驻扎在巴勒斯坦的掷弹兵近卫团服役的时候经历过犹太恐怖分子最猛烈的攻击，还曾与国王王后以及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在非正式场合共进晚餐。他在广告界也颇有建树，协助发行了主旋律基调的系列漫画《鹰》（14）——这一漫画是一位来自北部地区名叫马库斯.莫里斯的教区牧师策划出来的，蒙太古日后回忆道，这位牧师有着“与神职人员十分不相称的嗜好，特别喜欢看舞女跳舞。”。此外蒙太古还在波利欧成立了全国闻名的汽车博物馆，协助创立了英国遗产委员会并结了两次婚。不过他是个双性恋，早在伊顿公学里就有人怀疑过这一点，在近卫团里则得到了证实。在伦敦的一次军官聚会上，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兵还为上级们奉献了一支脱衣舞，此人就是后来的爵士乐大师、英国国宝乔治·梅利（15）。但是蒙太古一直坚称自己从未试图染指他的罪名中提到的两名童子军少年。这次无罪释放之后，他又卷入了后来的王尔布拉德案件当中。控方为了对付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具体手段包括伪造护照上的入境记录来破坏他的不在场证明，非法窃听电话，不申请搜查令就擅自搜查民宅，还对两名皇家空军施加巨大压力让他们指证自己的“社交上层”，从而为自己免除多年牢狱之灾，证人后来承认，自己的证词都是控方教的。

王尔布拉德对于指控的反应极不寻常，他毫无愧疚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或者按当时的话来说，承认自己“生性颠倒”，并且坚称自己有权得到尊重。他的话与今天的自由主义言论还相差甚远，但是依然传达了清晰而富有尊严的信息：“和那些安装了义眼或者遭受唇裂的人相比，我对自己的情况并不比他们更感到自豪。同样，和色盲症患者或者左撇子相比，我对自己的情况也不比他们更感到耻辱。”他指出蒙太古勋爵曾经为国家上过战场，与他一同遭受指控的皮特-瑞维斯也有参军的经历。至于王尔布拉德本人，尽管他驾驶飞机的技术十分拙劣，也曾经以气象学家的身份加入皇家空军并在非洲服役。他们这些人都是爱国的中上层上流社会人物，除去性取向这唯一的因素之外，他们与剑桥的间谍毫无相通之处。由于同性恋的分布遍及整个社会，上游社会自然也不能免俗。1954年沃芬顿勋爵（16）成立的著名委员会专门研究过同性恋立法问题，委员会会长是一位前任高中与大学校长，会员包括托利政客，女童子军官员，一名法官以及其他多位此类人士。沃芬顿后来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是同性恋时给他写信，让他不要碍事，而且“别用这么多化妆品”。不过委员会研究了王尔布拉德案件以及其他大量此类案件并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不公开听证会之后，还是于1957年提请修改法律，将发生在年满21周岁男性之间、在私密场合进行的同性恋行为合法化。

此时国家的情绪似乎早已发生了变化。人们感到当年对付蒙太古以及其他人的手段既不公平也不光明正大。英国民众对于政府干涉的反感当年曾经与诸多其他因素一起搞垮了艾德礼政府，现在这一思潮又将注意力转向了私人领域。王尔布拉德出狱后发现自己在伊斯灵顿的工人阶级邻居们都十分友好，蒙太古从威克菲尔德监狱获释后也得到了相似的待遇。当然，并非走到哪里人们都如此友好。蒙太古有一次去伦敦西区当时最时尚的蜜拉贝尔饭店吃午饭，据他回忆，“我旁边有一两桌食客对我很反感。气氛变得十分别扭起来，因为他们故意以我能听到的音量在一旁交头接耳，存心要让我难堪。” 正在此时，恰好也在这里用餐的反对党领袖休·盖斯克介入了进来。“他在一旁将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过了一会儿，他放下餐巾走到我们这一桌旁边，‘您能回来我真高兴，’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我既吃惊又感激，赶紧一把握住，这样一来周围还有其他想法的人全都不说话了。”*14*对于同性恋者的敌意从未彻底消除过，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通常所说的“放纵六十年代”早在托利政府五十年代后半期公众对此类案件的反应中就已经开始成形了。议会目前还持不同意见。在议会关于同性恋法律改革进行的第一次辩论中，内政大臣麦克斯韦尔·费弗宣称他不相信英国能容忍这一改变。如果当时他也在蜜拉贝尔饭店，或者几年前亲自到温切斯特城堡门口看一看，他也许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