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笼子，笼中的它，应该是什么形状?
对于权力的规模，历来有“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从理论上讲，宪政主张小政府。这不难想见，假如政府身高体大、膀阔腰圆，欲关进笼子，不是那么容易;即便逐其入笼，它出逃的概率，则远远高于小政府，那么宪政制度所承担的风险，就要大多了。
古典自由主义者几乎都是小政府的忠实拥趸。“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便出自他们之口，随后还有一句，“更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基于此，生出了一个经典譬喻，最理想的政府犹如守夜人。“守夜人”的典故，据说来自亚当·斯密。所谓守夜，职责在于防卫，所以斯密所定义的政府职能，以防守(保护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为主，偶尔投入公益(前提是个人无力为之或无意为之)——这完全契合了宪政主义的足球战术：防守反击。政府之外的广阔天地统统交给市场调节与社会自治，此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吾国人当耳熟能详。
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型，发生在20世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构成了历史的转折点。早年的罗斯福原是小政府的信徒，待其执政，却一反传统战术。在他手上，政府的性情从消极转为积极，对经济的态度从放任转为干预，对社会公益与保障的投入从被动转为主动。“福利国家”从此崛起，“守夜人国家”渐成过眼烟云。此后，小政府虽屡有反弹，大政府却始终占据上风。在我们生活的年代，“福利国家”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我们对政府的看法，以李普曼之言为代表：“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管制与服务、制衡与效率、守夜与福利之间如何平衡，正是现代政治学上的一大难题。
然而，伫立于宪政主义的视野，我们发现，小政府与大政府的划分，非但不能体现宪政的精义，而且不能吻合宪政的齿轮。譬如大政府为了追求行政效率，使行政权一家独大，从而将宪政所讲究的制衡原则抛诸脑后;大政府为了公共福利，干预市场、调控经济，甚至打击富人，尽管以公平、正义之名，然而这是不是损害了少数人——哪怕是极少数人，以致一个人——的权益呢，要知道宪政之为宪政，即在于它号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而非以多数人的意志与名义侵犯少数人。最关键的一点，以大政府之大，一旦大过了头，会不会突破铁笼，成为宪政制度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比之下，有限政府的概念，显然更符合宪政的定位。“有限”之限度，正指向关押权力的法治铁笼的栏杆。在法治的约束之下，不管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都是有限政府。与此对应的乃是无限政府，我们更习惯称之为全能政府、全权政府。由此名目可知，它无所拘束，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政策到课本，从税率到米价，从总统府到卫生间，从庙堂之高到床笫之欢，都布满了它巨灵一般的阴影。
哪个政府不想成为全能政府呢，正如哪个权力者不想成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呢，我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这样揣度。只是，权责一致性的定理，所有的政府与权力者都无法逃避。有多大权力，就得承担多大责任。全能政府权力无限大，责任同样无限大。以慈善为例。在有限政府治下，慈善由民间自主，政府绝不会为慈善基金的成立设置险峻的门槛，那么相应的慈善问题，当由民间自己消化，政府仅负监管之责。在全能政府治下，慈善由官方包揽，政府不仅是运营者，还是监管者，那么一旦慈善爆发危机，国人不骂政府骂谁呢?
全能政府的一大成立要件在于它抽空了社会自治的制度土壤，将一切可能威胁、对抗它的统治的民间组织扼杀于摇篮之中。然而，它的失败恰恰正根植于此。它压迫、消解了反对的力量，同时斩断了制衡自身的压力，它只能不断膨胀，膨胀到极点，便是崩溃之时;其次，没有人争夺它的权力，就没有人分担它的责任，最终，问责的压力将化作压垮它的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正是大势所趋。这年头，恐怕除了朝鲜等国，再无全能政府的臃肿背影。只要执政者不是傻瓜，终究会明白：当权力有其边界，才不会出轨;当权力受到制衡，才可能健康;当权力面临反对者的挑战，才生出自我改善的动力。
更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政府之有限，不仅指权力有限，还指责任有限。这后一点至为关键。譬如我十岁的侄子，读小学四年级，老师鼓动他竞选班长，他拒绝，问其缘由，答曰，怕干不好，被同学骂，况且有这闲工夫，不如回家玩游戏。他首先考量的不是权力，而是责任，不想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才拒绝了这么大的权力。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最投合自己的兴趣，同时责任最小的职务——电脑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