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明代这种私营产业过度的发展以及造成的后果，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分析，这里仅仅列举一下事实。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正是在农业和私营工业都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代商业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明初朱元璋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日后明朝工商业的繁荣旺盛之间有紧密关系。一方面，他本身就对商业征收低税，尽可能减轻商业负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他致力的农业经济的恢复也为日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一点西方的明史专家也是看到的.《纵乐的困惑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所竭力恢复的农业秩序，而且还借助了这种秩序的恢复。洪武皇帝限制流动的经济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量。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成功。生产量的提高造就了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性流通促成了从剩余产品向商品生产的过度。与此同时，洪武以军事供应和人员调动（张涛的官职调迁肯定走了至少两万公里的路）为目的的交通手段和投资使得各交通子系统得以改进，这使得商品流通更为容易。商人们的货物与政府的税收物资在同一条运河上运输，商业经济人与国家的驿递人员走的是同样的道路，甚至他们手中拿着同样的路程指南。明朝政府从背后给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同样也包括思想和社会地位的变动——一个推动力，而市场则从前方加速了这种运动。商业化并非简单地是从洪武设想的国家垄断的交通系统和政府倡导的自给自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反而恰恰是后者发展的结果”[174]p12 “洪武统治时期和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恢复经济的措施，一旦农村的稳定社会秩序重新确立之后，那些为自身的生存需要而生产的生产者发现如果年景好的话，生产还有剩余，他们很愿意出售这些剩余品……只要他不禁止买卖，上述的丰歉之别和贫富不衡就会带来物品的买与卖，并最终导致劳动的买与卖”[174]p67 明代商业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趋势，在明代一些地方一跃变为商品粮食出口区，如“江西赣州每年都有大批商品粮输出运往各地，‘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毂之舟，日络绎不绝’”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167]p91 “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176] 关于明代商业其他方面的发展，不能一一详细列举，因为材料实在太多，这里仅随便列举摘录一些相关记载，算是窥一斑可见全豹。事实上，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商业研究论文已经相当多，我们也没有必要做无意义的重复。具体的可见《晚明社会变迁与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第二章，许敏撰写的《商业与社会变迁》，另外樊树志编写的《晚明史》一书导论中的第二部帧渡唐肪玫母叨瘸沙び胧姓虻呐畈⒄埂芬部勺霾慰? 江南出产的“绫、布而物衣被天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前来收购棉花，棉纱和棉纺织品， 下面列举的史料多摘录自谢国桢收集整理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175]一书下册 “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材，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然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东南在盐。茶禁通于西北之虏，而多产于东南，故其法久而可守。盐禁限于行盐之地，而在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难行。且茶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之一二，盐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居七八。故原大则饶，原小则乏，上则富国，下则富民，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此其大经也。吾渐富厚者多以盐起家，而武林贾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 吴伟业（也即那个写《圆圆曲》说“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末遗民吴梅村）诗：“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178]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79]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80] ”张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兼收其税，充诸将吏廪犒需。时真有胡越一家气象。后几议设税珰，梅国桢特再疏止”[181]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モ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吴中素号繁华，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阎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闾阎既得过，则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故势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之，亦孚封君。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184] p3 张瀚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江南之利，莫大于罗崎绢纤，而三吴力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杆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抒致富者尤众。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有张姓者，世以畜牧为业，以万羊称，其畜牧为西北饶富甲于秦。其他藉以富厚者，燕周齐晋之郊亦夥矣。”[177] 僻远的江西铅山镇上， “ 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中小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185] 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名、优、特产，辐辏汇萃于山陬一隅，这确实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三十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劳之，谓之“接顶”。夜至店，设席贺，谓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贺也。贺亦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 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骨核，不演戏，用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灶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后，荤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
|
|
来自： 汐钰文艺范 > 《东亚史研究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