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的故事，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非常时尚鲜活的，连年轻的小伙子都注重穿衣打扮。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才会追求精神享受。显然当时的物质生活，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有人说，从穿衣打扮上就能看出一个社会的人们生活得好不好，一般来讲大家都穷的时候，是不打扮的；然后女孩子开始打扮的时候，说明经济条件上了一个台阶；等到男孩子也都开始穿衣打扮的时候，就说明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又上了一个台阶（可能现在热衷穿衣打扮的90后、00后小鲜肉们，正说明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是真的好）。 空前繁荣的工商业的确，大明嘉靖万历年间，有赖于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异常丰富多彩，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尤是如此。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清丈田亩，兴修水利，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后来随着水稻两熟、三熟的应用推广，一些种植技术得到改进，明朝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土地多了，粮食产量提上去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强了，能养活的人更多了。 一个家庭劳动所得除了自我供给之外，还有剩余，就会拿到市场上去卖，从而实现了商品经济。反过来，市场需求多了更会刺激小农家庭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就这样劳动剩余产品不断增多，市场贸易繁荣，促进了大明朝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大明四通八达的陆路、水路也给商品经济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条件。陆路方面，围绕北京、南京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各修建了六条交通干线，连接全国各个省区，驿站遍布全国。水路方面，由于大运河在元朝就已经修好了，朱元璋统一全国后，疏通修整河道，大运河被充分利用，更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源源不断的为全国各地输送各种营养物质。 交通好了，商品流通便利了，商品经济怎么会不繁荣呢！恰好，大洋彼岸正值大航海时期，美洲大陆被发现，葡萄牙人在那儿挖掘了大量的银矿，就连日本也发现了大量的银矿。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国外大受欢迎，“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于是，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中国，对外出口贸易成为一块巨大的蛋糕，吸引着众多商人分而食之。可以说，大量的白银流入是刺激大明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反映到实际的社会现象就是整个江南地区，都不怎么种粮食了，改种桑树和棉花，家家养蚕织绸，显然这比种粮食收益更高。在王江泾镇上，“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还有一些专业镇以专产某一种商品闻名，商品销量遥遥领先，比如：
同时，一些备受压榨失去土地的或是为了逃避劳役税收的农户干脆都跑到城镇打工去了，投身到手工业的行列中，为这些手工业繁荣发达的城镇提供了大量的雇工人力。例如。专产瓷器的江西景德镇，镇上雇工，都是外地人。“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位于交通枢纽的中心府城作为南北货物往来聚集再分散之地，繁荣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在苏州，“货物店肆，充溢金閭，贸易镪至辐辏”，各色人等络绎不绝，有富商巨贾，有务工工人，有四方商旅，不下万人。借用《警世通言》里的描写“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并不为过。 不受重视的商业税收入按理说，这样繁荣的工商业势必会给政府带来不少的财政收入，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这里有一组比较：
由于宋代和明代的货币不同，我们可以把货币折算成粮食购买量来看。宋代一贯等于1000钱，一石粮食的价格是300~600钱，大约一贯钱可以买两石粮食，而明代的一两银子也差不多可以买到两石粮食，所以我们可以把宋代的一贯钱的价值等同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这样可以看出大明一年所有的商业税收入不及宋代盐、酒、茶这三项的十分之一。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一切的根源还在追溯到朱元璋开国时期。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商业并不发达，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都来自农业，所以老朱压根没看上商业税这块的收入。还下令所有跟农业相关的工商业活动包括船运输、农具生产、农产品加工和交易等全部免税。其他不免税的也只是收取“三十税一”，也就是3.3%。 没学过经济学，不懂理财的老朱，做出这个决定相当草率，不仅如此还规定大明每年的税收采取定额制，每年就收取3000万石粮食的税，多了也不要，说是为了藏富于民，而且还刚愎自用的要求后代子孙不得擅自更改。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税负最低的朝代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业发展起来了，商人们要乐死了，整个浙江全年交的茶叶税只有6两银子，甚至有些地方志声称，我们已经不知道还有商业税这个说法了。因为一旦定额完成了，那就彻底“藏富于民”了，后面的就一分钱都不用交了。 钱都进了商人的口袋，政府就这样拱手相让了。当然我们不能说两宋时，把商业税收到80%就是对的，这里面对当时的工商业一定存在很严重的盘剥，只不过大明王朝如此不重视商业税收不仅财政上少了一大部分收入，同时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不收商业税的蝴蝶效应士农工商，商人属于四民之末，建国之初，朱元璋甚至都没有给商人设立专门的户籍。到了明朝中后期，往来各地做生意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商业的不断繁荣，终于让政府给予商人足够的重视，各地政府开始给到本地做生意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设立户籍。这对商人群体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方便商人家庭的子孙后代可以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省去很多麻烦。 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尽管商人们在经济上出人头地，但内心里仍然认为读书人才是社会阶层的上游，所以在经济上达到一定成就之后，就也想着做一个有文化的商人，甚至让自己的子孙能通过读书科举走向仕途，跻身社会上层行列，甚至拥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 有了异地办理户籍的政策后，商人们可以在自己长期生意经营的地方扎下根来，免去作为流民或是逃户的担忧，并且通过自己的财力购置房产，把全家都接过来了。同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教育水平也会很高，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他们可以为子女请最好的师傅授课，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一旦他们进入仕途，还可以打点仕途上各方面的关系，建立政治上的人脉关系网，慢慢渗透进权利的中心。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江西铅山的费家，费广成靠经商起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继承自己的家业，一个专攻仕途，之后的每一代也都是如此，采取鸡蛋不能放进一个篮子的原则，有的儿子负责经商，有的儿子入仕，慢慢发展几代之后，费家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层出不穷，最高做到了内阁首辅。 显然，商人家庭的子弟比普通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要容易很多，渐渐的大明科举入仕的官员都有商人家庭的背景。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在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经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真正变成了无官不商、官商一体的形态。 这些人自然也会为自己家族的利益出一份力，甚至当商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时，他们会本能的从维护商人利益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比如万历皇帝从万历二十四年征收矿税开始，一直到到万历四十八年皇帝驾崩，几乎所有青史留名的官员都上疏反对过此事。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缺钱，皇帝不忍心剥削老百姓，就指使太监们到各地征收矿税，说是征收矿税，可是这些开矿的太监们既不懂堪舆，也不懂地质，哪里有矿都不知道，随便去一个地方就说这里有矿，损害的则是当地富户的利益或是干脆就是顶着矿税的名头征收商税。这是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
按照他的说法，政府收商税，商人就得把这部分钱加在商品价钱上，商人们一点利润都不能让，钱都让他们赚了去，政府只能靠节约生财。可见，商人们已经习惯了长期的低税收高利润的商业税收模式，稍微增加一点儿，都让他们无比难受肉疼，丝毫不肯相让。
看似小小的商业税，牵连出的蝴蝶效应就是，商人地位的不断加大，国家财富聚集在少部分人的手中，并且攫取到政治上相当强势的话语权，从而对抗皇权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核心的宗旨就是减免工商税，即使崇祯时期，天灾不断，边境战事吃紧，军饷发不出，眼看着面临国破家亡，也不愿意在工商业税收上让步，政府只能靠剥削农户筹钱，逼得老百姓不堪重负，爆发农民起义。 结语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如此繁荣，政府却一直处于财政危机的状态。朱元璋设想的藏富于民，结果大部分的财富都聚集到了贪官和商人们的口袋里，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并没有真的得到富裕。商人群体地位的逐渐提高，每一步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统治者的不干预让其肆意生长，可以看到，任何一股势力壮大到一定程度都不容小觑。他们自私自利，没有丝毫为国为民的意愿，是一种短视，以致于几十年后，清军铁骑踏破山河时，他们也终将自食恶果。 关注@史海扑通，获取更多历史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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