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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 公有制企业跟自己的过去比，是有很大的进步，但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比，差距还不小。首先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制造乙肝疫苗的“天坛生物”，与美国的同类企业股票价格比，在美国股市的市盈率与我国股市市盈率差不多的情况下，股价相差几十倍上百倍，股价的差距当然也反映了盈利的差距。还有国内某些垄断行业的企业，比如几大电力电网企业，发生大面积的亏损，行业垄断企业都亏损，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中科院办的企业，中科三环，也具有一定的行业垄断性，其盈利很少，股价很低，不到一美元；还有中科合臣，上海中科分院的企业，上市以来就没有什么盈利，亏损严重，差不多要换主了。国有企业占尽市场垄断优势，融资优势，技术优势，却不能在盈利上反映出来，只说明一个问题——效率低下。效率低下的结果是工人的工资低，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普通工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如此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扩大内需呢？ 效率低下反映了企业结构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企业结构方面人多而没有效率。国有企业虽经朱总理时期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兼并重组，下岗分流，但企业人员的结构仍显“体态臃肿”，企业仍保留政工、宣传等组织，非生产人员非管理人员仍然过多。以中国石油公司为例，它的员工有150万，比世界石油三强加起来的110万还多40万，而中国石油的销售收入只有世界三强的六分之一。中国企业人多效率低，人多又有什么用？ 企业管理人员的选拔范围十分狭窄。民营企业可以到人力资源市场去选聘职业经理人，而国企则不能，只能在没有淘汰机制的国家干部队伍里选拔管理人员，毫无疑问国企管理人员素质要比民企低一个或几个档次，优秀管理人才都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去了，其管理效率必然低下，管理效率低下，生产率必然低下，生产率低下当然是不赚钱的了。 公有制企业人多，管理不好，效率低下，这是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问题。然而，我们政府的工作重心，什么时候才能转移到改善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率上来？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范围掀起提高生产率的运动，造就了全球生产率第一的地位，也造就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二、民营企业的规范化问题 民营企业的效率不差。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从无到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占领了大部份市场份额，比如在衣、食、住、行（除了航空、铁路、海运外）方面，民营企业几乎全部占领了，在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民营企业也都几乎占领了；民营企业接收了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迅速的扭亏为盈，让那些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民营企业为什么比国有企业效率高呢？源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不用扬鞭自奋蹄”，民营企业的效率来自民营企业内部的动力。 民营企业虽然效率不差，但管理不规范，让人垢病。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违法经营，刻薄员工，不注重安全，不注重环保，。。。。。。。偷税漏税，短期经营行为，不承担社会责任等。 有些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方式，也不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反过来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三、企业的经营环境问题 缺乏公平竟争的市场环境。 一方面是公有制企业在某些行业垄断经营，公有制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在融资方面，明显占有不对称的优势，对民营企业不公平；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不规范经营、偷税漏税，不承担或少承担社会责任，明显占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不同的方面彼此占有不对称的优势，说明我们缺乏统一的公平竟争的市场环境。 民营企业处在仇富的社会舆论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年，造就了民营企业，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社会贫富差别加大，加上有些民营企业主为富不仁，因此，就有了社会一部分人的仇富。社会有一部分人恨不得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将新兴的资本家、地主、走资派打倒。我们的社会有仇富的渊源，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仇富的，患寡不患均，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便导致穷人起义战争，得不到，就毁灭它，毁灭了，又重建，历史似乎处于循环之中。 当代中国的仇富，要怪就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被法律认可的。中国搞市场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得以复活，大家干的是资本主义，说的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许干不许说，国家领导人也一样，说话都得小心，以免犯忌。在老百姓眼中，过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没有了，资本家、地主复活了，不良老板和奸商无处不在，社会凸现不公平。当然，如果说老百姓仇富，老百姓也不服，老百姓说，我们不仇富，我们痛恨不公平。 仇富是一种社会愚昧表现，愚昧的人不只是穷人，富人也一样。富人为什么要让人仇视呢？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让穷人仇视呢？应该不是，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他们就没有人仇视，被仇视的富人应该是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当然，多数的富人是不应该被仇视的，他们的富是勤劳智慧的收获，他们的富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富人，一样也有穷人，没有富人的社会，虽然平均，但社会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那样的没有富人的社会也是不值得讴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仇富现象的人会认为是神经病，会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针对我们社会的仇富现象，有必反省一下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即反省一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都不敢公开的承认资本是个好东西，追根溯源，应该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段话，即使没有读过原文，大量的转载引述让人们都知道这句话，这就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肮脏，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剥削工人，资本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因此是个坏东西。资本是个坏东西，那么资本家（老板）也不是好东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思想理论宣传，就是肯定资本有罪，剥削有罪。刘少奇说过剥削有功的话，文革中被作为批判的把柄。其实，资本是个好东西，资本家剥削工人也是合乎情理的，资本的属性就是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剩余价值就是剥削工人，如果不剥削工人，不追求剩余价值，资本还叫资本吗？还有资本家愿意投资吗？现在遇到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萧条，资本家产品卖不出去，不得不关闭工厂。关闭工厂，资本家不再剥削工人，工人欢迎吗？当然不欢迎，工人宁肯受资本家剥削，也不愿意关闭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是好东西，资本家也是好东西。但要说资本家是好东西，先得证明资本是一个好东西。其实，证明资本是一个好东西很容易，大家也应该看得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起着资源配置的作用，资本起着组织生产的作用。资本的所有权虽然属于资本家，但使用权实际上属于劳动者，资本的使用过程，就是经济的循环过程，就是造福于国家造福于社会的过程。资本的属性是注定要追求利润的，利润虽然大部份被资本家占有，但资本家个人能吃多少用多少？资本家不可能将占有的利润吃光用光，而是将占有的利润的大部份作为资本重新投入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客观上就是增加劳动者就业的机会，受惠的还是普通劳动者。另外，资本家也是劳动者，资本家在创业过程中付出的劳动代价，比普通的劳动者要高得多，我们却看不见这些。老百姓看不到这些，情有可原。那些政治家，那些经济学家，那些哲学家，那些教育家，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如果也看不到这些，说明他们也是同样的愚昧，他们被一种陈旧的理论桎梏着，一点也不开窍。或者说他们虽然开窍了，但不敢说。看看某某章程，写章程的人其思想理论水平还停留在三十年前，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悲哀。 我们应该看到资本家的好和资本的好，消除仇富思想，缓和劳资关系，给民营企业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给民营企业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民营企业原罪说不成立。 有部分民营企业在超速发展中，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钻了国家法律的空子是事实，钻了政府管理的空子是事实，占了原来公有制企业资产的便宜是事实，但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发生的，你能说它有罪吗？如果说它有罪，那么政府不也犯了渎职罪？退一万步讲，民营企业即使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真的有罪，现行的法律也管不了过去犯的罪，过去的罪也过了追诉期，现在来讨论民营企业的原罪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煽动民众的仇富情绪是不应该的，妨碍民营企业的经营是没有好处的，如果导致民营资本的转移外逃，到头来受影响的是社会经济，受害的最终还是劳动者。君不见寒冷的加拿大，冰天雪地，因为中国的有钱人将钱转移到了那里，客观上搞活了那里的经济，让外国人得了好处。我们不能让人民币都留在中国吗？让中国的资本家的钱超过外国的资本家？放水养鱼，让中国的民营企业超过外国的跨国公司，让中国的适龄劳动者都有事做不好吗？ 看到这里，读者会认为我的立场有问题，怎么尽在帮民营企业说话？难道你是老板？告诉大家，我不是老板，我是地地道道的下岗失业工人，现在仍然待业中。我还有话要讲，虽然我不主张追究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但我主张对民主企业的规范，主张民营企业守法经营，民营企业不要偷税漏税，主张民营企业在增加效益的基础上增加员工的工资，主张民营企业肩负起更多的社会的责任，主张民营企业向日本的企业家看齐，向比尔盖茨看齐，向李嘉诚看齐，造福社会。我们的国家呢，社会呢，民众呢，也应该善待民营企业，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的竟争环境和法律环境。而不是因为民营企业的某些过错，揪住不放，往死里打。比如南德公司的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实际上，牟其中是通过商业合作伙伴贷款，并非直接到银行去贷款，作为罪证的信用证也是在贷到款以后，上边来查，应银行要求补开的。而且，牟其中说，他愿意还款，世界上没有愿意还款的诈骗犯，他在中俄边境的地方还买了大片土地，他还有卫星股份，他还有资产，他还可以赚钱还款，结果，法官不容他说，将他入狱，将他的资产强制贱卖变现还款，将一个知名企业毁灭掉，当然，也导致了银行贷款的损失。还有科龙公司的顾雏军，以挪用资金罪入狱，科龙造假账是有罪，但挪用资金是为兼并企业，为了打造顾雏军的白色家电王国，社会效益还是好的，但检察官不容他说，将他入狱 ，导致科龙这一名牌及兼并的企业的跨掉。人家从国外带资金带技术带市场来振兴民族企业，结果好人没有好报。还有最近判的一桩案子，就是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以偷税漏税罪判入狱五年，判决之时就是他释放之时，因为他已被关押五年，原本检察官找不到他的罪证，因为他从废品回收公司开来的增值税票是合法的，他交的税也高出全国钢企平均税率一个百分点，他不是少交了税，而是多交了税。因为找不到罪证，最后以他的公司在上边下通知自查税赋时主动补交的二千多万元税金作为罪证，如果他不主动补交，检察官还真的找不到他的罪证，让人啼笑皆非，将他关了五年，不判罪，国家得赔他，不是赔一点点，而是数十亿元的资产，而是一个年产值数百亿的钢铁企业。曾经的亿万富翁，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十分敬业的民营资本家，最后连小孩上学的学费钱也交不起。其实，遭罪的不仅仅是牟其中、顾雏军、戴国芳们，而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里边的员工，一夜之间企业崩溃，员工失业。这些，对民营企业家不公平的法律制裁，与国家企业大量资产的流失、浪费，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贪污、占有，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过错就过严的处罚，对国有企业的贪污浪费却从轻发落。我个人认为，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过错，只要不是贪污和偷税漏税，其它错误以罚款就可以起到惩罚教育的作用，不是非得将他们往死里整，非得将他们的企业玩完！他们都是很优秀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处理他们真的有点冤，于国家于社会于个人都是无益的。 因此，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公正的法律环境刻不容缓，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应该得到完全的落实，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带歧视性地玩弄国家的法律，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损伤。 中国企业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民营企业规范化问题，企业的经营环境问题，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瓶颈。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建设的三大课题，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中国企业才算是健康的，中国企业的前景才真正的无可限量。 面对中国企业的现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创新制度，包括创新企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宽松的自由的公平竟争的受制度规范的受法律保护的经营环境。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才有可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才有可能显示出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智慧，并侪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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