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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或者说工厂体制——不是笼统的资本主义体制——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始作俑者。资本雇佣劳动，从事劳动组合化的大生产，技术进步后购置机器，成倍地提升劳动效率，促成了市场繁荣，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对原料、资本、土地的需求。这一需求正是欧洲国家向全球拓殖的原动力。 欧洲国家大多都是通过公司体制向全球拓展殖民地的，马克思写道：正是工厂体制跳跃式的巨大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范围内原料市场的依赖，造成了热病一般的狂热生产，导致市场商品充斥，一旦市场收缩，生产即告瘫痪。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活跃、繁荣、过剩、危机、停滞的次序不断转换。 马克思详细列举了英国从1815年到1842年棉纺业大约以3-5年为期限的周期波动，来论证上述观点。 记住，不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现代化工厂生产体制，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有周期波动，有危机，有萧条，有复苏。 在分析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机理时，马克思使用了典型的西方经济学静态分析方法——也就是被后世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所批判和反对的分析方法，至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这么批判。 编者们貌似都有意忽略了一个常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既是西方经济学，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使用的分析方法。 从一开篇马克思就提出假设——如商品是按价值出售，即价格等于价值（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劳动力价格不低于价值（也不符实际）。其后构造他的模型——一定劳动时间总是表现为相同价值产品（还是不符实际），劳动生产力与劳动力价值呈反比，与剩余价值呈正比——劳动生产力越高，则劳动力价值越低，剩余价值越高等等。 接着把各个因素，诸如劳动生产力、劳动力价格、价值、工作日长度等等，进行组合，假设其中哪个不变，考察在模型中另外两个变量如何变化等等。 运用假设、模型，进行静态分析，得出结论，再将结论放到动态过程中加以观察，这本就是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路，到了当代反而被贬斥成了“西方那一套”。 谈到工资，马克思认为工资掩盖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别，把工人的劳动都表现为有酬的劳动。这里面需要说下劳动力和劳动——这就是德语或者说拼音文字的优势，劳动Arbeiten，劳动力是Arbeiterschaft，前者是一种潜在状态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小是无法衡量的；后者则是前者施加到外部环境中的具体事物上的体现，即在德语中劳动力是一个“受力驱使”的过程。 简单点，劳动是一个无所指的独立名词，劳动力则是一个有指向、有目的的非独立名词。 之所以马克思强调两者不同，乃是因为劳动不外化为劳动力就无法衡量，但劳动力又受制于外部环境——包括教育程度、分配状况、支付体系、劳动条件等等一系列因素的约束，所以，劳动力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必然不能全然等同于劳动——劳动本身是潜在而抽象的。 潜能能发挥得怎样，当然取决于外部的体制、机制、物质条件和环境。——出大师和出世界级影响力的人才，是需要体制机制的。 劳动一旦通过特定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劳动力输出，劳动力就不再从属于劳动者自身，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创造价值，并被定价。 这个过程，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有关精神运动的规律，应该说，马克思所有关于内在、外在、内化、异化、人格方面的论述，均原封不动地采用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原理。
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个问题，不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都普遍存在，并不只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只要把劳动定义为潜在能力，就没有办法给一种潜在能力去定价。 在分析资本的积累过程时，具体细分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概念就不用赘述，也基本源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评价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占有工人劳动，同时还节制自己的消费偏好，以实现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大时，专门说了一段话——人类社会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也只有这种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奠定现实基础。 记住，他用了两个“只有”。只有人做出各自的让渡和牺牲——工人让渡出自己的劳动，资本家让渡出自己的消费欲望，才能让劳动力与资本融合构成支撑整个社会进步的生产力。 这种让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被我们称为剥削和压榨，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被我们称为奉献和牺牲，其实在马克思看来，两者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大家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构成部分，都没有自我和独立人格。这就像我们今天改换的说法——我们都是螺丝钉和砖，把我们放哪拧哪就是哪。 在解释积累过程时，马克思还揭示了一个从前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没有提到过的重要规律——人类劳动只有资本化之后，才能构成生产力，也只有资本积累扩大之后，才能提升劳动效率，提升价值创造的效率，而效率的提升，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 看起来简单吧？但马克思以此解释了何以劳动力稀缺的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整个十九世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同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却停滞不前。 与人之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功能是制造并使用工具一样，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本质在于人类劳动凝聚于机器，通过机器成百上千倍地放大生产力。假如不是劳动力稀缺，英国也就不会有改进机器的动力，假如不是木材稀缺，英国也就不会转而使用煤作为工业燃料。 一旦劳动力资本化为机器，资本化为工厂体制，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就会促使资本家乃至整个国家去扩大和占有世界市场，推动资本主义体制向全球拓展。 反观同期的大清中国，正因为劳动力资源之丰富，集权体制厌恶商业和流动，倾向于把密集的劳动力资源锁定在固有的地域，固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无从通过扩大市场和商贸流通而资本化，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因而也就只能通过劳动力数量来替代效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举例——英国纺纱工人与中国纺纱工人一周内的劳动量是一样的，价值量也一样，但英国纺纱工人操纵机器创造出的产品价值，与中国纺纱工人手摇纺纱机创造的产品价值，则有惊人的差异。 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时，除去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对于圈地运动的描述，以及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消逝和城市大工业的兴起，马克思还专门提到了资本主义体制一项关键发明——国债。这被他誉为现代国民财富中，唯一被人们真正共有的部分，所以马克思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负债越多，就越富有。——多少年来没有读过原著的我们，反而觉得这不可思议。 为什么？因为国债的债权人只是付出了货币，通过国家信用机制，转化为撬动资本的力量，让银行、股份公司、证券投资纷纷开动起来，为殖民地战争和商业战争提供巨量的社会资源。同时，国债的出现，也为资本和劳动的全面社会化提供了载体和基础。
第二卷 第二卷主要论述已经成型的资本的流通运动过程。 流通中的资本分成货币、生产和商品三种形态，资本的流通既是从货币到商品的循环，也是三个形态各自的循环。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提到了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耗费——流通费用，包括了生产性流通费用和非生产性流通费用。生产性流通费用好理解，生产过程中的仓储、运输成本耗费。 非生产性流通费用，马克思分析了交易过程，也就是买卖原材料和生产资料，以及出售商品时的交易成本。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提到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但他一定想到了交易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成本——诸如交易规则、市场规则以及会计规则等等可能带来的非生产性耗费。 这就是后世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起源——除去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只要有社会生活，只要有规则和制度，就存在这种规则和制度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决定了一个社会运转的效率之高低。 资本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种成本。 在阐述资本形态理论，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时，马克思前所未有地引述和分析了三位经济学大拿的相关理论——魁奈的资本形态理论、亚当·斯密的资本形态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 魁奈相对简单，他很聪明地用付费周期来区分不同资本形态——一次性投入完毕的就叫“原预付”资本，需要多次投入的叫“年预付”，前者基本是一年内周转完毕，后者需要多年才能周转完毕。所以，马克思认为他正确——因为魁奈只是从投资周期的角度来论述资本的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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