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公愚临王羲之墨迹

马公愚临王羲之墨迹

 

 

    马公愚临王羲之墨迹（点击图片可放大）

 

    马公愚(1893-1969)，本名范，初字公驭，后改公禺、公愚，晚号冷翁，因其斋名“畊石簃”，故又署畊石簃主，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百里坊人。永嘉马氏，自清以来，以诗文、金石、书画传家凡二百年。曾祖昱中(解元出身)、祖父兰生(名元熙)，均工诗文书画。公愚幼承家学，稍长曾师承瑞安孙诒让、究心周鼎秦权、石刻奇字。后与兄孟容就读温州府中学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宣统三年(1911)毕业后返里，次年创办永嘉启明女学。1914年创设东瓯美术会，后任教浙江省立十中。1919年7月，与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永嘉新学会，提出“改革旧思想，创立新思想”的主张，次年出版《新学报》。1924年赴上海，先后任上海中学教员，存德中学、勤业中学董事长，上海美专教授，大夏大学文书主任兼中国文学系国文教授。1929年，与郑曼青、马孟容等创办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并任书法教授。同年，教育部举办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被聘为委员；后又应聘为“西湖博览会”美术馆委员。1933年，其作品参加柏林“中德美术展览”，后又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及英国、意大利等地画展。1941年，与马漪等在上海大新画厅举办“永嘉五马画展”。战后美国画展及国内历次各大美展，亦均有作品参加。在此期间，还先后任上海美术会、中国画会理事，中华艺术教育社常务理事及上海市美术馆筹备处设计委员等职。
    建国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还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等。
    “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而对艺事仍钻研不懈。1969年2月21日病逝于上海，终年75岁，遗体归葬温州。著有《书法史》、《书法讲话》、《应用图案》、《公愚印谱》、《畊石簃墨痕》、《畊石簃杂著》等；中国《现代篆刻选辑》(三)一书，收录其印刻53方。　　
    公愚素有“艺苑全才”之誉。其书法，篆、隶、真、草，无一不精，真草取法钟、王，笔力浑厚，气息醇雅；篆隶更具功力，书名遍播大江南北。绘画擅长山水、花卉、鸟鱼等，篆刻取法秦汉，探本求源，无丝毫近人习气，但均为书名所掩。
                                                                                              

延伸阅读（一）
我的忘年交——马公愚    
     2009年是马公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回想起40多年前我与公愚先生的偶遇与交往，感慨万千。记得在1966年3月～5月期间，我刚从同济大学毕业不久，入住新华医院手术，一天我们病房里进来了一位“新”病人，是位气宇不凡，鹤发童颜的老先生，一看就知道是位大学问家。其时同病室的一位病友在看了这位“新”病友的床头卡后，悄悄地对我说：“这位病人名字叫‘愚公’。”当我看了他的床头卡后，大吃一惊：马公愚——大书法家也！因为我曾在初中时的一位同学家中的客堂里看到过马公愚书写的对联。此时我感到能与当代大书法家同住一室而万分荣幸，病情似乎也减轻了不少！此后的十多天里，我们从疾病、手术等开始一直聊到先生的书法名望等等，几乎是无话不谈，我们成了忘年之交的“病友”（公愚先生大我整50岁）。在公愚先生手术前一日，先生在病房里画了一幅墨菊扇面赠我（见上图），先生手术后顺利出院，出院时他还给了我一张当时很少见到的他的名片，并嘱我病愈后去他家玩。不久，先生还写信给我，信上称呼我士濂贤畏，并再嘱我去他家玩。    
    当时我还不懂“贤畏”的意思。我父亲解释说，“畏”是“后生可畏”之意，是前辈对后辈的非常客气的称谓，实使我感动不已。我出院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破“四旧”、抄家遍及各地。一次，我本欲去拜访公愚先生，到他家门口，只见门上贴了一张上海中国画院的告示，内容大致是马公愚家的破“四旧”由画院执行，要求其他单位的“红卫兵”不要再“破”了。可见当时有多少单位、学校的“红卫兵”曾莅临公愚先生家破“四旧”了。此刻我也不敢造次进门拜访，只能在门外默祈先生平安，健康！    
    1967年一年中，我多次去公愚先生家中拜访，聊天，也按先生的要求经常购买一些当时的民间组织公开发行的“小报”或送去或寄给先生。有一次在与先生谈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时，公愚先生十分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了！这正是指1967年期间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但纵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公愚先生仍不忘他一生热爱的书法事业，先生曾托我带信给同济大学的一位教授商借当时日本新出的一套《书道全集》。同时，先生还赠我一幅章草扇面。

    1968年，公愚先生被画院的造反派叫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9年我从浙江军区乔司农场病退回沪后不久，即去探访公愚先生，老夫人却告诉我：“先生已故了！”今年是公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回忆往事，在我与公愚先生同处病室十余天及以后多次的接触中，先生从未谈及他在上海书法界担任过什么职务，仅说过曾在美专教过书法。先生的平易近人与谦虚好学的精神始终在我的记忆中，值此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写此短文以表我对公愚先生的深深的缅怀。                                                           （程士濂）

延伸阅读（二）

朱闰生：朱自清与马公愚昆仲  
    1924年9月，父亲朱自清携家来到温州，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可是，直系军阀彭德铨率军从福建福鼎北犯平阳、瑞安，直逼温州城了。温州百姓纷纷出城，避乱山中。这时父亲已离开浙江十中，只身在宁波教书，家中留下母亲、祖母、哥哥和两个姐姐，哥哥七岁，最小的姐姐才两岁。老的老，小的小，母亲提心吊胆，不知所措。就在这时，父亲的好友、大书法家马公愚先生来到家中，诚邀我全家随同他家一起到枫林避乱。母亲虽不好意思，可患难之时得到帮助，还是喜出望外。次日一早，便坐上马家租的一只舴艋船一同出发了。
    2007年我去了一次温州，听温州大学的黄教授说，母亲当时是用扁担一头挑着最小的孩子，一头挑着父亲的书籍，领着我祖母和稍大点的兄姐上了船的；母亲知道，父亲嗜书如命，丢了什么也不能丢了书。摇摇晃晃几乎坐了一天，船才到了枫林，马家此地有门亲戚，很快安顿我们住了下来。这次居然找到了当年住过的房院。那房屋总有百年历史了，老旧了，却仍不失古屋的遗韵。我那时虽尚未出生，但今日得见仍不胜感慨：我的父母当年还是很苦的，为了生活，远离家乡来到异地，还要躲避战乱，实在不易呀！
    据说，我家在枫林住的时间不长；时局稍平，母亲就要回温州城里，公愚先生劝她等时局大定时再走，她不同意（我现在想，她大概是怕父亲回温州找不到她和孩子们）。公愚先生只好让一位佣人送他们先回温州，并借十元大洋给母亲备用。有难得到帮助，父亲非常感激，曾在给马公愚先生信中这样写道：“先生于荒乱之际，肯兼顾舍间老幼，为之擘画，不遗余力，真为今日不可多得之友情！大德不敢言谢，谨当永志弗谖耳！”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把父亲和马家的交往略加细说。父亲性格谦和平易，和浙江十中的同事相处都很好，其中情谊最深、交往最密的就是马孟容、马公愚昆仲二人。更巧的是当时两家居住只相隔百步之遥，往来更方便至极。马氏昆仲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中挂有名人字画，院中摆满各种花草，父亲一有空闲便到马家欣赏花草，揣摩字画，有时还带着母亲和哥哥姐姐去玩。马氏昆仲也是温州有名的书画大家族，父亲和他们有对艺术的共同爱好，也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们互相切磋，互相赞赏，成为最好的挚友。父亲的《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就是与马家友谊的结晶。父亲在去宁波前，想和孟容先生要幅画作纪念，孟容先生不仅答应了，而且说要画得两家都满意才行。一天，父亲到马家，正碰上孟容先生在作画，站在旁边的公愚先生轻轻对父亲说：“大哥这幅画就是特意为你画的，他说你喜欢海棠，喜欢月夜。”父亲静静地站在一旁端详着：只见两只八哥似睡非睡地栖息着，那朦胧的冷月高悬空中，一丛海棠在月光下泛着崇光……整幅画面布局合理，设色和谐，父亲赞叹不已。画毕，孟容先生题名盖章，郑重地送给父亲。几天后，父亲又来到马家对孟容先生说：我把你的画整整看了两天，越看越觉得可爱，很想走进画中去；晚上又仔细品味画中的意境……说着，把他写好的文章送给孟容先生，客气地说：“以文换画，自是文雅之事，只是你的画是传神妙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写的仅得其万一，贻笑大方了。”这就是《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来历”，也是《温州的踪迹》中的开篇之作。可惜世事沧桑，这幅画未能保存下来。父亲的《绿》，也是由公愚先生陪伴他第二次到仙岩梅雨潭游赏后写成的。足见他们友谊之深厚、之真挚！
    马家还是温州的望族，父亲举家来到异地温州，人地生疏，因此在生活上也得到马家不少照拂，枫林避难足以明之。
    (注：朱闰生，即当年朱自清名文《荷塘月色》中的闰儿)

 

    马公愚墨迹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