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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关“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因言:“国史补称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阁而 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问:“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陈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峋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 其诗直有做不著处便倒塌了底。”(《语类)卷140)应该说，其中对每个作家的评论都极其精到，但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杜甫和陶渊明的否定是因为其诗“巧”，其人“带气负性”，唯有韦诗 “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是“自然”，而这种“自然”的本质就是“气象近道”，这才是朱熹“意常爱之”的根本原因。 苏轼的“自然”风格美学是将“自然”看作文艺的本质属性，其精神内核是天才洋滋、随意所至、真率无拘、自得天成的开放的创作个性，从而开启了后世以人的自然性情为本的文艺自 然论。朱熹的“自然”则是一种』b灵的收摄状态，将他选择好的某些社会道德上升到“天理自然”的本体高度，并要求文艺作品以摒弃天才，反对个性，去除“人欲”的方式来“自然”地表 现“天理自然”。二人的“自然”风格论在表面上是十分相似的，但其深层在天理本体和情感本体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其对艺术的指导和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截然相反的。 朱熹也重“平淡”，但与苏轼的“平淡”不同。我们在上一节中说过，苏轼是用艺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将平淡的形式与不平淡的内容统一起来，“即在质朴之中蕴有无限的华采，在凝炼 之中组有深厚的韵味，在简古之中蕴有细腻浓丽的情感，在枯搞的外表下蕴涵着丰润与华美”，“绚烂之极”才是“平淡”的实质。苏轼的这种“平淡”观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契合。 苏轼将本体论归人心性论，再将心性论本体化，其间儒家和佛家的心性也转化为情感，形成了一种心性(情感)本体论，即所谓的情本论，“平淡”对应本体，而“绚烂”对应心性(情感)，苏 轼的“平淡”论由此确立了白己的哲学品格。朱熹的则是对天理本体的体味，他说: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已劳攘了。(《语类》卷31) 妹云:“以‘畏’训‘敬’，平淡中有滋味。”曰:“然。”(《语类》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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