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中国(谈何伟《甲骨文》)2011-06-17 21:59:59 2007年发表的谈《甲骨文》的旧文。这篇文字算不上深入,但对那些以为我不怎么欣赏何伟的人来说,它可以证明点什么。 透明的中国 乔纳森 2007年5月21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有一篇题为《走长城》(Walking the Wall)的文章,作者讲自己跟随自发的长城研究者在北京周边的荒僻古长城勘踏。文章不算特别长,统共有八页,在第八页上,作者说那是活动发起者石彬伦(David Spindler)第三百四十次走长城,作者也参加了,没成想从高处跌落,左膝受伤。“下山时,只要能倚着石彬伦我就倚着他。整整走了三个小时,我清清楚楚记得每一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去医院照了X光。医生跟我说,我的膝盖骨裂了。我拄拐拄了一个半月。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走上长城。” 我不知道普通的美国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些偶尔翻翻英文杂志的中国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我只知道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在替这位摔裂了膝盖骨的美国记者担心,我希望他的左腿已经没事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美国人已不是一个与我的世界全然无涉的人了,虽然我只是他在这个星球上几万个、几十万个读者中的一个,但我毕竟读了他写的《甲骨文》(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2006年美国第一版,2007年5月台湾出版繁体字译本),从那时起,这个美国人就与我有关了。 现实?超现实 Peter Hessler,中文名叫何伟,他刚到北京时,给《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当剪报员,每月只领500美元的薪水,可能比许多中国人的工资都低。他只能租廉价的公寓,没事了就到街上逛,他说他以前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是像这间公寓这样“被没发生在这儿的一切所准确定义着”——“我没在厨房做过一顿饭,我没有一个晚上在看电视,我没把任何一个北京的朋友请到家里来过。我没买过一件家具,也没在墙上挂过任何漂亮的东西。我没收到过任何邮件——事实上我连确切的地址都不知道”。作为旅行作家,作为机动记者,何伟经常出门,一去两个礼拜是常事。他的北京印象就是“我总是回到一个已经改变了的城市。……出去一个月,回来就觉得自己成了《睡谷传奇》里的瑞普?凡?温克尔了”——一觉醒来,换了人间。 在雅宝路周围闲荡的时候,何伟偶然认识了“京漂”Polat,这个新疆人成了贯穿《甲骨文》一书的重要角色,他后来居然从中国的首都“漂”到了美国的首都,这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传奇。然而,整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这样一个场景:寒冷的冬日下午,Polat跟何伟,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两个人站在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前讲着汉语,身上穿着一模一样的从雅宝路买来的假货——仿冒Caterpillar牌的粗斜纹棉布T恤。这是现实,也是超现实。 身为记者,记录现实,那是本分;捕捉到超现实,那就是福分。可是,在《甲骨文》里,这样的超现实瞬间有许多,我猜每个写作者都会不无妒意地想:偏心的上帝未免太眷顾这个家伙了吧……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其实很简单:天道酬勤而已。你以为那些故事、那些细节都是自个儿钻到书里来的?当然不是。应该说,何伟属于那种最勤奋的写作者,只不过他不是勤于写作,而是勤于生活,勤于接触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们。当生活变得如此丰盈满溢的时候,写作似乎也变得跟剪报一样轻松了。 勤奋地生活 然而,勤奋地生活本身,可一点都不轻松。膝盖骨摔裂了倒在其次,何伟说,他每个学期给以前在四川涪陵教过的学生写一百封信。对我这样一个疏懒的人来说,半年里写一百封信,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地是,他给这些学生写信,跟给专家学者、采访对象写信不一样,他从这些孩子身上能得到多少写作的素材呢?假若单从功利的角度考虑,他这一百封信可说是徒劳无功的。 老实说,何伟这个人之所以让人感到十分亲近,恰恰就因为他这些徒劳无功的举动。也许他最终会把他的某些经历、他认识的某些人写进报道里、写到书中去,但在他经历这些事、结识这些人时,他没有抱着功利的念头,他也不会用完就丢。对普通人来说,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记者来讲,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何伟笔下也出现过名头大一点的人物,但他们都只是匆匆而过的面影,真正令你难忘的却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在过度的梦想与过度的沮丧中载沉载浮的人们。 即便如此,何伟仍会感到良心不安。他觉得他把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写给另一个文化世界里的人看,这是不公平的。当他开始为《纽约客》写稿后,他每年只需交上两三篇,稿费就够他在中国过一年的了,他说:“《纽约客》上印出的每个字,都值两美元以上,够在北京吃顿中饭的;写上一个长句子,我就可以吃一周。这就是在外国生活的自由撰稿人搞的勾当:把接触到的人和地方浓缩成文字,然后拿文字换钱。”曾出现在他笔下的深圳女孩也说过:“我一直很喜欢跟你聊,你知道我的全部……但每次你一回北京,我就有被掏空了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却什么都没从你那里得到。” 何伟无疑是一个极其敏锐的观察者。在面对他时,你完全有理由相信,你的一切都被看穿了,可从他那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我们平日里希望记者们能够达到的高标准不就是这个吗?可若换成是采访对象,我们谁又希望被人一眼看穿呢? 对何伟来说,中国是透明的。他的中文听力很好,他能听懂你说的每一句话,能听出弦外之音,能听出你没有讲出来的话。不管是丑陋的,还是颟顸的,不管是脆弱的,还是冷漠的,我们没什么能瞒得住他。有时,你甚至会觉得,他不是中文听力好,他只是把中国的一切都看穿了而已。他是可畏的友人。 难堪的真实 真实常常是令人难堪的,反过来说,令人难堪的也常常让我们觉得那是真实的。赵老刚刚在《甲骨文》中现身时,是一个保护私产、保卫四合院文化的斗士;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赵萝蕤的弟弟、陈梦家的内弟,何伟问他知不知道陈梦家生前曾被传跟一个女的有不正当关系,“‘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中没有任何反应。我换了话题,僵局打破了。……我知道故事本身还有门道,但我也知道从赵老这里再也听不到什么了。尽管我与他谈过那么多次,他性格中始终有某些部分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目睹过可怕事情的人们。他们的记忆藏在硬壳下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硬。”这时,我们对赵老是什么样的人有了新了认识。可是一直要读到第433页,我们才从陈梦家的弟弟口中得知,陈梦家收藏的明代古家具精品原本立了遗嘱要捐献给国家的,但赵萝蕤生前反悔了,她死后,这些古家具高价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得到钱的正是赵老。陈梦家的弟弟直白地说:“他就是贪心。”今天,赵老夫妇应该还住在北京的某幢高级公寓里,可能每个礼拜还是要打三次网球,然而我们无法知道何伟采访到的这些、何伟感觉到的这些是否是真的。我想,被写进书里,尤其是被写进外国人的书里的中国人,永远会觉得不公平。在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永远没有平等。我们只能尝试着去理解这一切,而我们最终所能理解的也许只是“人生实难,大道多歧”这几个字而已。 按理说,在我这样有学术兴趣的读者眼中,《甲骨文》的吸引力应该来自那些与甲骨文直接相关的段落,来自安阳的考古发掘现场,来自学者陈梦家、李学勤、石彰如,来自汉学家吉德炜、梅维恒、高岛谦一……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吸引我的是Polat、是取了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样名字的中国英语教师(克林顿堂而皇之的名字是威廉?杰弗逊?克林顿)、是南京明孝陵的景点售票员、是在雅宝路附近小馆子里吃饭的阿塞拜疆人……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何伟自己,他走到哪儿,他接触了哪些人,那个地方、那些人才变得真正有趣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记者了,他是一个作家。他就是故事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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