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战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壶公评论 2013-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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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壶公评论再发于2013-4-4于麒麟山麓

一、奥巴马上台了，乌云笼罩世界

前言：

笔者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充满期待，在读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时候，笔者相信美国的政治将有转向服务于社会大众的一天。奥巴马个人的经历及其所显示的、现在可以读到的信念无疑提供了这种期待的现实性。

但是笔者却提出相反的预感，其中原因有二：

其一、鲜花之下要防毒蛇。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失败的原因常常是自己思想上的混乱和一相情愿；

其二、笔者了解西方文化的特性，了解美国式民主的特性，奥巴马是美国人的总统，不是世界的总统，他只能服务于他的选民，于是他的选择也就十分有限了。他的信念越是坚定，走向极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奥巴马所能体现的行为，常常就是他的信念的反面。

正文：

2009年1月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即将上台了，美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犹如天际沉重的乌云。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奥巴马引领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现代一些南美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中国人的奢望。

这个期待当然不是虚设的，因为青年时代的奥巴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者格拉瓦的崇拜者。人们当然注意到奥巴马的演说。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我们民族的荣耀“不在于我们的摩天大楼有多高，也不在于我们的军备实力有多强，更不在于我们经济的规模有多大。我们的自豪感建筑在一个相当简单的前提上，两百多年前它就在一个宣言中被这样概括：‘我们坚持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众生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它们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我们能在深夜给孩子掖好被子时确信他们衣食无忧且远离伤害。

“我们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毋庸担心突然被政府找上门来。

“我们能生发一个想法后就去开创自己的生意，而无须行贿或雇佣某人的子女。

“我们能参与政治过程而不必担心被惩罚，并且，至少多数时候，我们的选票是有用的。”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要为我遇到的一个失了业、克制住不流泪的父亲做更多的努力，他在担心没有他可以依赖的医疗保险他如何负担儿子每个月所需的4500美金的医药费。

要为东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年轻女孩和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人做更多的努力，——她有成绩、有动力和意愿，却没有钱去读大学。”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我是我的兄弟的守护人，我是我的姐妹的守护人。它保证了我们追寻个体的梦想，却仍旧聚合为一个美利坚家庭。“E plubribus Unum”，独立来自团结，单一来自集体。”

对于我们，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语言，我们当然也明白了奥巴马的人权观，以及他的政治哲学观的彻底性。但是，我们也因此很容易记起希特勒的演讲――同样的感人而鼓舞人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企图在一个如此艰涩的时期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它的煽动性远远高于现实性。于是，它把所有的人引向船的一侧，这些言论的结果又能是什么？

美国的现实是什么？是金融危机，是因此引发的经济衰退，是美国的衰落――罗马帝国的衰落也是从一场金融危机开始的。

大自然赋于万物内涵平衡规律――包括人类社会自身。中国人认识这种平衡，描述为八卦黑白双鱼的交界线，社会如同万物存在的规律就体现于阴阳交界上波动。无论偏离多远，都将回归平衡点；无论在平衡点上沉寂多久，都将背离而波动。

中国在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页的沉沦是现代中国崛起的原因，这是从黑暗向光明的回归；

美国从18世纪的崛起，在20世纪下半页达到了国势的颠峰，现代美国的衰落则是从辉煌向淡泊的回归。

更为本质性的是，人类社会正在结束基督文化的辉煌，殖民主义及其逐渐衰退的痕迹都将被清除。因为东方文明如同初升起的朝阳，正在照亮全球――人类将拥有一个更合理的世界。

这种趋向平衡的规律是无法抗拒的。美国以热气球的方式上升，现在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墜，这种趋势也许可以缓和，但是绝对无法阻挡。

在平衡的认识之上，中国人还明白了转化――黑与白的转化――即质变。从罗尔斯的《正义论》看，美国具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也就是放弃“华盛顿模式”，认同“北京模式”。这也是讨论很久的事情了，关键的是奥巴马是否有实践的能力。

笔者一直瞩望中、美、日、澳合作的太平洋经济圏的出现，以取代正在没落的大西洋经济圈，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期待。

期待与危机是共存的，如同黑白双鱼。

第二种可能：

四十七岁的奥巴马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年轻的，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的第一位黑人。奥巴马，名符其实的黑马。

美国黑人的基本观表现为杰克森的黑人民权运动最核心的思想：

1.美国欠我们黑人的，因为她曾经把我们当作奴隶；

2.美国必须给我们更多的赔偿。

从奥巴马的出身以及他的生命痕迹看，他是否在根本上摆脱杰克森的思想框架，估计不容易。如果他以这样的述求付诸政治实践，无作为的奥巴马将很快地下台。一个年青的黑人能够做什么本来就比较明白，又能希望奇迹的发生呢？

对奥巴马的选择，是美国社会对危机的反应，与美国以往的总统选举有所不同。而与德国选择希特勒有相似之处。

人们应该注意到，与奥巴马当选的同时，是美国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奥巴马具有超越以往许多总统的权力－－绝对与偏激的权力。这一切都具有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移的特征。

这种转移，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遏制，是美国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

第三种可能：

进入希特勒路线，即以强硬手段甚至战争解决美国的危机。这种方法一再为世界历史所证实，这一次是否能够幸免？

以法国人萨科齐和德国人默克尔，甚至包括英国人布朗的紧张奔忙看，人们心中存有巨大的忧虑。

事实上，美国是无法利用经济手段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是美国的哲学――自由主义的主张所决定。理论越是彻底，当它需要转变的时候，引起的振荡将越是具有破坏性，这是美国人的宿命，难以逾越的困境。

美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度过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其关键的方法是矛盾的转移。事实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彻底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而这一场战争的牺牲者是德国，更主要的是西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再也无法恢复其霸权地位。

为了逃避危机，每一个国家都竭尽全力，例如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选择了极端主义的法西斯。对于法西斯的选择是德国的社会行为，并非希特勒的个人行为，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社会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投身于法西斯主义的事实得到证明。

法西斯的第一个转移危机矛盾的方法是剥夺犹太人，当这个方法并没有最终奏效的时候，希特勒又将矛头指向苏联。

必须注意到希特勒在转移经济危机过程的成功之处。例如，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初，德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人，加上400万临时工及其家属，全国几乎有一半人在贫困、饥饿、死亡线边缘挣扎。希特勒通过大兴急需劳动力的土木建筑工程和国防工程，重建庞大的军队和实行劳动义务制度，奖励妇女离职专营家务，迫害、打击异己，并对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等实行关押、流放或免除公职等有关措施，到1937年3年多的时间内，德国大体上消除了失业。同一时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

但是，德国的哲学本身过于透彻，而不能如同中国哲学中倡导中庸――适可而止，这就决定了希特勒不断地扩大战争规模，最后因为竭尽全力而失败，反而成为其它国家转移危机的出口。

那么，这一次美国的危机将从什么地方决口？

事实上，当奥巴马上台，美国的纳粹要素已经具备。世界上多数重要国家逐渐向中国靠拢，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面对更大危机的恐慌。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从3－14到现在不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的外交发生许多的转折。可喜之处掩盖着可悲。

美国人为维持自己之前的地位，必须找钱。可以判断，美国人不会傻到到中国来找倒霉，也不会傻到俄罗斯去碰壁。而中东富油国，对西欧的挑衅，在非洲与中国和西欧的争斗等等，都将白热化。而首要在中东富油国。

中国，严守你的阵地，保持你的冷静，积蓄你的实力。对于战争，万万不可松懈！

二、战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壶公评论写于09－03

在奥巴马上台之初，“壶公评论”有一篇文章《奥巴马上台，乌云满天》。对于未来人类走向共和，“壶公评论”充满期盼，但是同样认识到，和平决不是祈求可得，中国必须永远立足于不断强大的军备，国不可无防，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有三大内在的矛盾无法解决：

其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隔阂，表现为对民主与人权的理解，表现为价值观的认同，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异。

有学生问：“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朱子这样说到：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

朱子说得明白，如何待人，并不因为人情之厚薄輕重，而在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

西方的价值观是什么？从近些西方列强在台湾、西藏，甚至奥运会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们当然能够看到西方的“民主与人权”价值观是极度虚伪的。

“壶公评论”研究西方历史与西方理论，深刻认识到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就是战争与掠夺。罗马政权之所以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基督的神象为罗马皇帝指明了战争胜利的路径。但是即使如此，后世的西方政客们仍然认为是基督教的“仁慈”毁灭了罗马帝国。

历史证明，在基督的旗帜下，讨伐异教徒的战争贯穿整个西方历史。

现代的中国人一般认为是鸦片战争开始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西方在基督的指引下，早在16世纪就在窥视中国。当其时，面临西方社会混乱的西班牙国王就曾经企图发动对中国的占领，只是因为当其时的中国是在明朝还是强盛的中期，也在于到达中国的传教们述说了中国的强大。

由于价值观的狭隘导致了其人心狹小，其待人接物有所別異，希望西方人容忍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件极不现实的事情。

其二，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对立：

现代所谓国际秩序就是近三百年来由西方列强建立起来的殖民主义秩序。虽然殖民主义的形态有种种演变，例如从土地占领变化为对能源与市场的占领，直至现代出现的影响力的主导作用。事实上现代世界这三种形态是同时存在的：

第一种形态如法国对非洲土地的占领――典型地表现为在苏丹、津巴布韦问题上出现的冲突；

第二种形态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及以巴冲突等等；

第三种形态如“华盛顿共识”对拉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造成的灾难性的经济崩溃而实现了西方列强的经济优势。

曾经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不管中国是否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及第三世界的意识，必然决定中国与殖民主义的对抗，自然而然成为世界秩序的破坏者和新秩序的建设者。西欧诸国对中国表现出的切齿之恨，正是因为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非洲挖了殖民主义者的祖坟。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几句和平崛起可以消解的，中国的掩耳盗铃之术太虚伪，西方的反映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其三、世界能源与市场的角逐：

能源与市场的角逐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题。现代是否能够回避这个主题？虽然是我们有所希望，但是绝对不是我们所能够左右的。

现在中国，趁世界发生金融危机，在能源市场大显身手，这是一个机会，却也隐藏着深重的危机。

我们必须回答，西方是否屈服于金钱的威力？

经济演变为政治，政治演变为战争，这是西方的逻辑。我们现在是否有能力改变这个逻辑？

从来是以战争获得的东西，能够在市场中实现的吗？

综合上面的讨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国人在这方面研究得太少了。

我们注意到西方的理论家们，包括黑格尔在内，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认为战争是合理的，是社会泡沫的清洁剂，因此德国法西斯主义得到许多大哲学家的论证和支持；

同样的，一些以文化视角观察世界的学者，如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此却在不断的研究中对西方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文化持否定态度，并且认同中国文化；

现代如发表“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与其说是他对中国的模式有所认识，不如说是他对西方模式感到厌倦。

无论赞成也罢，反对也罢，西方文化主导的现实客观存在，并且按照其规律，发生不以人们的客观意志为转移的转变。俗曰，爬得多高跌得多惨。美国过去百年的辉煌是到了结算的时候，现在美国发生的危机仅仅只是一个征兆性的危机，一个金元帝国的崩溃，它的可怕性在于即将有连续的失败而一败涂地。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国在上世纪的危机，出现于1928年前后，总崩溃则在4－5年后的1933年。

而与美国相关的国家，其受伤的程度更加惊人，胜于大地震，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再一次因为西方模式产生的世界危机出现了，证明战争不可能发生的理论都是假设，说明战争危在旦夕的说法却有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俄格战争过去了，是以巴战争；印巴危机过去了，是发生在中国周边的种种乱象。战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不能不说，中国周边是世界大战爆发最为可能的地方，因为中国正在表现其成功，因为中国正在企图为将来积蓄力量，因为中国很可能主裁世界。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出现了秦桧和阮大铖之流，对于现代中国有极大的危害，潜伏下极大的危机。

如何面对危机，再录一节朱子论“力行”而释之：

朱子说：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朱子说：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朱子驳斥呂舍人之詩：“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因此称赞曾子：

“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