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瞬间被火山岩浆吞没的庞贝古城比较起来，古泗州城被水灾吞没，并被泥沙掩埋，免于受到风化和人为破坏，其完整程度可能远超庞贝古城。
自19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断断续续对之进行了近20年的田野调查，到2012年下半年，古城发掘有了至关重要的进展。
没入了水底的繁盛
泗州城似乎是一座为上天眷顾的幸运之城。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民工百余万人修建大运河，其中通济渠汴河段，正好穿过新建25年的泗州城。大运河开通后，泗州就成了黄淮漕运中心、汴渠与淮河交接口的一座内河交通枢纽，泗州由此繁盛。
唐代汴河段漕运量，年平均为三四百万石，最高年运量六百万石，到北宋更是达到年平均六百万石，于是泗州城“官舻客扁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当时城中有居民9000余户、36000余人。
2012年古城遗址出土的物品相当丰富，有青花瓷，有直径3米、一人深但不知用途的大铁锅，有打仗用的石雷、铁蒺藜，甚至有帝王规格的龙纹瓦当……“这足以印证，当初受大运河和淮河润泽的古泗州，是古代交通中转要地和战略据点。”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所长林留根说。
泗州又是一座“山水朝拱、风气凝萃”的绝美古城，它“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岗垄盘结……人杰地灵，物流繁茂，实乃形胜之区”。苏东坡赞其“澹娟娟、玉宇清闲。望长桥上，灯火乱”。
1385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来到了这里。在泗州城北门外十三里处的杨家墩，修了规模宏大的“明三祖陵寝”，墓前石雕之精美，甚至胜过南京明孝陵。由此，古泗州城在空前发达的商业和交通之外，又有了陪都之地位、行宫之辉煌，成为明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去年年初以来，考古学家陆续找到了古泗州城墙、门楼、月城、月门，还有城内的机关、学校，普光王寺、福庆寺、关帝庙、灵瑞塔、光春亭等建筑物，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但这些已经重见天日的部分，对古泗州城而言，仍然只是初揭面纱。
《凤阳府志》记载：古泗州城呈椭圆形，长1.9公里，宽1公里，面积约2.5平方公里，共5个城门，每个城门外都有扇形的瓮城。这与考古学家们的推断是相符的：整座古城范围大约2.86平方公里，总面积将近400万平方米。
而如今古泗州城已发掘面积，不过是全城的1/10。另有1/6面积没入了紧挨着发掘现场的淮河茫茫大水之中。即便是在陆地下的部分，最深处也有6米多，“被层层泥沙盖住”。
盛极一时的古泗州城，是在1680年被大水淹没的。这年冬十月，暴雨导致“淮、黄并涨，有滔天之势”，连下70多天后，终于酿成了毁灭性的大水：“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
大水先是冲开了泗州城外东北角的石堤，决口70余丈。接着，西北角城墙忽然崩塌，“开口数十丈”，大水冲入了城中。从此，泗州城连同城郊的明祖陵一道没入了水底，只剩城中的两座塔顶还露在水面上。
2012年2月，古城城门内出土了一个半人高、几十斤重的抱鼓石，它原本应该在城门外，但却出现在城门内，移动了足足2米，考古学家们说，从这件重物的大距离位移，足可见1680年这场大洪水来势之急。
大水没城后，当时的知州莫之翰欲哭无泪。他搭棚驻守在还未没顶的防洪堤上，现场设点赈济灾民。后又在泗州城外筑新堤两道，以保护防洪堤上的州署和棚户居民。
他和他的后任始终盼着朝廷能有个办法，让沉没于水下的城池再浮上水面，回到他们手上。
早已存在的隐忧
事实上，被上天眷顾的古泗州城，同时也是一座先天不足的城市。古城的水患隐忧，自建城起便存在了。
由于地势低洼，在唐代建城不久，泗州就曾遭遇水灾。贞元八年（792年），泗州全城遭水淹，令泗州市镇遭到彻底破坏，恢复和重建耗去一年多时间。
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四月，淮水再次暴涨入城，坏居民五百余家。为防洪，北宋时的泗州地方政府开始筑城：1036年筑城外防洪堤“九千二百尺”，“用人力八万五千名，用米一千三百石”。此后泗州城安然近百年，直到1128年。
这年，朝廷任命的东京留守杜充，面对汹汹而来的金戈铁骑，想到了“水淹三军”：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挖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水从滑州李固渡喷涌而出——但没有滔滔北去、阻止金兵步伐，反而一改故道，掉头向南抢夺淮河水道，由江苏进入了黄海。历时728年的“黄河夺淮”灾难史，便由此开始。
这同样也是泗州城的噩梦。在往后的岁月中，黄河上百次大小夺淮，黄河黄沙不断侵入与洪泽湖相连的京杭大运河，造成京杭大运河河床抬高，不断淤塞，给泗州城带来常年不断的水患。
明初，泗州城再次增筑：内外两城合一，并在城外筑防洪堤。此举虽能防御一般洪水，但遇到黄淮水同涨、洪泽湖水位提高，依然必成泽国。从1578年到1680年间，泗州城遭水灾淹城事件达29次，平均3.5年一次。
无济于事的增筑悬湖于顶
如今已然重见天日的古城墙，也证实了文献中古泗州人一次次为抵抗水患而进行的城垣增筑：城墙和城内主体建筑，大多采用大块条石奠基，上部为明代大砖，用糯米汁和石灰混合浇注，因而坚固耐久。
泗州城门采取的是在城墙外修筑月城的方法，月牙形的月城如半个环形扣在城门外。月城东西最大径118米。为了防洪，城门外共有六道月城、月门，每门外一座，南门外两座，宛如双闸门套闸。
此外，泗州城内有内城河，城外有外城河，“环城皆濠，濠外有堤，濠水相通”。河外又有防洪堤——原为宋代土堤，明万历四、五年间经巡按御史邵陛主持增筑到周长2845丈，阔5尺，高9尺。这就是古泗州城的防洪利器“邵公堤”。
对当时的北方朝廷来说，黄河夺淮、大运河水位抬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江南的税赋、盐粮、贡品等不能及时抵达北京，这会伤及国家经济命脉。
正因此，明万历年间的“河漕总理”潘季驯，设想在与淮河相接的洪泽湖东岸筑起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冲刷黄河带给大运河的泥沙，这样便可达到“济运”——保证朝廷经济大动脉大运河畅通无阻。
然而，这样却无法保证洪泽湖西岸的泗州城不被淹没。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保证江南税赋、粮盐进京，压倒了一切，泗州城的悲剧由此注定。
明万历八年（1579年），泗州籍进士常三省愤然上陈《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指责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导致泗州“湖田尽在水中，百姓逃散四方，没有出路，无家可归，卖儿卖女，生死莫保”。
此言一出，朝野震惊。其实，作为资深水利专家的潘季驯，何尝不明此理？他亦断然不愿见泗州有事。得名于南北朝北周时期的泗州城，800年来的繁华很可能就此终结，何况本朝祖陵也在附近：他的这个治河方略，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潘季驯特意来到泗州城实地查看，看到宏大高峻的城墙及完善的防洪设施后，又要求在堤上再加高石工2尺。这才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头。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泗州城的覆没命运，其实已成定局。
常三省上书13年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泗州大水，城中水深三尺，患及祖陵”。“最高水位与明祖陵下马牌地面相同。五月退，六月复入，民多流亡。”
明清易代后，因为没有“祖陵”之忧，泗州城在清廷眼中的地位远不如明朝政府。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出任河督，继续按潘季驯的方略“蓄清刷黄”，不断提高洪泽湖水位。最终，洪泽湖底高于了地面，其正常水位则高过泗州城，成了一个挂在泗州城头顶上、随时可能倾泻下来的悬湖。
4年之后，大水吞没了泗州城。
考古定位泗州城
莫之翰和他的后任们守了97年，而泗州城终究再也没有重见天日。此后300多年间，黄河不断涌来的泥沙，最终将泗州城掩埋得不见了踪迹。
到当代，人们甚至不能确切指出古泗州城的位置，只是在洪泽湖水位下降、露出那城中的两座塔尖时，才有故老会说，“古城可能就在那里”。
然而它并未被遗忘。1963年大旱期间，明祖陵的石人石马竟出现在河滩上，还有人看见了古城中一些台阶；1976年开始建设盱眙淮河大桥时，钻探中又发现一些“古里古气”的碎砖片瓦，还有木料、碎骨、烂木……
1982年，一件国宝级文物石破天惊露出地面：一件精美铜壶中36块金币光芒四射，一只重达19斤的纯金金兽卧于壶口上。随后，对古泗州城遗址的考证正式列入了考古研究课题。
从古籍入手，结合田野调查发现，考古人员认为淮河镇的城根村，小溪村和沿河村一带，就是古泗州城的所在。
考古学家们估算，古泗州城长约2.05公里，宽约1.2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偏北走向，汴河横穿城中，将城分为东西两城，但一条古道又穿针引线连接两城，城貌好似“一挑担上两只仙桃”。
2011年，考古队第一次到达遗址时，“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一切都埋在地下”。不过，到2012年2月，考古人员已在古城西南角发掘了2000平方米：2处房址、3条道路，还有瓦当、滴水、屋脊上的吻兽等建筑构件。
更重要的发现，是灵瑞塔和普照王寺。
2012年9月间，当一片不太规则的“凸”字形台基在地下5米深处露出真容时，考古队员朱晓汀的第一反应是，“很可能已经找到古泗州城地标”。果然，在台基西南方，考古队员们又发掘出了一块“泗州普照王寺灵瑞塔之碑”——灵瑞塔，也即僧伽塔，正是当年古泗州城最有名的建筑。
残存的台基，连同3座出土石香炉铭文中的捐者姓名、籍贯，令考古人员确定了那就是普照王寺——唐代中国的五大名刹之一。这是唐中宗年间，被认为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国师僧伽和尚入城后修建的，其中的僧伽塔“高三百尺（100米），巍峨壮观”。
而古泗州城的所在位置，也由此确定无疑。
摘自《看天下》2013年第6期 作者：毛剑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