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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吴文化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廉政资源，挖掘、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道中清权”的虞仲
吴中传统文化的开端，就已包含着廉政的因素。常熟的尚湖，因传说姜太公吕尚垂钓于此而得名。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尝事纣。纣无道，去之。”《孟子》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唐宋古籍有太公避纣，隐居虞山石室之说。吕尚本在商朝为官，纣王暴虐荒淫，吕尚不愿同流合污，挂冠离去，避地海虞，这无疑是洁身自好的举措。
吕尚之事尚待考证，而虞仲之事则比较确凿。商末周族首领古公为亶父 (周太王)生三子，长曰泰伯，次曰仲雍，幼曰季历，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贤圣，太王欲传位季历以及姬昌，泰伯、仲雍知其父有立昌之意，便以采药为名，让国南奔，来到古吴之地。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华夏文明，与当地群众一起艰苦创业，促进了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仲雍去世后，葬在常熟虞山东麓。虞山至今有仲雍墓。
孔子对泰伯、虞仲的让国之举大为赞赏。《论语·泰伯》篇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之德，也可以有天下，故称之为“让天下”；周经季历、文王、武王三人相传而终得天下，此皆泰伯所让，故谓之“三让”。《论语·微子》篇载，子谓虞仲“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放言，是弃言的意思，即放弃言谈，不论世事，默默无闻，与让国退隐一致；中zhòng，符合的意思；权，权宜、权通的意思。虞仲为让国于季历，南奔荆蛮，又断发纹身，表示不再回故国为政，其不慕君主之位，淡泊名利之得，隐居独善，持身高洁，行为合乎道之清。泰伯、仲雍来到古吴之地，得到土著居民的尊敬与爱戴，泰伯被拥立为吴君，泰伯死，无子，虞仲继兄为吴君，此可知其隐居自废，不是真的遗世超尘，乃不与兄长竞争，又一次谦让，这是权宜之道。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诸侯之间，攻伐征战，兵连祸结，各国内部，轼君篡位，屡见不鲜，皆为争权夺利而起。而泰伯、仲雍能“以天下让”，孔子对他俩的赞赏，是扬古人之清以激当世之浊，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常熟的虞仲墓坊，建于清代，石坊柱上镑刻楹联，其一为“道中清权垂百世行侔夷惠表千秋”。夷即夷逸，惠即柳下惠，都是古代贤士，在《论语·微子》篇中与虞仲相提并论。这副对联的出处就是《论语》，隐括了孔子对虞仲的高度评价。
“行不由径”的言偃
言偃（前506年——前443年）字子游，常熟人，孔子晚年的重要学生。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二，言偃是七十二贤人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论语》“先进”篇载：孔子授徒，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科，有优秀毕业生十名，所谓“十哲”，言偃是十哲之九。
《论语》一书，言偃凡八见。其一为：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言偃学成之后在鲁国任武城宰，孔子前去“视察”，问他有没有发现人才，言偃推举了澹台（复姓）灭明，理由是，此人行路不走小道，不是公事不找领导。对比热衷于歪门邪道、阿谀奉承之辈，澹台灭明的品质心地可知。
“行不由径”是一种人格的标示，不投机取巧，不急功近利，不营私舞弊，堂堂正正，踏踏实实。它是澹台灭明的优点，是言偃提出的人才标准，也是言偃的“夫子自道”。
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便微笑着对言偃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么一个小地方，用得着广泛推行礼乐之教吗？言偃回答：“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做官的学于道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于道就容易役使，如此则政通人和，百事易成。孔子充分肯定言偃之所为，并解释“牛刀割鸡”云云只是开个玩笑。《论语》的这则记载，反映了言偃治小邑以大道，而对老师所说并不一概唯唯诺诺，是亦可谓“行不由径”了。
言偃在武城，推行文教礼乐之治，推举公道正派之人，其为政应该说是清正的。
《论语》还有一则记载，言偃见子夏以洒扫、应对、进退等礼仪细节教学生,恐其忽于大道，就批评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如果不掌握道德学问的根本，那怎么行呢？”可知言偃的重本贵德是一贯的。
《礼记·礼运》篇记录了孔子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是谓“小康”。我们今天仍借用“大同”、“小康”两个词汇，赋予全新的内涵，分别指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的理想境界。孔子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是对身边一个学生说的，这个学生就是言偃。
周贞定王二十三年（前446年），61岁的言偃离开鲁国，回到虞山故土，继续传道讲学，“吴中弟子从之游者以千计”（《言氏家谱》）。言偃以礼乐教育、道德文章润泽故乡人文山水，为常熟文化、吴中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64岁那年，言子去世，葬在虞山东麓，其墓至今犹存。
“廉石”相传的陆氏
陆绩的故事，苏州人家喻户晓，不赘述。他的那块廉石，现存苏州文庙碑刻博物馆内，成为廉洁文化的象征。
无独有偶，与陆绩差不多同时同地，吴郡另一陆氏弟子陆胤，也以贤能廉平著称江南。陆胤字敬宗，孙权赤乌十一年（248）被任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率众征讨交州各地的叛乱。陆胤以“攻心”为上，宣喻朝廷恩信，禁止烧杀淫掠，招纳部落首领，安抚少数民族，很快平定骚乱，恢复生产，开发经济，保障了东吴南疆的安宁。陆胤组织军士就地屯田，安排群众从事农耕，领导人民凿井蓄水，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更为可贵的是，陆胤治理交州十余年，一直保持俭朴清廉的作风，家无粉黛附珠之妾，也无当地特产如文甲、象牙、犀牛角之类的珍宝。《三国志·吴书》称他是品德高尚、廉洁奉公的“良牧”，能移风易俗，“身洁事济”，使“流民归附，海隅肃清”，是难得的栋梁之才。
陆氏乃古代吴郡望族，陆绩后裔在唐代曾一门三相，父子同入凌烟阁。陆元方，字希仲，武则天长寿二年（693）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历二年（699）拜鸾台侍郎、平章事，两次官至相位。陆元方也曾安抚岭南，不辱使命；任绥州刺史期间，省刑薄赋，爱惜民力，时称“在官清谨”。陆元方长子陆象先，处事干练谨慎，“在官务以宽仁为政”，史称其“清净寡欲，不以细务介意，言论高远，雅为时贤所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太平公主谋杀李隆基（唐玄宗）的生死较量中，陆象先当面对太平公主表示反对，刚正不阿，也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百余年后，唐宣宗时，陆元方、陆象先父子的画像以大唐功臣同登凌烟阁。陆元方、陆象先可以说是继承了远祖陆绩的 “廉石”精神的。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陆元方六世孙陆希声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陆氏家族在唐朝的第三位宰相，可惜李唐王朝已到穷途末路，陆希声难有大作为了。
“先忧后乐”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籍贯苏州吴县，宋仁宗景祐元年曾任苏州知州。
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亲谢氏改嫁到山东，从后父姓朱，名“说”（同 “悦”），30岁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才回苏州范氏家族认祖归宗，复姓更名。
范仲淹7岁那年，母亲就教他识字，17岁入乡塾，21岁在长山县（今山东邹平）醴泉寺附近赁屋居住，闭门读书。他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干后切成四块，早晚各食两块，下饭的菜只有“断齑数茎，入少盐”。23岁进应天府书院继续求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登进士第，从此步入仕途。
在任苏州知府时，范仲淹曾以苏州是故乡，而宋朝任职有回避籍贯的规定为由，请徙他州，朝廷起初也已同意，后因苏州秋涝久久不退，三司和两浙转运使力言范能治水，朝廷遂仍命他知苏州。范仲淹组织疏泼松江，又打通常熟、昆山之间的泄洪通道，并在沿江诸浦建闸挡潮，根治水患取得明显成效。至今常熟福山还遗存“范公闸”。同时，范仲淹还捐出自己购买的一块土地，兴办苏州郡学，延聘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今天的苏高中，就是当年苏州郡学的校址。从《留题常熟顶山僧居》一诗看，范仲淹知苏州期间，到过常熟。
康定元年（1040）三月，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负责防御西夏的侵略。范仲淹加强军事训练，修复外围据点，抚恤边地百姓，争取少数民族，巩固了西北边防，使西夏对延州一线不再敢轻举妄动。著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词，就是范仲淹在陕西边防前线写的。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提出了10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其核心是整顿吏治，抑制腐败，改变北宋冗官冗费、积贫积弱的状况。可惜新政推行仅一年多，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以失败告终。但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却开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先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范仲淹为官正直清廉。在掌应天府学时，他写过“同气相求，将益润身之德；见利而让，必扬洁己之廉”的《淡交若水赋》；在知越州时，他把官署凉堂命名为“清白堂”，以清廉自励，并身体力行；晚年，他拒绝儿子治宅第、建园林，作为养老之地的请求；死后入殓，丧葬费还是友人凑集起来的。在宋代士大夫普遍养尊处优、安逸享乐的风气下，范仲淹官至将帅、卿相，而能清廉自守，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物质的岳阳楼几经兵燹，多次重建，精神的岳阳楼则千百年来始岿然屹立，高耸云天！
刚直清正的李光
李光（1078-1159），字泰发，号转物居士，越州上虞（今浙江余姚）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登进士第，初任开化县令，再知常熟县，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曾知平江府。
据《宋史》载，李光从小严肃庄重，“不戏弄”。办理父母亲的丧事，“毁如成人，有致赙者，悉辞之”。赙（fù），助人治丧的钱物。李光尚未成人，就能悉辞（一概谢绝）所致之膊（送上门来的钱物），殊为不易。
李光任常熟知县，《宋史》有一段记载：“朱勔父冲倚势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风部使者移令吴江，光不为屈。”此事非同小可。
朱勔，苏州人，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而得官。宋徽宗赵佶喜欢奇花异石，朱勔竭力奉迎，在江浙一带搜求勒索，用船从淮河、泞河运人京城，号称“花石纲”。同时，朱勔一伙“名为应奉，实入私室”（李光奏章），乘机在民间巧取豪夺，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毁财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征敛。方腊起义时，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水浒传》对“花石纲”祸国殃民也有描述。
李光任职常熟之时，正是朱勔父子横行霸道、肆意妄为之际。朱勔官“防御史”，得皇帝宠信，气焰熏天，朱家召唤州县官僚如使小儿、奴才,谄事者升迁，忤逆者罢免。在这种情形下，李光敢于严惩朱家狐假虎威的僮仆，是要有一股正气，要有一点胆量的。朱冲指使吏部想要调动李光的职务，李光也不屈服。朱勔乃北宋末年“六贼”之一，是黑暗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光初入仕途，以一知县而敢冒虎威，难能可贵。
在金兵南侵面前，李光是坚定的抗战派、爱国者。几任知州、知府，他都积极备战，修城池，聚兵粮，结义社，御敌安民，保境卫国。绍兴元年（1131），擢部侍郎，李光上疏请高宗赵构亲征，渐图兴复。金兵大举进攻，南宋朝廷下诏允许各地守臣“守避自便”，李光则认为守臣肩负人民、社稷之重，应当“存亡以之”，极言不可。绍兴八年，赵构和秦桧与金议和，李光当面指斥秦桧卖国求荣，由是得罪权奸，迭遭迫害，直至远贬海南，过了长达18年的流放生涯。秦桧死，方复官，北回蕲州而卒。纵观李光一生，每每与权贵、奸臣抗争，因而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却无怨无悔。
李光去世后，谥“庄简”，这是褒奖他的刚正不屈和谨慎简朴的，可谓名至实归。
“毁家纾难”文天祥
文天祥（1236一1283），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庐陵人，南宋末年杰出的民族英雄。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知平江府。
文天祥从小志存高远，素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出仕以后，正道直行，清忠自励，无所畏惧地同权奸作斗争，而置个人进退祸福于度外。其《纪年录》自述云：“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取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天性淡如也”。南宋朝廷除文天祥秘书省正字的诰词（刘克庄代理宗起草）称赞他“初以远士，奉董生之对，继以卑官，上梅福之书。天下诵其言，高其风，知尔素至不在温饱”，可见当时朝野对文天祥人格的共识。
对南宋统治集团沉溺声色歌舞的奢侈腐败之风，文天祥是痛恨、忧愤的，在殿试对策中，他严正指责朝廷大兴“琳宫梵宇”的“土木之费”，“霓裳羽衣，靡金饰翠”的燕乐生活，和“量金辇玉”、滥加赏赐的行为。如此不顾落榜招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剀切陈辞，毫无疑问决不是故作高论。
据《纪年录》后人注释采辑的“话旧事迹”，文天祥知宁国府，携家眷任满归乡，途经一旅店住宿，旅店主人胡翁请求馈赠，文天祥指着自己的行李，“任其自择无嫌”，胡翁认为文天祥是大官，“如他人皆辎重充溢”，没有想到文天祥“行橐枵然”。枵xiāo，中间空虚的树根。此虽为乡邦遗老的传说，而文天祥为官清廉可见一斑。邓光荐《文信国公墓志铭》云：“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不倚势近利，龌龊自弃。故其立朝有本末，谏诤有风烈。治郡持节，廉明有威”，这是文天祥就义后的“盖棺论定”。
元蒙大军渡江南侵，文天祥奉诏勤王，在家乡组建抗元义军时，他“毁家纾难”（捐献全部家产，解救国难），“尽以家资为军费”。德祐元年九月，文天祥以浙西江东制置使的身份知平江府，亲临一线指挥抗元。在苏州期间，文天祥派兵援救常州，与元兵激战五牧，他的部将尹玉、麻士龙战死沙场。尹玉率领的赣军，是文天祥在江西招募的“嫡系”部队，在五牧之战中最为英勇，尹玉手杀七八十人，冒箭如猬，犹健斗不已，其士卒与元兵通宵血战，只四人脱归，余皆壮烈牺牲。后来，临安告急，朝廷一再下令，文天祥移守余杭。文天祥在苏州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他的《指南录》有《平江府》一诗，《集杜诗》有《苏州》一诗，记述了相关史实。
南宋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兵败被执，押送大都（今北京），囚禁多年，始终不屈，从容就义于柴市口。据史书载：文天祥状元及第，步入仕途后，“自禄赐所入，尽以散族姻宾友之贫者”，就义后，“官籍其家萧然”。
一尘不染的况钟
况钟（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江西靖安龙冈人，曾三任苏州知府，是明代饮誉江南的清官廉吏。《明史》称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李贽《况钟传》赞其“廉洁之操，一尘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
况钟早年在家乡靖安县当书吏；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被钦命为苏州知府。
况钟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裁汰冗官，严惩了若干作恶最多、民愤极大的青吏；三次上疏户部，请求减免苏州官田的重赋，废止各种苛捐杂税，使久陷困顿的苏州农村经济得以复苏；兴修太湖农田水利，保证河道畅通，解决太湖泄水排涝问题，同时修筑圩岸，疏浚圩内沟洫，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江南巡抚周忱一起，创建“济农仓”，发挥借贷、救济、调控地方财政的功能。还有扩建苏州府儒学，培养选拔人才；招抚流民，完善社会基层组织；改革漕运，清理军籍，等等。况钟采取的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给老百姓带来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
作为一代清官，况钟之清，突出表现在清明和清廉上。况钟是由吏员步入仕途的，熟悉下情，谙练公务，又知识赅博，思维慎密，具备很强的刑侦才能。当时苏俗健讼（喜欢打官司），狱案如山，况钟到任后，联合地方知县，两年中间审理案件四百二十多起，以其明察秋毫，判断准确，而被黎民百姓称为“况青天”。戏剧《十五贯》和“三言”中的《况太守断死孩儿》，虽属轶闻传说，未必确有其事，但可见民意和口碑。
况钟在《示诸子诗》中自称“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又在《口占绝句四首》中自许“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事实也是如此。苏州府有一属官叫傅德，借口催收粮税，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事发后，傅德让女婿送白银五百七十多两贿赂况钟，希望从轻发落，况钟把傅德及其供词连同行贿的银子一起移送吏部处置。况钟在苏州任内，没有建构一砖一瓦，“内署萧然，无铺设华靡之物”；不是因公宴会，食无兼昧，家人亲友相聚，也仅“尊酒数行，青灯夜话而已”。况钟死后，棺木运回江西故乡安葬，随船所载只有书籍和日用品。
正统四年（1439），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已满九载，必须赴京接受考核，听从调遣了，离苏之日，“七邑耆民饯送者数百里弗绝”。后来又有一万八千余人联名上书，请求况钟继续留任，朝廷破例同意。正统七年十二月，况钟积劳成疾，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府属七县百姓家家户户设灵悼念，此后五百余年，苏州况公祠焚香祭奠者络绎不绝。
苏州历史上以清廉著称的名人还有许多。我们应该整理相关史料，宣传他们的事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廉洁美德，在社会上进一步营造清风正气，建设廉政文化，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