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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帛书的发展及作品欣赏

 逸心茶舍 2013-04-06
喜欢简帛书的我,这是个很不错的值得学习的文章!

摘要: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字载体,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它以毛笔、墨、缣帛的产生为前提,以简牍无法满足人们要求的状况为条件而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同样由于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无疑给纸张的问世也就提供了机会。虽然纸张比缣帛更适合作为文献的载体,虽然它的问世并没有完全取代缣帛,然而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帛书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帛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字载体[1][②]”,是一种写在光洁细薄丝绢上的文字遗存。帛书有着从战国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的存在史,它对纸张的发明有直接的启示,帛书的形制也对后世的书籍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帛书几乎无人问津,笔者有鉴于此,撰成此文,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一、帛书的兴起

 

帛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是缣帛的出现为帛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毛笔和墨的发明又为帛书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最后,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不适应性也为帛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帛书的出现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1.缣帛、笔、墨的出现

帛书的出现和“我国最早发明养蚕织丝有关,[2][③]”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 “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整治的蚕茧,纺织品残遗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甲骨卜辞中也出现丝、蚕、帛、桑等字[3][④]。到了商朝缣帛的质量就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看出,“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曾附有绢织物。通过鉴定得知殷代已经生产出仅用纬线织成的单色绢。[4][⑤]”到了春秋战国,纺织业可以说是迅猛发展。“纺织品中已经有素、绅、缟、绫、纱、缯等不同织物。如山东曲阜的薄绸——鲁缟,纤薄透明,轻盈如烟。[5][⑥]”

有专家根据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判断“毛笔在母系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近期的出土的文物也说明了这一点[6][⑦]。 “出土战国竹简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后座墓是出土了一个专用文具盒。内储毛笔、笔筒还有青铜削刀、刻刀、锯、小锛等。[7][⑧]”

墨是在载体上留下痕迹的物质,它的产生具体时间很难确定。 “《韩非子》记载:‘尧禅位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黑上’。[8][⑨]”古书上称“漆”训墨,墨训“漆”。南齐萧子良曾赞美韦诞的墨说:仲将之墨,一点如漆。《晋书·束皙传》则称公元280年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时,发现的简策是“漆书”,皆蝌蚪字。目前出土所见最早的墨为上古乃至新石器时代所用的石墨,这是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姜寨遗址中发现的当时一并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其中有带盖的石砚和研棒。石砚旁有一块黑红色的石墨[9][⑩]。

2.简牍的不适用性

简牍存在着很多不利于书写、传播的缺点,比如简牍刻字太少,“《左传疏》中说:“简之所容一行耳”;体积大,笨重,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至以衡石(一百二十斤)量书”;易散乱,“编”如果不牢就会发生“脱简”和“错简”问题;加工工艺繁杂,虽然取材方便,但要想真的做出一片耐用的竹简也不是件容易事。“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就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这只是粗加工,要想得到耐用、久存的还要进一步加工。刘向在《别录》中说:“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可见这真是既费时又费力。

由于自身所具备的缺点,简牍被取代是必然的。同样因为本身的优点,帛书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世间发展规律就是这样:当一种事物与社会需要相矛盾时,那就会有一种有着先对优点的新鲜事物“出炉”,来解决这一问题,满足现实需要,并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旧的事物不会马上被遗忘,历史给了它沉淀的时间。

 

二、帛书的发展

 秦汉以来,帛书普遍应用于书写。有出土文物为证:1973-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的记载。古书中也有记载:杨雄《答刘歆书》说自己编纂《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赍细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于椠(书的刻本)。再有东汉末年“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策书文章,兢共剖散,其缣帛图画,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牧而西行者七十余辆[10][11]。如此丰富的种类,正是帛书发展迅速的见证,这要归结于帛书不可比拟的优点。

1.面积宽广,剪裁方便

唐徐坚《初学记》中卷二十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之长短,随事裁之。”《字诂》上亦云:“古之素帛,依书之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仅依内容而定,不受其他限制由于幅面宽广还可以随意裁剪,所以比较适合制图。《汉书·艺文志》所收兵书790篇,附图43卷,全是帛书;《孙子兵法》有图七卷;《隋书·经籍志》也记载了图书目录《中新新簿》收录图书29945卷,盛之以缥囊,书用緗素。“曾经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两张古地图,其中一张叫《长沙南部地形图》为方形,边长96厘米,相当于现在湖南省南部的潇水流域;另一张是军用地图《驻军图》长98厘米。[11][12]”从这些不难看出由于面积宽广,剪裁方便,缣帛是制图的首选理想的载体。由于竹简之间有间隙就很难描绘出地形全貌,古人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恐怕在战场上也就只能是被动挨打了。

2.易折叠便于携带

“据科学测定,丝纤维的抗张强度为每平方毫米35-44公斤,与钢丝的每平毫米50-100公斤的下界线很接近。[12][13]”缣帛柔韧平滑,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折叠。无论袖内、囊中还是其它狭窄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容身之所,不再有“惠施五车”之苦。《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刘季乃书帛射城上,为父老曰……无为也。[13][14]”《后汉书·苏武传》也记有:“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系帛书,武等在某泽中。”由于舒展自由,秦汉之际的教学机构大都将经典文章写于帛书上悬挂于明显之处,供学生观摩。

3.轻盈,易于书写

“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出土一件西汉素纱禅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而重量仅有48克。[14][15]” “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尺幅43*38.7平方厘米有700余字,重量也仅20克左右,仅相当于两枚竹简的重量。[15][16]”

帛书身上如此多的闪光点照亮了发展的道路。帛书这朵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再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人感到其眩目的光采。为了让它更具魅力,人们为它量身定做了一套典雅的服装——形制。

(1)帛书的书写制度

帛书的书写形式往往仿造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上留天头,下留地脚,大约各有1厘米,不顶格。如果有书题,一般也是大题在下,小题在上。现在有记载的最细致的描写帛书格式的就应该是《后汉书》了。“《后汉书·襄楷传》:“初,顺帝时琅琊官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安阳泉水上得神书百七卷,漂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就目前出土的帛书与之对照有七八分相似。朱介,朱,朱砂;介,界限,界格。出土的帛书几乎都有用朱砂或墨勾勒的界限。每格大约0.5-1.0厘米。竖格呈横向排列。看上去很像紧紧排在一起的竹简。后人称其为“朱丝栏”或是“黑丝栏”。“青首”李贤注以为青色的缥帜。现据马王堆帛书验证,有臆想之疑[16][17]。 “朱目”朱砂写的题目,出土帛书中也未曾见。但墓葬中的帛书有些特殊的符号,如■(墨块)、●(墨丁)、墨点等。墨块、墨丁一般都是文章开篇的标记而墨点用于文章分段。这些符号在简牍文献中也常见。●是提示号,表示一篇文章的开始引起读者注意。墨点则是标明章节的开始,有时置于文末最后一简[17][18]。帛书文末都标明题目、该篇字数。帛书的形制与简牍文献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并不奇怪。帛书的产生就是承其精华,去其糟粕。

(2)帛书的收藏

帛书有两种收藏方式。一种是折叠起来放入漆盒内,一种是以“卷”的形式被保存,早期主要是以第一种保存形式为主。“1942年9月,士夫子在长沙市东南郊的子弹库(今林业部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内)的一座楚国墓中意外盗掘出一件绢质文书。有图有字,长47厘米,宽38.7厘米,当时为八折,并不等齐。当中部分折痕长约17.5厘米宽约处1.5厘米,放置于头箱中。[18][19]”这一点可以从出土情况看出,“马王堆帛书出土时的原始状况,除了少数的卷在二、三厘米宽的竹木上以外,大部分是折叠若干幅的长方形,都没有轴。[19][20]”有关这次的发现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马王堆的帛书有两种存放方式。一种是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书上(这是多数),先对折为双幅,再折为四幅、八幅,呈长方形,放入漆盒里,再一种是写在高24厘米的相当于半幅帛书上,没有折叠存放,而是卷在一根长木片上,压在两卷竹简的下面。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认为从战国到汉初只是有了卷轴制的雏形,而还没有形成卷轴制度。但毕竟有了一个开始和有了一个发展下去的模式了。缣帛因其柔韧轻软,很容易卷起来保存,为了更直挺,内部常置一木轴。“卷”这种计量单位不时帛书所特有的,而是从简牍文献那里继承来的,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的不同。帛书因质软而薄,需要一个轴粘在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右向左卷。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为了便于保存,要把它卷起来,从左向右卷成一个卷轴。最后一片竹简就可以做为轴。虽然是一种继承,但帛书又有所创新——卷轴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对卷轴的要求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体制。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端再外头。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和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南朝宋明帝所载二王法书,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饰;隋炀帝秘阁之书“商品红琉璃,中品绀琉璃,下品漆木。

 

三、帛书的衰落

 

帛书在经历千余年的发展后,尤其是在纸张被人们普遍使用之后,悄悄地开始推出历史的舞台。当然这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其外部因素。

1.帛书衰落的内在原因

(1)价格昂贵,不易删改

虽然自战国以来,“竹帛”一词便常用以代表文献,但是从从使用范围来看,竹远远要较帛普遍,根本原因就在于缣帛昂贵的价格。 “西汉桓宽《盐铁论》记当时“中国出一端素帛,得匈奴几万钱的货物。”缣帛价格的昂贵还可以从其上书写的内容来看,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相马经》、《医经》、《左传》、《周易》、《战国策》等,这些不是各个领域的经典就是传世佳作,要不就是一些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情。《晏子春秋》中有“昔吾贤君桓公予管仲狐与古其悬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即使有如此非常事件,给诸侯的通知还是写于竹简之上,可见缣帛的金贵。再有就是一些关于神、瑞兽、鬼怪的。以缣帛作载体更显出人们对它的敬畏。“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队曾出土楚帛书的子弹库一号墓重新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清理。获得了劫后余灰的一些重要文物,其中最意外的是发现了《人物御龙图》。”再者书写后字迹很难删除,这就难以与简牍文献的铜刀“削删”媲美了。一般情况下要在缣帛上写东西都要先在竹简上打草稿。《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六引应劭《风俗通义》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较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昌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20][21]。

(2)不易长时间保存。

虽然缣帛柔韧轻软易折叠,但是它本身的结构决定它难以留存千年辉煌。帛书文字容易因虫、鼠、紫外线等条件的破坏而缩短寿命。据测定,丝绸在日光底下连续照射200个小时,其强度就要下降50℅,使纤维脆化,同时抗盐性也差。如人体出汗时,对缣帛的危害就很大。因为丝织品是一种动物的蛋白,极易被虫蛀,也易被鼠咬,而且遇湿后容易腐烂[21][22]。这也就是为什么帛书难以保存的原因。

2.帛书衰落的外部因素——纸张的发明及其广泛使用

虽然在东汉以前就有纸的存在,但纸张从发明到普遍被应用却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毕竟当时是简帛并行的天下,它只有彻底取代两者才能算是被广泛应用。人们对缣帛的青睐是很难改变的。《北堂书钞》中引《崔瑷与葛元甫书》所谓“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有些文人因把用纸书写的文章赠与朋友而感到不安,觉得对朋友似乎不敬。但岁月的打磨使得纸张的优点更加突出。它有很多优点:(1)易于着墨;(2)表面光滑,质地柔软;(3)随意裁减,取材方便;(4)寿命较长。有人还专门写了《纸赋》来赞美它:“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目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张秀民说:“它有纸草之便而不易破裂,有竹木之廉而体积不大,有缣帛羊皮之柔软而无其贵,有金石之久而无其笨重[22][23]。当时简牍、帛书、纸张三大载体并行于世。到了东晋末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23][24]”到了东晋纸张可以说是大显身手,长期维持一种“一统天下”的局面。

即使是这样,帛书也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隋书·经籍志》记载晋初荀勖领秘书监,主持整理缮抄内府藏书,“盛于缥囊,书用湘素”,甚至唐朝仍然还用丝帛作为书写的载体,根据李肇《唐国史补》载,当时有专门织做写字用的帛出售,但缣帛大量用于书写,在公元三、四世纪以后,已经明显减少,但一直也没有完全消失,它有被时代赋予了新的特点及权力的象征。皇帝的诰和敕就是用它制成的,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诰敕即是如此,“洪武三十六年规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诰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敕命。妇人从夫品级。诰用制诰宝,敕用制敕之宝。[24][25]”这里对诰敕划分的规则非常严格,还是皇帝亲自颁发的。虽然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可以说是不啻拱璧,但毕竟已经是“日薄西山”,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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