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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中的“乡饮宾” 荣勉韧 “乡饮宾”一词，在现代已鲜为人知。可是“乡饮酒礼”的制度，早在春秋时已经盛行了。官府邀请地方上的年高德劭者来推行教化，每年举行“酒礼”宴请他们。《辞源》：“乡饮耆宾(即包括乡饮宾)”：“清制，每岁由各州县遴选年高有声望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宾)、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新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礼部)，称为乡饮耆宾。倘乡饮后，间有过犯，则详报褫革，咨部除名，并将原举荐者议处。”从上可知：乡饮宾非地方官员，但他协助地方官推行教化；任命乡饮宾的条件是州、县境内高年而有声望的，手续是严肃郑重的，选定后要详报总督、巡抚批准，还要把名册送礼部备案。如其中发现有过犯的，除褫革之外，还要追究原举荐官员的失察之责。因此，各乡的乡饮宾，每年都会循例参加各地学宫的“乡饮酒礼”，帮助有司推行地方教化。有司要推行什么，往往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所以一个宗族里的“乡饮宾”就是这个家族社会地位的标志。 梁溪荣氏是明初迁锡的，长期奉行“耕读传家”的祖训，不求闻达，寒素自甘。享堂楹联上所说的“四百年声稀味淡”就是荣氏寒门素族的写照。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聚族而居的封闭模式，到清初开始逐步改变，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荣氏在这种趋势下，下荣春珊支族人，首先打破株守家园、半商半农的模式，走出家门。“远至荆湘，经商服贾而家资亿元，富甲一乡”，被有司举为“乡饮宾”。这是荣氏迁锡以来划时代的大事!荣氏活动的范围已不限于一乡一县，而是扩展到全国范围了。荣氏也不只是限于自家的致富经营，并且开始参预地方事务了。这是荣氏3000年来深厚文化底蕴的反映。荣氏的善于经营、长于管理、不断进取、开拓的精神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荣氏的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个家族先后被举为乡饮宾的竟有11人之多，这在荣巷周边的各氏族中是罕见的。除荣汝宁(1733～1821)外，还有他的曾孙荣廷钢(1804～1872)、玄孙荣文耀(1830～1890)皆邑举“乡饮耆宾”。 下荣春珊支钢铁商人荣胜源(1799～1877)，不仅邑举“乡饮介宾”，给有“宾筵硕望”匾额。 在近代的商业中心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无锡人作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花、铁两业”，锡帮执其牛耳。而荣氏在上海开埠的初期，已有人涉足棉花业、钢铁业、颜料业了。在棉花业中当时全国“四大花号”之一的“广大花号”，业主是荣氏。这家花号创设于清同治初年。业主(荣曜亮、荣剑舟)去世后，花号业务由业主之一荣剑舟次子荣维恒(1834～1902)主掌。他把棉花经营由“内向型”发展为“外向型”，大力推行收购国棉，供应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机器纺织工业的需要，并在日本设立了出庄(出口办事处)。他由经营棉业出口而发家进而成为巨富，当地称他为“十万红”。除棉业外，他还创办或参加办了好多企业。为了保障其经济利益，他出资捐了“光禄寺署正”的四品空衔，邑举“乡饮耆宾”。他致富后，不忘乡情，对地方公益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 荣维恒的四弟荣惟均，字季平(1838～1908)，曾襄助乃兄主持“广大花号”(他的儿子荣瑞馨是荣氏中首位在外国洋行当买办的人物，是吸收和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先行者)。后来荣季平捐了个“二品顶戴”，邑举“乡饮宾”。 荣维恒堂弟荣维诰(1837～1903)是荣广大花号的经理，邑举“乡饮介宾”。他活动能力强，据说，当年荣熙泰所在粤厘金局总办朱仲甫的弟弟朱季新因事赴粤去兄处，荣德生在通顺钱庄将满师，想通过朱季新在朱仲甫面前为他吹嘘，使托荣维诰出面宴请朱季新。结果，果如荣德生所愿。 荣氏还有春沂支的义锡、春养泗支的荣汉瑜、荣汝，春益支的荣顺林均邑举“乡饮宾”。 这些被举为“乡饮宾”的，基本上都是近代名人，其中有的虽非富豪，但出于他们是荣氏的族长身份，因而受到推崇；有的是一个家庭(或近房)先后或同时被推举，标志着荣氏中一些家族人才鼎盛。迨至19世纪末年，荣氏中不但有“乡饮宾”这类名誉称号，还有担任乡的扇董和乡董的，实际是参与了一乡的政事。以后“荣家兄弟”兴办民族工业，更为世人所敬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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