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四早晨，我和妻子要上第一节课，所以非常早就要到驹场。这时来上课的老师非常少，我们总是和一位卷发的日本人老师劈面相遇。他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但仪态优雅。他在别的学校任教，在我们这里担任非常勤老师。我们总是相对点点头，就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了。这种相遇多了，也就有了印象。一次，他在我们的教研室贴了一个招贴，是由他带队到中国进行“京剧之旅”的预告。我和妻子还私下议论，这个人原来非常喜欢京剧，妻子还从他的风度和表情中猜度他会喜欢京剧的旦角戏。我们对于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但前几天突然听到他出了车祸故去的消息，听说他开的车和一辆大卡车相撞，就再也没有起来。星期四我们去学校，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有几位老师和他是同学，当然会参与丧事。我们和他仅仅是点头之交，自然不能谬托知己，他的生活世界和我们也截然不同，仅仅只有这每个星期四早晨的相遇，好像两条平行的线偶尔有了一个交点。但这距离如此之近的死亡还是让我们难过。一个每周相遇的人突然就消失了，我和妻子都感到生命的无助和脆弱。过去读郑逸梅的小品，读到过有关车祸造成死亡的记述，有“市虎杀人”一说，当时觉得将汽车称为“市虎”是非常风雅的名目，但对于死亡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他所写的人物和我们毫不相干。但现在我似乎能够体会郑逸梅的感慨了。他写的那个人和他的关系大概和我们与那位老师的关系相似，所以有所触动。我想，死亡在这样的时候显得非常真切，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就在我们的旁边。这种死亡和“人必有一死”的终极的思考其实并不一样。当然，象拉康的心理学其实就强调，人无非就是在不断趋赴死亡的囚徒。但这种趋赴却是有自我意识的，如同病死或者无可逃避的死亡，象慷慨就义或者被判死刑之类。毛主席曾经思考人的死亡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这是中国人人都知道的说法。但那还是可测的死亡。象最近的在JR车站救人的韩国人李秀贤，可谓“重如泰山”，象中国的腐败分子之类，就“轻如鸿毛”。但这样不可思议的车祸，“泰山”“鸿毛”都无从谈起，它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可以琢磨的线索，它们最好地凸显了生命本身的无能为力。它们好像没有根据，但其实可能显示了生命的本质。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一切有一些可以确定的东西，其实未必正确。我们偶然来到世界上，又偶然地结束生命。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偶然，这样偶然的死亡可能正是生命的必然所在。
其实，我们见证的死亡会有许多，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许多这样的经验。我还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我所在的北京第十九中学，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同学吃完午饭正在学校的大门前聊天，一辆旁边的北京第三运输公司的拖斗大卡车正要开进大门。突然，后拖斗在转身时撞到了大门的柱子，柱子倒下来，当时就有两个小孩压在了下面。我们跑过去，看到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还有司机那张惨白的脸。两个人当然当场就死了，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的孩子。那时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面对了死亡，我所感到的恐惧和茫然今天也不知如何描述。当时还被来调查的警察叫住问了我们情况。我们叙述的未必完整，但那种惊怵的感觉，却不会忘记。两个我们在学校院子里常见的孩子，竟然在几乎一秒钟之内和我们天人永隔，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常。其实死亡离我们自己也非常近，生命的这种没有方向、没有道理的选择其实随时可能被我们自己遇到。这件事让作为一个少年的我开始懂得敬畏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这种敬畏不是信仰，但只是一种无奈的领悟。
还有一次是我研究生毕业之后的事，那时我留校任教，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第二年，一个学生自己在青龙桥附近的水中游泳，但那里接近一座大坝，水流非常急。他不小心卷入激流，被卷在大坝之中，当时就死了。我们负责给他办理丧事，大家都觉得非常难过。一些学生还非常气愤，似乎有抱怨学校管理不力的意味。那时侯是学生非常活跃的时期，对于一切问题都有要反思和追问的斗志。但事情发生时正是假期，学校也负不了什么责任。但学生们在遗体告别时还是打出了一个“还我XX”的横幅。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人是无缘无故地死掉了。愤怒也最终没有什么依托。青春的生命的死亡也就是一种无奈。他的家长的痛苦其实说不出来。一个儿子好端端考上名牌大学，就这样死了，的确是情何以堪。但其实学生们难过了几天之后，生活仍然按原来的轨道继续下去。死亡不会触动得太久，因为我们最后都要经历这一切。但这种偶然仍然无法让人轻松。
其实，这些偶然死者可能是昨夜星辰，曾经闪亮过一下就无缘无故地熄灭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这样脆弱，也最终有熄灭的一天。但那无缘无故的一切仍然会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真切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