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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读高步瀛《古文辞类纂笺》 陈复兴 笔者二十余年研读《昭明文选)，案头日夕参阅的主要著作之一，就是高步瀛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北平和平印书局，一九三六年版)。其书虽仅有八卷，疏解只有汉晋大赋一十三篇，但是其博雅赅恰，精严详覈，予人的裨益启迪，已经远远超出这八卷十三篇之外。其时已知，高先生尚有同类著作《古文辞类纂笺》，实为《文选李注义疏》的姊妹篇。其稿本藏于中华书局，清抄本一部藏于吉林大学图书馆。于是心往神驰，盼得研读之望，日益殷切。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慨然将此书影印出版，以满足学林之亟需。此在我们文化生活中实为盛事，在当今专注经济效益的出版界尤称宏举。 《古文辞类纂》为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所编。上起战国，下迄有清，荟萃两千年古典散文精华，约七百篇。姚氏编纂此书，有其明确的理论原则，标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将古今文章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十三种体类，并附简注、集评及个人评语。其理论原则在文学批评史上独成一家之言，其所选录文本足为古文创作范式，其简注评语则是其理论原则的具体运用，指示文章“得其当”与“所以当”之关键所在。自乾隆间发刊以来，转相印刻，风靡士林，家练户诵，倍获赞誉，谓足与六经并传。 高步瀛先生(1873--1940 )，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早年师从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谙熟桐城派古文神益，深通古文义理、考据、词章精要。本世纪初，曾任北平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以及中国大学教授，多年讲授古代文学典范之作。《古文辞类篆笺》是其一生倾注心力最大，所用功夫最深、考释最详、卷帙最富之煌煌巨著。《古文辞类纂》饱孕特别丰厚的文化含量，经高氏如此周至精严之笺释，其风神美善毕现无遗。高步瀛先生的《古文辞类纂笺》继承并创造性展了唐李善《文选注》的文学注释学原则与方法。在中国学术史上，历来称颂的有四大注，即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酈道元《水经注》与李善《文选注》。裴、刘二注是以广博的史事故实为原作做补正，哪注是就原作文本加以再创作。三注的共同点在于，注文是对原文的充实、扩展，使之益臻完善。原文与注文，浑然一体。李注则有所不同，是为原作章句“释事而寓义”，为其释典源，疏典义，富有典出义见之妙。此即李善所谓“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两都斌序注》)。知“作者必有所祖述”，读者自会能动地领悟文章本身的情思与意绪，进而产生得鱼忘筌之效。高笺正是充分地运用了这种原则方法。 例如欧阳修《朋党论》：“尧之时”至“尧之天下大治”句，高笺引《左文十八年》文，又引杜预注，又引《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注，又引《书舜典释文)引马融曰，又引《史记集解》贾逵曰。此引五条经史注文，以明《朋党论》“尧之时”五句的事典来源，典出而义显，严谨而晓畅。 古人立说持论，皆有所为而发，欲解读其文，必先明了其人与其所处之境遇环境，故李善《文选注》每篇之首多引史传以解题，或述作者，或说背景，或解文体，或明宗旨。高笺汲取了这个方法。例如苏轼《留侯论》解题，先引《史记·留侯世家》说明张良的身世经历，又引《正义》引《括地志》与《一统志》说明留城今之所在。高笺于此，特别周严详备。 《古文辞类纂》选录文辞篇目与《昭明文选》相合者五十七篇(其中辞赋三十五篇，文二十二篇)，高氏笺释，从这些篇目看，不只全面地继承了李善注的成果与优长之处，而且比李注更为准确、详赡、丰富。李注简略者高笺则补充之，李注释义者高笺则指出典源与书证，李注引书仅述大意者高笺则引证原文，并指明所出自的书名篇名，李注语焉不详或有谬误者，高笺则多所考释为之匡正。例如《芜城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李善注引郭璞《尔雅注》曰：“雏，生而能自食者，谓鸟子也。”高笺：“步瀛按：《庄子·秋水篇》曰：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释文》引司马彪曰：吓，怒其声恐其夺已也。何焯、姜皋、朱珔、张云璬、胡绍瑛皆引此以证李善注以雏为鸟子之误。”于此高笺既准确地指明了“寒鸱”句的典源，又具体揭示出雏之所指。又如《移书让太常博士》：“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李善注引《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擒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世无邪，绛侯周勃是也。然绛灌自一人，非绛侯与灌婴。”高笺：“步瀛按：此说非是。洪氏《容斋三笔》已辨之，见苏子瞻《贾谊论》注。又朱珔曰：“绛灌若系一人，既与樊哙并有功，则《汉书·功臣表》不容不载、今固无如容斋说，《楚汉春秋》已不足凭，未必仍陆贾自著原本，且流传岂全无参错。疑彼处绛灌直是灌婴之伪。《晋载记》称刘渊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隋陆二人，绛灌亦二人，即子骏此文云公卿大臣之属，亦非专举无名之绛灌——人矣。李氏孤据以为信，太泥。”李善直以绛灌为一人，自是千虑一失，高笺据洪迈、朱珔说，按断为绛侯灌婴之简称，当属确论。又如《报孙会宗书》：“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李警注引应劭曰：旧日彻侯，避武帝讳改为通，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高笺：“步瀛按：《百官公卿表》曰：彻侯，武帝讳曰通侯。应说所本。《史记·李斯传》赵高说斯，屡言通侯，未必皆后人所改。盖通侯之称，古本有之，特武帝时专用之以代彻侯之讳耳。”以上三例足证，高笺虽继承了李注的方法与成就，但是绝不囿于前人之成说，而多有个人的独得之见。笔者读之特别快适，往日或有存疑之点，则涣然冰释。 高步瀛先生学识渊博，功力特深，于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文字音韵训沽之学皆有极深的造诣。他谙熟有清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他所著古典诗文的选注、疏解与笺释，都具有朴实详审、旁征博引、探源寻流、评断是非的共同特点。《古文辞类纂笺》实为这方面的煌煌典范之作。不只对文辞中的字词音义，精确训释，而且其中涉及的名物、职官、民俗、政教、山川，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尤能广泛占有资料，做出精致的考释。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是经学史的早期文献，高笺考释最详审精妙。例如，“犹广立学官而置博士”句下高笺释文，据《后汉书·翟确传》、赵岐《孟子题辞》、王应麟《困学纪闻)、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等诸家之说，详考了汉初设博士官至武帝建元间确立五经博士的全部过程。“《泰哲》后得博士集而读之”句下的笺释文，则详列自汉迄清关于尚书学的诸家之说。关于后得《泰誓》(即古文《泰誓》——笔者)篇究竟是在汉武末，还是在宣帝之时的问题，关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礼记》众书引用《泰誓》之文与后得《泰哲》不同的问题，关于汉初伏生口诵《尚书》篇目多寡，以及其中是否包括《泰誓》篇的问题，等等，仅清代朴学大师就缕述了自阎若璩、惠栋、朱彝尊、江声、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王念孙、刘逢禄、魏源、俞正燮、龚自珍，直至王先谦等十数家之尚书学说。即此可知自汉以来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基本情况。韩愈《原道》“佛于晋魏梁隋间”句下高笺释文，则引《隋书·经簷志》，说明汉明帝遣使至天竺求佛经，魏黄初间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晋元康中始译佛经，梁武帝崇尚佛法，广集释典，直至隋开皇初，诏告天下，任听出家。此段笺释可当初期佛教史读。韩愈《原性》解题，则据韩集《五百家注》引樊汝霖曰，缕述孟子、荀子、扬雄、韩愈、李翱、皇甫湜的人性论观点。又据《五百字注》引郭雍曰，评论韩愈以后，直至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有关论点。又引曾文正公曰，论及程朱性理之说与孟子性善说的联系。高笺按语则进一步揭示出韩愈人性三品说，实直接本于荀悦《申鉴·杂言篇》和刘向的性情相应之说。以此可见，《原性》的解题是以最充足的材料，最精练的语言厘清了中国哲学史自孟子至程朱人性理论范畴演变的明晰线索。 《古文辞类纂》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式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著作。冯友兰先生在其巨著《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认为哲学史有两种体裁，“一为叙述式的；一为选录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史家可尽量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几皆为选录式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梨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即姚勇、曾国藩所著之中国文学史也。用此方式，哲学史家文学史家选录各哲学家各文学家之原来著作；于选录之际，选录者之主观的见解，自然亦须搀人，然读者得直接与原来史料相接触，对于其研究哲学史或文学史，易得较明确的知识。”姚氏《古文辞类纂》不只在序目中标举其明确的文学本体论与体裁论思想，而且通过选录之作品显示其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点。他展示了中国散文上起战国下迄有清的演变历程。他认为，散句单行之古文是中国文学之主流，但也不排斥辞赋。屈原赋共二十五篇，姚书选录二十四篇。扬雄四篇大赋：《羽猎》、《长扬》、《甘泉》、《河东》。萧统《文选》录前三篇，姚书则一并录人。在古文发展过程中，姚氏特为尊崇韩柳欧苏。其书选录韩文竟达一百三十余篇，几等全书五分之一。这明白宣示唐代古文为中国散文的成熟与高峰期，实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与准的。《古文辞类纂》所选录之作品，显示出姚鼐的文学史发展观，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及其宽容性、灵活性。 高步瀛先生之笺释，对《古文辞类纂》之文心旨趣，体察精微，洞悉幽深，于笺释之间多有鞭辟人理的独得之见，其对姚书每一体类之笺释，高氏即汇集众说，精细辨析此一体类所含之概念及其演变。例如论辨类，则引《说文》、《释名·释典艺》、皇侃《论语义疏序》、陆德明《论语序释文》、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以及吴讷《文章辨体》等，说明此一体类的精确含义，以及自《论语》至柳宗元《封建论》之演变脉络，深得姚氏文体论之神髓。其每篇之首的解题部分，再再表征出高氏的文学批评见解。例如《七发》则征引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及《容斋随笔》以出己意，重在评论《七发》的词采之美与旨趣所在。 在每篇文辞笺释中间，尤能随时闪烁出高步瀛先生文学批评的锐敏与睿智之光。例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句，笺释先引《史记·吕不韦传》，述不韦为秦相国时，集宾客述异闻，成《吕氏春秋》，后则免相就国徙蜀，饮鸩而死。次引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述刘氏对《报任少卿书》此句的批评，谓“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又引朱珔为迁文辩护之词，谓“公自负绝人之才，竟受肉刑，愤懑积胸，拉杂书此，以见古来能述作者多致蹇塞，然自有可传耳，无庸论著书与遭难之先后。不然，史公亲为不韦传，岂未悉其本末者?且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亦著书在前，而见囚在后，刘氏何不并言之？至云发愤所作，承《三百篇》而言，下论书策，以舒其愤。左丘、孙子，盖二子亏体略与相似，故又抽出重说，正文章之变化也。”高氏笺文评论刘、朱二说得失之后，谓“大抵古人引据事实，有时如九方甄(应作“歅”——笔者)相马，取明己意而已，不屑屑于详考细微。后人不达此旨，或指斥其失，或曲附其说，皆非古人之意也。”高氏强调的是，评论文学作品要从整体上把握作者的情思意绪，而不必斤斤于个别事实之是否精确，指明了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之区别，以及文学创作的主体性特征这些一些文学批评的基本观点。 又如鲍照《芜城赋》解题、李周翰、方廷皋、张云邀三家以为鲍照任宋孝武布临海王子顼参军时所作，意在以汉吴王濞都广陵反，而致其城荒芜事，以讽子顼之叛。又何焯以为宋世祖孝建三年，竟睦王诞据广陵反，沈庆之讨平之，鲍照感于其事而讽竟陵王诞。高氏笺释，据史详考，以证前两说实以讹传讹，认定此赋当为宋元熹十七年鲍照任临川王刘义庆佐史以后，感于竟陵王诞之反叛而作。其中“步瀛按：诙诡为文家胜境。故凡言某文讽谏某事者，文家多喜从之。然必证之史事，始能定其信否，不考史事而妄为推测，则扣槃(似应作“盘”——笔者)扪?(似应作“烛”——笔者)之读，亦大雅之所笑也。”第一个“文家”，指文学创作者。第二个“文家”，指文学作品的笺释者与评论者。“诙诡”，谓文学创作者以主观理想对现实的改造加工，予以夸张变形，从而创造出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艺术境界，故为“胜境”。此为对创作者的要求。而于评论者言，鉴赏作品则须考定其创作背景，且忌“妄为推测”。至于其创作意图与目的，尤不可臆断过泥，以为某文必讽谏某人某事。以此，《芜城赋》应该是“明远感于吴濞之事，以为后来藩王谋反者炯戒有何不可，何必讽谏其所事，然后为此赋哉” ！高氏对于《芜城赋》中心意旨的解说则要灵活得多，广阔得多，内涵丰富得多，实际上是指明文学社会功用的普遍性意义。假如把此类批评性的章句从这部卷轶浩瀚的著作中筛滤出来，分类辑为一书，可谓成一家之言的《高步瀛文学论要》，足与近世陈衍《石遗室论文》、林纾《春觉斋论文》相媲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步瀛先生不仅是名实相符的一代选家，而且是慧眼独具的以传统的方式操作的一代文学批评家。 至于笺释对《古文辞类纂》文本校勘的严谨性，音义辨析鲜明性，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解读的精确性，以及运用若同声互训、对文见义等传统训诂学规律的有效性，自《古文辞类纂》问世以来近二百年间，皆可谓空前的，无与伦比的。 高步瀛先生这部《古文辞类纂笺》在我国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华文化弘扬光大之中将会日益凸显无疑，不是如笔者之寡陋可在这篇读后中所能包容得了、预测得了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研读这部巨著，恰如跨进一座富丽堂皇、珍奇璀璨的学术圣殿，直觉欣幸不已，受用不尽，享乐无穷，对先生之人品、文德、学术与学风顿生一种颜渊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崇敬之感，对照时下之学界学风不禁感概系之。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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