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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燕昭王欲称北帝与邹衍的五行相胜及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第一节 燕昭王欲称北帝的形势 一、 燕王哙的“禅让”与子之之乱 上面我们讲到齐宣王、齐闵王欲“王天下”，也讲到齐闵王称“东帝”的形势，这与燕国关系很不密切。这里我们首先来追述齐宣王与燕国的战争。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在燕王哙三年，燕国出现内乱。起因是燕相子之控制了燕国大权，独断专行，想要南面为君，而迫使燕王哙退位，燕王哙果然将王位“禅让”给了子之，自忆不参与政事。于是燕国军国大事一律由子之裁处，三年之间，造成国家大乱，老百姓恐惧，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将军市被认为开势危急，与太子平商议，出兵攻打子之。于是燕的内战就这样暴发了。这时齐国见燕国内乱，许多将领都建议齐宣王（《燕世家》以为是齐闵王误。）出兵攻打燕国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占领燕国。于是齐宣王派人对燕太子平说，齐国愿意支持他，希望燕太子平聚集军队与子之抗衡，但是将军市被战死，战争又继续了几个月，死了好几万人，群众恐惧万分，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逃走他乡。此时儒家大师孟子曾对齐宣王建议说：“现在要是讨伐燕国，就好比周文王、武王讨伐商纣王一样，时机不可错过啊！”于是齐宣王任命匡章为将军，浩浩荡荡率领齐国大军讨伐燕国。燕军早已厌战，大开城门，让齐军攻入，燕王哙被杀，齐军大获全胜。子之死后的第二年，燕国人共同立太子平为燕王，即燕昭王。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点，《史记·赵世家》曾记载，赵武灵王听说燕国内乱，从韩国召来燕公子职，立他为燕王，并派将领乐池送回燕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只不过是赵武灵王打算立公子职为燕王，也未能将其送回燕国。因此事实上燕昭王是太子平而不是公子职。《纪年》误信《赵世家》之说，而说“子之杀了太子平。”这是以误传误。 二、燕昭王求贤复国 燕昭王在齐国大败燕国之后即燕王之位。燕昭王是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一即位就盘算着如何恢复燕国地位，报齐国之仇。他执政谦躬，以优厚的待遇招致贤德的人才来燕国参与政事。他重用郭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燕昭王对郭隗说：“齐国趁我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使燕国江河破碎，人民惨遭蹂躏。我十分明白燕国现在力量单薄，还不能马上报齐国之仇。但是我复仇的决心已经坚定不移，诚心诚意要招来贤德之士与我共谋复兴燕国，以为先王报仇雪恨。希望先生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 郭隗说：“古时候有个国君，以千金的价钱使人买千里马，结果千里马已经死了，买千里马的人用五百金的高价买了千里马的头，将它带回来。国君知道后非常生气，买马的人说：死了的马都买，何况是活生生的千里马呢？千里马很快就会到了。果然，不到一年，千里马送上门来的就有三匹。君王若要招来贤德之士，就应该从我郭隗开始。因为郭隗并不是贤德之士，如果君王对我都十分重用，那么比我更贤能更贤德的人士，就会不远千里而来投奔燕国了。”燕昭王以为很有道理，就重用郭隗，为他改建宫殿，并用师礼尊敬对待。于是诸侯国的贤能之士知道了，纷纷投奔燕国。首先是乐毅从魏国来燕，其后，邹衍便从齐国来，接着是剧辛从赵国来，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亚卿，授以国政。燕昭王特别礼贤下士，抚恤战死者的家属，并与老百姓一起同甘苦。燕国很快就治理得井井有条，生产得到恢复，民众生活有了改善，国家渐渐富强起来。而且士卒勇于战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前章讲到的燕昭王任用苏秦而提出“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的战略计划，其目的是为了复齐国之仇。苏秦的计划确实起了作用。据《史记》记载，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三晋（韩、赵、魏）讨伐齐国。如前所说，燕军复齐国之仇的战争大获全胜。 第二节 邹衍为燕昭王师 一、邹衍为什么要投奔燕昭王？ 邹衍“重于齐”之后，为什么要由齐而改仕燕昭王呢？这就要分析燕齐两国当时的政治背景。 邹衍本是齐国人，而且在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地位相当高，是有名的稷下先生，并且他正以五行相生说在为齐闵王为“东帝”进而当天子而进行论证，还为之设计了一套明堂制度。但是在齐闵王灭宋之后变得专横跋扈，再也听不进稷下先生的意见，稷下先生纷纷出走。邹衍看到齐闵王的昏庸残暴，而且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邹衍认为齐闵王并非他赖以实现自己主张的君主。他也感到在齐国忍无可忍，再也无法呆下去了。而邹衍所处的战国时代确实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的时代。当邹衍听说燕昭王广求贤才，重用郭隗、乐毅之后，他认定燕昭王是他实现其主张的明主，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奔了燕昭王。 这就是说，邹衍对齐闵王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因此他比乐毅到燕要晚一些。邹衍入燕的时间，大致是齐伐宋以后，大约在公元前 288 年（齐闵王 14 年，燕昭王 24年）。 邹衍是当时有名学者，他来燕国当然受到燕昭王的热情款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到燕国之后，燕昭王拿着条帚，在前面为他打扫开路，并以弟子的身份就座听他讲课，又特地为他修筑碣石宫，亲自以师礼对待他。 二、驳邹衍不师燕昭王说 邹衍为燕昭王师，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但是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邹衍考》说：“时仅有一乐毅耳，邹衍、剧辛皆在后。《史》、《策》为盛言士争趋燕，遂误攀后来者为说，非情实也。”这段话只是猜测，并没有可靠材料来证明。因此我们很难相信。钱穆否认邹衍曾为燕昭王师的事实。他认为此是司马迁误记。因为这事关系到邹一生的重大活动，不能不为之辩论。 《史记·燕世家》说：“燕昭王谦躬礼下以高额的报酬与优厚的待遇以招来贤德人士，于乐毅从魏国来，邹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贤德之士都争着跑到燕国来。”这段话是司马迁据《战国策》而讲的，文字只有个别有出入。对此，汉代的人一点都不怀疑。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史料来证明，可见这确实不是司马迁误记.。就是司马迁以前的人，如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的韩婴和汉文帝时为博士的贾宜对此事实都有是坚信不疑的。 韩婴著《韩诗外传》卷七说：“燕昭王从得到郭隗以后，邹衍和乐毅就从齐国和魏国到燕国来，于是起兵反攻齐国，使齐闵王被困于莒。”《贾子新书·胎教》也说：“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魏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另外《大戴礼·保傅》刘向《说苑·尊贤》也大致相同，只是“以齐、魏至”作“以齐、赵至，下面还有“苏子、屈景以周楚至”几字。这里除将“魏”作“赵”有误外，其余很难考证， 又刘向《说苑·君道》说：燕昭王重用郭隗后三年，苏子听说后从周归于燕，邹衍听说后从齐归于燕，乐毅听说后从赵归于燕，屈景听说后从楚归于燕，这四位贤人都来燕后，果然使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还有刘歆《方士传》也记载此事，说“邹衍在燕国，使一些诸侯甚为畏惧，以至于很有礼貌地迎接他。” 《汉书·艺文志》班固也自注说：邹衍“为燕昭师。”不仅如此，善于对古人记载提出疑问的王充也在《论衡》中多次谈到此事。如：《别通篇》说：“燕昭王为邹衍执帚扫地而相迎。”《超奇篇》说：“若是能遇到前世的燕昭王，那么长生（人名）也就可以受到邹衍那样的宠信了。” 对于以上这些材料，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邹衍曾仕燕昭王。邹衍为燕昭王师，这不是司马迁一个人的主张，《史记》如此记载，是有可靠依据的。而不存在是司马迁误记的问题。以上所说，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再者，邹衍为燕昭王师，从年龄上来看，也是合乎情理的。邹衍在燕王喜四年仕燕，为公元前 251 年，约于死次年即公元前 250 年。若他此时 70 多岁，上推至由齐入燕，在燕昭王的公元前 286 年，其间相隔约 37 年，即邹衍为燕昭王师，也就约为三十五六岁。因为燕昭王求贤心切，而邹衍名气很大，所以燕昭王师事邹衍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节 邹衍的五行相胜说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为燕昭王称北帝制造舆论 一、 衍在燕著《主运》 关于邹衍的著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说有《邹子》49 篇，又说有《邹子终始》56 篇，合起来是105篇。但是都失传了。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引《历志》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则昭帝时猶有传习者。”即是说在汉昭帝时邹衍的著作还在流传。到《陏书·经籍志》不见著录，可见已经失传。邹衍著作虽然失传，但一部分还保留在战国诸子的文集中，如《吕氏春秋·应同》等。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邹子》一卷。 邹衍在燕著《主运》。《主运》为《邹子》书的一篇，内容是讲邹衍历史观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蝎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 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说：“邹子所着的书有《主运》一篇。” 《史记集解》引用魏人如淳的话也说：邹衍的著作有《主运》一篇。讲“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所以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 1982年 11 月出版］认为，“主运”为邹衍邹奭的理论：“所谓‘主运’是傅会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互克制的道理，以成为统治者‘受天命而为天子’的理论根据。这一学说的兴起，当然不会很晚。到战国中叶，齐人邹衍、邹奭，更把它系统化了。” 《史记·封禅书》说：邹衍及其门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到秦始皇称帝而齐国人将它上奏朝庭，所以秦始皇采用这种学说。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这些燕国人而形成的方仙道，主张人死形体腐烂，变成鬼神的事。邹衍正是用阴阳《主运》的学说，取得诸侯的信任而而尊显于世，从而使得燕、齐海上的方士传播他的学说，然而又不能变通，使得那些怪异阿谀苟合人，大行其道，而不可收拾。这里强调的是邹衍及其学派著了《终始五德之运》，而邹衍则是用阴阳《主运》的学说，获得诸侯的信任才有尊显的地位。后来邹衍的学说得到秦始皇的任可，这更使得它影响了燕国齐国的方仙道，形成相当大的势力。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附邹衍著书考》认为“此《邹子》四十九篇传于燕齐海上之方士，而尤盛于燕也。” 王梦鸥著《邹衍遗说考》（1966 年 3 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4页说：“历来读者皆从大处着眼，不把‘主运’看着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记事并非玩弄‘笔法’，则其于邹衍遗说中独标‘主运’之名，且载明是在燕国作的，便不能不认有特殊的含义。尽管在邹衍遗说的体系中‘主运’与‘终始五德之运’是一个系统的叙述，但与‘终始大圣之篇’，似宜有若干不同。关于这一点，近人钱穆以为‘终始’与‘主运’不是同书的名称，前者是依‘五行相胜’的原理，后者是依‘五行相生’的原理。 从这里我们看到，钱穆认为‘终始’ 是依‘五行相胜’的原理，而‘主运’ 是依‘五行相生’的原理。这与王梦鸥之说并不一样。王说强调‘主运’是在燕国作的，有特殊的含义。与‘终始大圣之篇’不同。 古史辩五下六二一页：邹衍书，本有两种，……五德终始是‘五德之次从所不胜’的，所以说‘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是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春夏秋冬，相次用事的，如吕纪月令及淮南天文训及魏相奏议所说。 钱氏根据汉书郊祀志注引如淳之说。他认为是淳注‘终始五德之运’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火德，灭火者水，邦自谓水德。”又于‘主运’下注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也。” 第56页说：“依据上述的情景，我们认为邹衍之最大的创说：是把古已有之‘阴阳’与‘五行’两种观念合而为一，使它成为宇宙诸现象的原动力，根据这个原动力，在他一生至少写过两部书：一是小型的，五行之一年一周的终始；一是大型的，五行之从天地剖判以来一朝一代的终始。前者是王居明堂而行的时令，后者是受命而帝的制度。前者在‘阴阳消息’的原理上注意其‘相继生’的一面，后者则注重其‘相代胜’的一面。依其消息之理：有所‘消’者必有所‘息’，而‘消息’本即‘相代胜’的一种循环，也是‘相继生’的一种循环。在邹衍的学说的结构上本则具有‘生’‘克’的作用在。” 这是说邹衍写过两部书：即大小两种《终始》。小《终始》是五行按一年一周循环的，按“五行相生”的原理相推衍，在天子居明堂而行时令用的制度；大《终始》是五行之从天地剖判以来一朝一代而循环的。按“五行相胜”的原理来推衍的历史观：五德终始说。 按照“消息”的理论来推衍，“消息”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有‘消’就必然有‘息’，而‘消息’本来就是相胜的一种循环，也即是相生的一种循环。因此在邹衍的学说中本身就具有相生与相胜（克）’两方面的作用存在。 按王梦鸥的说法，《主运》作于燕国，是属于大《终始》的按“五行相胜”来推衍的，讲历史观的“五德终始”说的一篇论文。证之以燕国的历史，这个说法是合符情理的。 二、五德终始说如何为燕昭王称北帝而制造舆论？ 公元前 284 年（周赧王 31 年，秦昭襄王 23 年，齐闵王 18 年。燕昭王 28 年，赵惠文王 15 年，魏昭王 12 年，楚顷襄王 15 年。）邹衍约 40 岁，在燕，为燕昭王师。燕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韩、赵、魏，伐齐。邹衍在燕，为燕昭王主要从事什么活动呢？因邹衍是齐人，又不是武将，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战争。但他确能参与战争的谋划。他这一阶段所从事的理论著作，即是为燕昭王称北帝而制造舆论。 邹衍是个十分识时务的学者，他的五行学说，也是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的。于是他改变了在齐国所用的五行相生说，而向相反的方向推衍，成为五行相胜说，其目的是要论证燕为“北帝”。因为燕国的地理位置在北方，北方，属水；为水德。水德，将代替火德（周）为帝。邹衍是如何具体论证的呢？ 《准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这是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所谓五德，是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按照五行相胜与朝代的盛衰更替相附会。即每一个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历史的发展是按五行相胜说顺序，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他认为虞舜一系的国君属土，按五行相胜说，木克土，所以取代它的朝代的君主夏禹即属木德；因为金克木，所以取代它的朝代的君主商汤（殷王）即属金德；因为火克金，所以取代它的朝代的君主周文王属火德。 《吕氏春秋·应同》说：“黄帝的时代，天先看见大蚯蚓、大蝼蛄，黄帝说：‘土气胜！’土气胜，所以颜色崇尚黄色，这是因其以土为法则的缘故。到夏禹之时，出现树木杂草到秋冬时仍不枯萎，夏禹说：这是‘木气胜’。木气胜，所以” 颜色崇尚青色，这是因其以木为法则的缘故。到商汤之时，天上出现大火，有赤色的乌嘴上含着红色的书落在周社，周文王说：这是‘火气胜’。火气胜，所以颜色崇尚赤色，这是因其以火为法则的缘故。这段有名的材料，正是如此论说历史的。它是邹衍的思想的如实反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引《邹子》与《吕氏春秋·应同》一说“虞土”，一说黄帝属土。表面上有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虞舜是黄帝一系的君主（据《国语·鲁语上》9、《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而《应同》正是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均看作属土的。 在这里邹衍认为，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木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这与上述《准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之说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邹衍还进一步说：“代火者必将水。”代替周朝而兴起的必然是“以水德王”的朝代。燕在北方，当属水德，立为“北帝”将代周朝而统一天下。邹衍还说，如果燕昭王犹豫不决，不理会燕昭王将应水德而兴，统一天下的将是属土德的君王。这里面属土德的君王，不一定是“中帝”赵国的君王，而可能是指黄帝的后裔齐国的君王。 《吕氏春秋·荡兵》中还保存着五德终始说的观点：“黄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或者这即是邹衍的遗说的一部分。 宋代王应麟撰《通鉴答问》卷二认为，“五徳之运始于邹衍，古未之前闻也。” 这是说五德终始之说是邹衍的发明，前人从来没说过的。秦始皇采用了邹衍的学说，认为秦为水德而崇尚黑色。到汉文帝十三年，公孙臣说汉当为土德，第二年有黄龙的祥瑞出现，于是采用汉为土德之说，讨论如何改变服饰的颜色。汉武帝太初元年，制定色尚黄，计数用五，这说明汉用土德之说。 后来每朝每代都有关于其所属之德的议论。其影响所及颇为深远。这里不必祥述，而关于五德终始之说，大体上有两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之二说，“五徳，邹衍以相胜为义，刘向以相生为义。”即是说邹衍主张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胜说，而刘向则主张以五行相生说。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我们前面已作了叙述，这里介绍一下刘向的五行相生说的五德学说，这就是《汉书?律历志》卷二十一下《世经》有祥细记载的古帝德： “太昊帝《易》曰：‘炮羲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羲继天而王，为百姓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羲氏’。……” “炎帝《易》曰：‘炮羲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且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黄帝《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少昊帝《考德》（‘考五帝德之书也。’）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 “颛顼帝《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 帝喾《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 “唐帝《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 “虞帝《帝系》曰颛顼生穷禅，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处虞于之，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让天下於禹，使子商均为诸侯。即位五十载。” “伯禹《帝系》曰两面，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为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成汤《书经·汤誓》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 武王 《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 “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 我们将以上记载简而言之即是：炮羲氏即伏羲氏为木德；木生火，继之而王的属火德的炎帝神农氏；火生土，继之而王的是属土德的黄帝轩辕氏；土生金，继之而王的是属金德的少昊金天氏；金生水，继之而王的是属水德的颛顼高阳氏；水生木，继之而王的是属木德的帝喾高辛氏；木生火，继之而王的是属火德的唐帝陶唐氏；火生土，继之而王的是属土德的虞帝有虞氏；土生金，继之而王的是属金德的伯禹夏后氏；金生水，继之而王的是属水德的成汤，即商汤；水生木，继之而王的是属木德的周武王；木生火，继之而王的是属水德的汉高祖刘邦。 三、邹衍五行学说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邹衍在齐主张五行相生说，在燕则主张五行相胜说，从表面上看，他以上下不定，变化莫测的怪异的语言，以此取得当世国君以作为老师的资格。即《后汉书·杨雄传》所说，“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实际上他的学说既包含了五行相生说，同时又包含了五行相胜说。他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学说统一于一身。这正是他比前人更高明的地方。邹衍在阴阳五行说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五行说发展看，先是如《洪范》的“水火木金土”的没有相生相胜的排列，后有《管子》的《四时》、《五行》等篇的五行相生排列，而五行相胜，虽在《周书·周祝》：“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火胜金”、“水胜火”；《孙子·虚实》《墨子·经下》：“五行母常胜”等有所萌芽，而系统地论述五行相生说与相胜说，达到矛盾的统一，则更是邹衍在五行说发展史上的贡献。它使其同时代以至秦汉时代的阴阳家与儒家都受到深刻的影响。 邹衍还将五行说引入人类社会，形成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这个变化不是发展，而是循环。他把历史发展的原因说成“五行相胜。”这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 但邹衍主张“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这是在政治上反对保守，主张变革的进步思想。他的学说论证了周王朝的必然灭亡，新的王朝必然取而代之，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需要的。因此邹衍才受到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礼遇。邹衍的学说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以后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奉天承运”的理论根据的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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