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文书残纸

 

 

    《楼兰文书残纸》，新疆罗布泊古楼兰古城在历史上的情况，我国史籍《史记》、《汉书》不绝于书，但是自东汉以后就缺乏记载，目前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主要是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城址及其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在楼兰获得的大批资料，其中主要是魏晋时期的木简残纸文书资料。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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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古城”为何不复存在

   

    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地区，昔日曾是绿草遍地，人往如织的繁体故城—楼兰。
    有关楼兰的记载，最早见于我国西汉中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楼兰、姑师邑有郭，临盐泽。”还说它“出玉，多葭苇、怪柳、胡杨、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其实，司马迁没去过楼兰，他是根据他同时代的大使节张骞的报告写的。张骞一生三次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很熟悉西域各国的情况。
    当时，楼兰古国由于地处丝绸要道，加上水土肥美，曾经盛极一时。
    匈奴是汉朝西北最大的敌人。为争夺西域疆土，汉朝同匈奴进行了长达七八十年的战争，楼兰首当其冲。这种争夺曾一度白热化。直到公元前77年，大将霍光派傅介子刺杀了楼兰国王，另立其弟为王，迁都伊循城。楼兰古国改名为鄯国。此后，楼兰一直都是汉王朝的西域重镇。东汉，班超曾活动于此；三国，鄯善属魏；西晋，封鄯善王为归义侯；5世纪，名僧宋云曾赴鄯善，城中住着吐谷浑的宁西将军。
    然而在公元4世纪以后，这个古城王国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它再也没有进入任何文献记载。到了唐代，疆域空前辽阔，唐代大军到达西域时曾经寻找过楼兰，可是没有找到，它从此消失了。只存在于边塞诗人们的想象之中。
    神秘的面纱
    1274年，大探险家马可·波罗沿古丝绸之路东来，也没见过楼兰古城，看见的只有莽莽黄沙。楼兰到底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它不翼而飞了？
    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向东，到达孔雀河下游，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他的向导是维吾尔族农民爱尔迪克。
    3月27日，探险队到达了一个土岗。这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斯文·赫定发现他们带来的水泄漏了许多。在干旱的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死亡。
    他们于是去寻找水源，却又发现携带的铁铲丢失了。向导奉命回原路寻找铁铲，途中，遇到了强烈的风沙，风沙迷住了爱尔迪克的眼睛，他只好先躲起来。待风沙过后，他睁开眼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一座古城出现在他的眼前：有城墙，有街道，有房屋，甚至还有烽火台。爱尔迪克恐怖极了，他以为看见的是魔鬼的宫殿。他匆匆地在城市中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拾了几枚古币，背了两块精美的雕花木板，向斯文·赫定的探险队赶去。
    爱尔迪克的发现使斯文·赫定激动得差点晕过去。他知道，这一定是考古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由于没有水，斯文·赫定不得不离开这里。他决定第二年再来彻底考察。
    1901年2月，斯文·赫定带着充足的水和食品又来到了这里。他发现，这里是一座被人们遗弃了的古城，而原先，曾经有过相当的繁华。
    斯文·赫定在这里发掘了大量文物，包括钱币、丝织品、粮食、陶器、36张写有汉字的纸片、120片竹简和几支毛笔……
    斯文·赫定回国后，把文物交给德国的希姆莱鉴定。经鉴定，这座古城主是赫赫有名的古国楼兰，整个世界震惊了，随后，许多国家的探险队随之而来……
    经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楼兰古国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了。
    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组织了楼兰考古队，开始对楼兰古城古道进行调查、考察。在通向楼兰道路的孔雀河下游，考古队发现了大批的古墓。其中几座墓葬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圆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外形像一个大太阳，不由得让人产生各种神秘的联想。它的含义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謎。
    木棺中还保存了几具较为完好的楼兰女尸。这些“楼兰美女”脸庞不大，下颏尖圆，鼻梁高、眼睛大，双眸微闭，体态安祥，她们的头发浓密微卷，散披肩后，充满了青春气息。头上戴有素色小毡帽，帽缘缀红色毛线，帽边插几支色彩斑谰的雉翎。女尸裸体，周身裹着毛织布毯，以骨针或木针连缀为扣，脚着短统皮靴。墓中出土木器、骨器、角器、石器、草编器等器物。木器有盆、碗、杯和锯齿形刻木。
    考古大军进驻楼兰，打破了古城禁锢于沙漠、隔世千年的宁静。经过多天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发现这是一座大致呈方形的古城：东西长约335米，南北长约323米，总面积约为108240平方米。城墙采用夯筑法建造，在厚度80厘米的夯土中夹压芦苇和红柳枝。这是一种典型的汉代筑墙方式，敦煌附近的汉长城亦如此。在南北城墙的中段各有一个缺口，大家推测这可能是城门的位置；在西城墙的中部也有一个缺口，缺口两侧还有两个突出的土台，可能是城门及附属建筑，但因风蚀严重，已无法判定其本来面目。
    在楼兰城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石砌渠道遗迹，与城外的河道相连。渠道上残留有许多水螺壳，这表明古渠道曾是淡水通道。以古渠为中轴线，古城被分割成东北和西南两大部分。东北部以佛塔为标志，西南部以土块垒砌的三间房为重点，散布着一些大小宅院。佛塔残高10.4米，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物。外形如同覆钵，与古印度佛塔相似。塔基为方形，每边长约19.5米，塔身为八角形，用土坯夹木料垒砌而成，中间填土充实。塔顶为圆形，直径约6.3米。塔身的木方外缘残留雕刻纹饰。在塔基与塔身之间，南侧有供攀登的土坯阶梯，宽约0.3米。在附近，人们还发现了木雕坐佛像饰有莲花的铜长柄香炉等物品。佛塔南面有一片大型建筑遗址，地面上有许多错乱放置的粗大木材。这些木材都经过加工，或有整齐的榫孔，或有流畅的旋形纹样。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都曾在此发现各种精致花纹装饰木板和木雕佛像。大量的文物再现了楼兰昔日的辉煌。城里发掘出了大量文书及木简；既有汉代的五铢钱，也有贵霜帝国的铜币；既有汉代的丝织品、绢网，也有波斯的壁画；甚至有希腊、罗马及以雅典娜为图案的工艺品；还有各国的陶器和漆器。
    这一切都显示了楼兰在古代的中西方交通、交流及商贸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楼兰城中最显眼的建筑遗迹，是西南部的“三间房”遗迹。这是楼兰城中用土垒砌的惟一现存的建筑踪迹。它位于城中稍偏西南，东北紧靠古渠。现存布局看似门形，东西两墙尚存红柳夹芦苇的墙壁和房基木。考古人员在三间房最东间清理出织锦、丝绢、棉布和小陶灯等物，并且还发现一件比较完整的汉代文书。从文书的内容来判断，这里应是官署遗迹。
    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无不被楼兰城俯拾即是的文物所震动。呈现在眼前的石、陶、铜、铁、丝等类器物，都在无声诉说着楼兰的昔日文明和沧海桑田。
    让我们设想一下昔日楼兰的辉煌吧：
    不同风格的华丽的建筑比比皆是，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不同国家的语言此起彼伏，一拨拨的驼队来来往往，商人们携带着大量货币寻找着没有客满的旅馆，中国的军人们许多是在恣情纵酒和大发牢骚，因为这一派和平的热闹景象似乎显示他们的多余……
    然而，这一切都去得那么仓促和突然，它似乎在极其短暂时间内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什么使这个繁华的古城陡然之间变为一座空城，随即被掩埋在厚厚的黄沙之下呢？
    逝去的文明
    楼兰消失后的千百年来，多少人曾神往那古堡的建筑，倾慕那古城的绿水环绕。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深入那无边的不毛之地。但是呈现在这些人面前的只是那白骨遍野的戈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茫茫黄沙，以致多少人魂断楼兰，葬身于茫茫积沙之下。古城楼兰神秘的面纱，随着历史的积淀和探险者的一去不返，更显得幽深莫测。
    千古沉寂的楼兰古城，在呼啸的沙暴狂风中更显得荒凉。那成批出土的古物，则又显示着古城昔日的辉煌。但是，繁华的楼兰古城如何变成今天的荒凉戈壁，人们都在思索着。
    源源不断的考古大军开赴楼兰，唤醒了沉睡的古城。目不暇接的古物资料不仅勾勒出楼兰人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还反映了楼兰与内陆文化交流的情况。正是借助这些实物资料，人们得以了解楼兰的社会和物质生活。
    4000年前的楼兰女尸的出土，表明楼兰人早在史前时期就生活在罗布泊地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绿洲文明。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开始经营西域，楼兰王国逐渐丧失其相对独立的地位。楼兰国在公元前77年被汉朝征服，接受汉王朝的统治。此后，楼兰改名为鄯善。东汉时，汉朝政府以楼兰城为西域长史府，设西域长史及属吏，负责处理该地区的军政事务。大批通行证件和中央给鄯善国王的诏书说明，这时的楼兰是受中原王朝控制的一个封建城邦。楼兰故城出土的汉文木简和文书的纪年多数集中在270年前后，这些文书主要是当地行政机构和驻军的各项公文及公私往来信件，内容比较丰富，从中可以看出楼兰城的驻军概况和各屯区农业生产、水利与生活的一些情况，可以了解到楼兰城内生活的有关情形，如城内设有仓库、客馆和医院。有制造铁工具和兵器的手工业，有以谷物丝帛作价的商业活动。此外，文书中还记录了一些有关城内居民与户口、法律等方面的情况。
    考古发现还表明，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经著名的敦煌，再西行至楼兰。楼兰的确是中国对外交流的枢纽和前哨。它在当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国际性中转城市。中国客商到这里，便可选择不同的道路前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再前往长安。丝绸之路贸易给这个王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经济繁荣又推动了楼兰人的文化生活的提高。他们已开始用文字表述自己的语言，广袤疆域内林立的寺院充实了楼兰人的精神生活，荟萃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精美绘画和雕刻品给楼兰人带来了高度的艺术享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绿树环绕、水流清澈的可人绿洲，一个丝路商旅翘首以望、寄托情思的贸易中继站，一个楼兰人世代眷恋的家园，却在公元4世纪以后，突然人去“楼”空，成了一座黄沙覆埋的废墟。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昔日盛极一时的古国突然消亡了呢？
    从楼兰古城遗址得到的汉文简牍中可知，楼兰士兵的口粮呈现渐次减少的趋势，甚至有“宜渐节省使相同周接”之语。导致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水源日益不足。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不少关于用水紧张、不能下种，要求配水和水源严格控制的记录。这些都表明4世纪罗布泊地区的自然环境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楼兰人曾经顽强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过斗争，但最终仍不得不放弃他们心爱的家园。漫漫黄沙遮盖了昔日绿洲上的城市，一个辉煌了很久的文明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而楼兰人迁居何处？谁又是其后代呢？仍然是一个謎。
    楼兰的遗民
    早在2100多年前就已见诸文字的古楼兰王国，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中转贸易站，当时曾是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然而，公元500年左右，它却一夜之间在中国的史册上神秘消失了，众多居民也同时“失踪”。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多年来这一直是个难解之謎。
    1998年春节过后，忽然从新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人们在大漠边缘的米兰，发现了原属楼兰王国臣民的古罗布泊人后裔!他们真是謎一样的“楼兰遗民”吗？
    翻开中国地图，在新疆南部，有一块布满黑点的硕大空白区。这里没有城镇村落的圆点，没有河川溪流的绿线，甚至没有山陵沟谷的等高标志，这就是特大的荒漠—罗布泊湖畔。
    楼兰王国为西域36国中的闻名古国，立国700余年。它国力强盛时期疆域辽阔，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园”，有人口1400万，可谓是一泱泱大国。汉朝曾在此设西域长史府。三国、两晋时，划归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管辖。
    深居欧亚大陆腹地的楼兰王国，为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驼队从这里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带到西方，再把欧洲的黄金、玻璃器皿和银器带到东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西方文化荟萃之地。这里不仅楼兰人自己开创了楼兰的历史，形成了灿烂的罗布泊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连结和传播了古老的黄河文化、恒河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据史料记载，2000年前，罗布泊湖滨的楼兰王国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境内的森林茂盛，鸟禽翩翩。公元3世纪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的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改道南流。楼兰绿洲因得不到水源灌溉，绿洲被沙漠吞噬，草木枯死，部分人口迁移。加上公元500年左右被零丁国所灭，楼兰王国最终神秘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研究员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废弃于20世纪20年代的阿不旦渔村，便是古“楼兰遗民”的最后聚集地。据考察，罗布泊古海面积有2万平方公里。昔日碧波万顷，水草连天，鱼虾肥美，水鸟密布。杨镰认为，在罗布湖泊湖畔，始终生活着一支以渔猎为生的民族，他们是随着罗布泊的不断“飘移”而转到这里定居的，他们在此至少生活了200年，是“楼兰古国”的最后遗民。
    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世界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都到过阿不旦渔村，并雇佣村民寻找古城遗址，他们受到罗布泊首领昆齐康的热情接待。随后，尽管一些中外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楼兰王国遗址，并发现大量文物及号称“楼兰美女”的干尸等，但除了阿不旦渔村的村民外，人们再没见过楼兰王国的任何遗民。所以，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神秘的阿不旦渔村，就是古楼兰遗民的最后聚集地。
    那么这个渔村后来是如何废弃的？人们为何要离开自己美丽的家园远走他乡？他们到底去了哪里？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在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米兰，人们见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三位百岁以上的老人：乌兹曼尼雅子、亚森尼雅子，以及热合曼阿不拉。
    据乌兹曼尼雅子老人讲，当年他们居住的阿不旦渔村，是罗布泊西南岸、靠着米兰河的一个渔村。村民们经常乘着用胡杨木凿就的独木舟沿米兰河北下，到罗布泊去打鱼。当时，阿不旦渔村的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几乎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他们依靠捕鱼和猎杀野鸭为生，并将多余的鱼鸭晒干贮存。除此外，他们还放牧，以羊为主，也有牛。但买牛放养一段时间后便成了“野牛”，要经过狩猎才能吃上牛肉。
    最让这位老人难忘的是当时他们捕获最多、最爱吃的新疆大头鱼。他说这种鱼头较大，头扁平，身体达40～50公斤，行动十分威猛。这种鱼肉质丰腴可口，炖出来的汤白得像牛奶，肉像豆腐，颤巍巍的十分诱人。据有关专家介绍，新疆大头鱼曾是生活在喀喇和淖、喀喇库勒以及阿不旦渔村等地的古罗布泊人的主要食粮。这个“大家族”因为当时不吃五谷，只靠捕鱼过日子，所以被称作“吃鱼民族”。
    另外两名“楼兰遗民”热合曼阿不拉和亚森尼雅子介绍，他们的祖先当时吃大头鱼不用油盐，只有清水煮着吃，有时也从一种叫香浦的植物上采浦草花粉熬汤一起喝。因为这种汤营养和保健价值很高，以至当地出现了不少百岁老人。后来这种土著鱼种逐渐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尤其一些西方探险家到罗布泊考察后，使新缰大头鱼的美名一下就传到了国外。它的食用和科学价值，被传得像《西游记》中的唐僧肉一般。
    乌兹曼尼雅子记得他小的时候，罗布泊湖水波连天，一望无际。经常能看到成群的鹅鸭在碧湖里嬉戏，鹤鹳游涉水沼觅食。每当春秋转移之时常有几百种候鸟在这里栖息。后来同于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和塔里木河改道，罗布泊湖干涸，阿不旦渔村捕鱼日见艰难。他18岁那年，一场罕见的瘟疫袭击了整个村庄，全村100多户居民被迫全部迁往阿尔金山脚下的米兰、若羌、洛浦等地。这场“突然袭击”，使这个“桃花源”似的阿不旦渔村，最终彻底荒废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每年七八月间，阿尔金山冰雪消融，泛滥的洪水在沙漠里冲刷出一条条淤泥地带，年长日久生长起一片片胡杨林；丛生茂盛的矮芦苇、红柳、骆驼刺一类的沙生植物，构成一块块与黄沙竞存的方圆数公里的“绿色飞地”。这些古罗布泊人后代，为了活命，率领妻子儿女，赶着牛羊，骑着骆驼逃离疫区后，就在这些“绿色飞地”上定居了下来。他们远离尘世，过着极其封闭的生活。
    罗布泊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不谙稼穑。所以在大漠上种粮生存，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饥饿的严重威胁，逼着他们在一块块“飞地”上拓荒种粮。这些“楼兰遗民”回忆说，那些日子简直不堪回首。开始禾苗常被风沙掩埋，有时天一下雨地上就出现一层白花花的盐碱，且这层“外壳”坚硬无比，庄稼根本无法成活。不过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在找水、挖渠、开荒、播种、防沙、治碱等方面，终于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经验。他们历尽艰辛后，苞谷、小麦等先后试种成功。在这块荒漠上，人们像生命力极强的胡杨一般，历经风雨总算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这些“楼兰遗民”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他们对客人非常热情，日子再艰难也要倾其所有来款待。隆重些的还要从几里外邀来邻人，夜晚燃起篝火，烤上整只肥羊。女主人穿着缀着闪闪发亮的银元扣饰的“葵尔拉史”(有领无袖的连衫裙)，不停地周旋在客人之间；男主人弹起沙枣木和羊肠线制作的热瓦甫，唱着悠扬的民歌向客人祝福。男男女女围着篝火吃喝、跳舞，通宵达旦。
    严酷的沙漠生活造就了他们高大强健的体魄、勇猛犷悍的性格和崇尚勇武、富于牺牲的精神。这些来自阿不旦渔村的“楼兰遗民”，年轻人只身敢与大漠上凶猛的野猪搏斗；七八岁的孩子就敢外出放羊；八九十岁的老人依然坚齿满口，须发浓黑，终日劳作不辍；百岁老人不在少数。他们长于在连绵起伏的沙丘间疾行和长途跋涉，善识足迹。
    有关专家认为，散居各地的阿不旦渔村民，是本世纪探险史的主人和证人，而他们大多已是百岁，对他们的专题考察已迫在眉睫。值得庆幸的是，目前一些科学工作者、考古学家和新闻记者等，已赶往该地区考察。也许在楼兰神秘失踪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也许还会有石破天惊的新发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劫掳的圣地
    西出玉门关，沿着断断续续的疏勒河前行，映入眼帘的是灰褐色的戈壁，这片长达千余公里，宽约400公里的广漠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大沙漠之一。人们叫它“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西方冒险家称它为“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群山环抱，四周的天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长年覆盖着积雪。夏日消融，雪水下流，汇聚成一道流入沙漠的河流。河流流经的地方，肥美的绿洲星罗棋布。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在这些绿洲之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国，形成了沟通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由敦煌以后分为北、中、南三路。除此三条干线外，又有若干条支路。
    丝绸之路历经沧桑，时兴时衰。到明代，由于封建王朝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丝绸之路终于被废弃。然而，在丝绸之路的故道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居民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埋藏在沙丘中古代财宝的种种传闻和轶事。
    在本文开始所介绍的，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以来，楼兰便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楼兰古物也成为各国冒险家激烈争夺的对象。
    继斯文·赫定之后，更多的西方“探险”者纷至沓来。1996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先后两次对楼兰及周围遗址进行了大肆盗掘，出土的各类古物包括汉代丝织品、建筑构件以及大批汉文、卢文、粟特文的木简残纸，皆被他席巻而去，其中有不少珍品至今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人桔瑞超，他在楼兰掘获了大批魏晋时期的汉文、卢文森简残纸。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他这次发现的。李柏其人见于《晋书·张骏传》，前凉时期任西域长史。这件文书的发现为了解前凉如何经营西域，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但桔瑞超未能准确记录文书的出土地点，以至关于这批文书的发现地点之争至今仍在继续。1910年桔瑞超经俄国进入新疆，重访罗布泊西岸，再次获得大批楼兰古物。
    与此同时，俄国人也加入到争夺楼兰古物的行列中。1909年，俄国人奥登堡来亚考察，1910年2月下旬抵达罗布泊地区。据说，奥登堡在楼兰曾与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尔相遇，但是，至今没有见到他们在楼兰考察的报道，无人知晓他们究竟掠走了多少楼兰古物。
    1927年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计划开辟柏林—北平—上海的航线，委托斯文·赫定再次对楼兰地区进行考察，但遭到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使德国人的计划一度搁浅。后经刘复等人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义出面交涉，于同年4月26日中德双方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合作双方协定，各项经费由斯文·赫定负担，考察标本须交中国方面保存，考察报告也要在中国出版，后来虽未完全执行这些规定，但中国学者抵制外来文化侵略的爱国精神值得后人称道。
    实地考察从1927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3年。这次考古的主要收获是楼兰东郊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除此之外，中国学者黄文弼还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土垠”遗址，该遗址后被认定为汉代居仓故址。                                                            （佚名）

 

 

相关资料   
魏晋木简、写经

   属于魏晋时代的木简，大多数是从古楼兰遗址，所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为斯坦因等及我国西北科学家考察团先后在楼兰故址及其周围的地区内发掘出甚多的木简。 
　　这时的书迹与前代的简牍书比较，就是带有波折的隶书，几乎完全灭绝，而行揩、行草、草书为多。从其遗迹中可以充分证明现代传世不多的魏晋法帖或墨迹，如钟繇宣示力命、陆机平复，以及王羲之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证。魏晋时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灾难深重。于是灵魂不散、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佛教得以大为流行。开窟造像、镌刻铭记和颂扬佛教的丰碑应时而起，写经祈福的活动盛极一时，这些活动客观上给书法的普及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外，北魏龙门造像铭的镌刻、规模巨大的泰山《金刚经》等，也都给书法艺术发展史留下珍贵的遗迹。 
    在我们所熟知的纸张发明前，简牍是人们最常用的文字载体之一。在3 千年前的甲骨文、金文中屡见不鲜的“册”字便是把若干竹木简用绳编联的形象。虽然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的,但最保守地估计,以简牍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人们俗称之为“简牍时代”。
　　与简牍同时并用的还有帛书。但由于它比较昂贵，通常只用于抄录重要的书籍和文件，而不像简牍一样广泛流行于社会，同时也不像简牍般地大量再现于现代考古。
　　当然简牍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也都曾有过使用木质书写材料的历史。已见实物出土者如日本奈良的平城宫木简，韩国咸安城山的山城木简，英国文德兰达出土的罗马时代木简，意大利的庞培、海尔卡拉姆及瑞士的文德奈萨木简。因为英国的文德兰达木简出土地点与中国居延汉简的出土环境类似，同属于屯戍遗简，故被我国学者称之为“英国的居延汉简”。　首先拉开中国近百年简牍大发现序幕的是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和斯文·赫定。1900年，斯坦因经印度政府批准开始进行中亚考察，其中涉及我国的考察有3次。第一次考察始于1900年5月, 1901年1月抵达尼雅并发现40余枚汉文简牍及524枚卢文木牍，这是20世纪简牍百年发现史的起始。第二次考察始于1906年4月， 1907年深入敦煌，发现1千余枚简牍。斯文·赫定曾进行过两次中亚考察，其中第二次始于1899年，在1901年至楼兰发掘时，获36张汉文纸文书及120枚木简。
　　此时关注中国简牍的还有日本的大谷探险队。该队于1908年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1909年抵达新疆库尔勒。考察队年轻队员桔瑞超在前往楼兰古城途中，于该城西南50公里处意外发现了海头故城（当时曾误认为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故城），获得木简5枚，纸文书39件，因所载内容与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有关，俗称“李柏文书”。 
　　上述外国人发现简牍的考察报告见于斯坦因《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尽报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文·赫定《1898—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及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等。虽然这些考古发现的功绩被冠以外国人之名，而就这些发现整理成就卓著者当属国人王国维与罗振玉，其所著《流沙坠简》至今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外国考察队在中国发现的数批重要简牍，已被悉数掠走。
　　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居延汉简”，但这批珍贵的实物却因战火而辗转海内外。
　　1927年，中国与瑞典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当年，中方团员黄文弼于额济纳河畔的葱都尔捡得汉简数枚，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1930年，考察队再次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瑞典籍团员贝格曼率队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及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约60公里间，共对32处遗址进行发掘，开挖了586个坑位，其中20处463个坑位共出土简牍1万余枚。由于这是20世纪上半叶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曾震惊海内外。但简牍的整理、收藏却屡遭磨难。
　　1931年5月，万余枚珍贵简牍运抵北京，最初是由中国学者马衡、刘半农及瑞典学者高本汉、法国学者伯希和进行清理。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劳干、向达等学者先后加入。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清除附土，按出土地点进行编号、拍照及做初步释文。此时，日寇侵略之战火已逼进北京，简牍整理工作被迫暂停。日寇入侵时，汉简的原版照片两次被战火所毁，幸有马衡和劳干各自保留的不完整的照片尚存。
    为保存简牍实物，在沈仲章、徐森玉、蒋梦麟、袁同礼、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居延汉简终经天津、青岛转运至香港，暂藏于香港大学。1940年，这批简牍再远渡太平洋运至美国，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由胡适经手，居延汉简运至台湾。1999年我曾赴台访问，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见到了这批历经劫难的简牍。令人欣慰的是，其保存状况良好。
    然而居延汉简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居延发现了万余枚汉简，但毕竟那时的考古发掘条件有限，不可能穷尽那一带的地下古代遗物。因此，当时光进入到70年代，再次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72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部门组成的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开始了全面的考古调查。1973—1974年间，考古队分别对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关等3处不同类型的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19000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1976年，该队又对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开展调查，获木简173枚。1982年再赴甲渠候官遗址复查时，获简20枚。上述调查与发掘先后历时10年。
　　与半个世纪前居延汉简的发现相比,这次考察的范围更广,重点发掘的遗址皆按严格考古规范进行,每个考古挖掘点都划出探方,在文物出土的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都取得了系统资料。这不仅有利于对简牍的整理、研究，亦对再现汉代烽燧的面貌，提供了远比以前清晰和准确的资料。
　　为了有别于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整理者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称之为“居延新简”。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内容为大量成册的公文。据何双全先生的初步统计，成册者达340余，其中完整者46册，欠完整者218册，残缺较甚者80余册。
　　由于成册的简牍有许多是出于甲渠候官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第22号房舍遗址内，所发现的近900枚木简，包含从王莽天凤至建武初年间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发掘者认为此舍应为当时的档案室，否则不会如此集中地收留有这么多的公文册。
　　中国古代有两部著名的兵法著作，一为《孙子兵法》，一为《孙膑兵法》。若没有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和孙膑其人，将永远被埋没。　
    1972年4月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1号墓出土近7500枚，2号墓出土32枚。1号墓墓主姓“司马”。“司马”亦是当时一级军官的称谓。按当时以官为姓的风尚，墓主本人或为军官，或为军事爱好者，或为军官后代，三者必居其一，故随葬了许多兵书及与军事有关的占卜书。　　
    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为了结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司马迁在《史记》里载孙武是春秋时人，孙膑是战国时人。孙武有兵书13篇，即现存的《孙子兵法》，孙膑也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即《孙子兵法》）82篇，图9卷，《齐孙子》（即《孙膑兵法》）89篇，图4卷。但在《隋书·经籍志》以后再也未见《齐孙子》的记载，说明《齐孙子》至晚在隋代已失传。后人多怀疑孙膑其人及其兵法的存在，或认为孙武与孙膑本为一人。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但这一观点实际是否定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孙膑自己有兵法著作传世的记载。而银雀山竹简的出土，使失传1000余年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得以重见天日，关于两部兵书的猜疑和争论自然消散。
　　竹简本《孙膑兵法》含《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等篇，其中前4篇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可确定为《孙膑兵法》本文。第5篇以下各篇文首皆书“孙子曰”，但文体风格与《吴孙子》13篇及其佚书皆不相类，此“孙子”当指孙膑。但这些篇既可能是《孙膑兵法》本文，也可能为其佚篇。
　　一大批有关秦汉法律的竹简出土，使大学里法制史教材中有关秦汉法律的简略介绍变为厚重的篇章。耐人寻味的是，很多极富史料价值的简牍并不是出于豪官大墓，相反，凡是涉及重要制度及重大事件的史料多出自小型墓葬，而墓主生前大多为从事文秘工作的史官。 
　　以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为例，这是一座小型木椁墓，墓主名“喜”，在秦始皇时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据医学鉴定，死者年方40余岁，墓中随葬大批法律文书，正是墓主生前常用的。出土简牍1200余枚，其中《语书》一编14枚，前半部是秦南郡守腾于公元前227年四月颁布的教戒文告，告示各级官吏严守秦法；后半部列举良吏与恶吏的种种表现，号召吏员去恶从善。墓主视这份文书为座右铭，被捧在腹下右手侧。置于棺内的还有《秦律十八种》201简、《效律》60简、《秦律杂抄》42简、《法律答问》210简、《封诊式》98简等。在这些秦简发现以前，中国法制史教材中有关秦代法律制度的介绍比较简略，随着对这批秦简整理研究的深入，秦代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它为我们重新认识秦代遵循法家所倡导的“一切皆有法式”的治国理念，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亦为小墓，墓主执掌文秘，随葬简牍主要是法律文书，仅律令简就有500余枚。篇幅达200余简的《奏谳书》是有关疑难案件的报告。另外还有汇集数学问题的《算数书》，属于兵阴阳书的《盖庐》及两种医书等。 
　　由于以上所见秦汉律令资料皆未见诸于史籍，它对探讨中华法系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已引起国内外法学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荆楚出土的战国竹简古籍，多为迄今所见最早版本，其篇章结构、次序及行文与今本有显著不同。以往楚墓出土的竹简大多为随葬品清单——遣册，近年的发现却有较大突破，许多墓中都出土了不少与研究哲学思想有关的战国古籍，其中较典型者为郭店楚简。
　　这批简出自湖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墓位于南距楚古都纪南城约9公里的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楚国贵族墓地群中，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从遗存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的形态及纹饰看，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墓中出土竹简804枚，字体有明显的楚系文字特征，典雅秀丽。所含古籍有2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为儒家学说，其中不少与今本的篇章结构及次序有较大差别，文词也不尽相同。如简本《老子》甲、乙、丙3种，不同于已知的各种传本，所据本当更早，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期道家的源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简本《缁衣》内容与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相似，但章序有较大差别，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两相比照，简本所据显然较今本更原始，从各章间意义的关联看，简本章序也比今本合理。 
　　1994年初，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1200余枚战国楚简，内容涉及80多种古籍，含儒、道、兵、杂诸家学说，其中多数为佚书，少量见于传世本。据说其中《易经》是迄今所见最原始的版本；《诗论》谈及孔子对诗歌的见解，亦未见传世本。还有一些诗歌风格与《诗经》相似，但非《诗经》，很值得研究。有关彭祖的言论，不少属首见。
　　从其内容看，这是一批异常珍贵并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简牍，但由于它们是因盗掘流失，而非出自严格考古发掘程序，不仅出土时间和地点都不明确，而且其本身所蕴含的大量考古信息也都丧失了，这让目睹这批珍贵简牍的学者都备感伤心和遗憾。所幸这批简与郭店楚简内容有相同之处，二者尚可相互参照。
　　80年代末，我曾随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何双全先生驱车至河西走廊考察，听敦煌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介绍，在安西与敦煌交界处的公路边有一处遗址，不时有零星简牍出土。我们赶到时，尚见箭镞及五铢钱暴露地表。遗址位于一山口扇面形坡地上，因山口处有一眼泉，故地名叫甜水井，汉代时叫悬泉。1990－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 
　　　遗址规模较大，主体及附属建筑占地达22500平方米，这是汉代的悬泉置，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重要驿站。发掘出土遗物7万余件，大多为小件残损者，最常见的是生活、生产用具及陶片、麻纸、皮革、丝织品等，而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简牍，总计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即有23000余枚，以木质简牍为主，竹简很少，另有制书、纸文书及墙壁题记。
　　　据简文内容显示，悬泉置设有置、传舍、厨、厩，设啬夫各领其职，是建立在河西丝路要道上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行政建制相当县级。由于简牍中保存了大量的通行证“传”，过往人员的基本状况便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记录在案的通过驿站的人员首先是西域诸国使者和宾客，他们频繁往来于本国与长安之间，队伍庞大，费用开支甚巨。另外还有因公赴敦煌或西域的中央朝廷、各地政府官员、公务人员等，而数量最多的是商人及流民。据简文所见，从长安而来者，皆经中央朝廷审批；从敦煌出发东行者，至少经郡太守批准。简文中还有大量的诏书及各级官府的通行文书、律令、司法文法、簿籍、私信及典籍等。从简牍中可以看出，凡过往人员可按官职级别乘用传车及享用膳食。
　　由于简帛皆为当时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尤为珍贵，并可纠正传世古书中的诸多错讹。 
　　在使用简牍的年代，还时兴以精致的素帛抄写典籍，以体现使用者和收藏者的高贵身份与地位。1972—1973年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汉代贵族墓群，在大量精美的漆器、丝织品等文物面世的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内容极为丰富的帛书和简牍。帛书出土于马王堆3号墓东边箱的漆盒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宽幅帛上，然后折叠成长方形，放在漆盒下层的格子里；另一种写在狭幅帛上，以长条木片为卷轴卷起，置于两卷竹简下。帛书上的文字有10余万，涉及古书40余种，内容包罗万象，包括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养生治病等。如果将这些内容写在竹、木简上，必然要占很大的空间。
　　由于简帛皆为当时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尤为珍贵，并可纠正传世古书中的诸多错讹。据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可知《汉书·地理志》所载“海曲”为“海西”之误，“祝其”为“况其”之误，“于乡”为“干乡”之误。又据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汉书·地理志》中的“池头”当作“沙头”。于豪亮先生据居延汉简所载，指出：“《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没有畔县。畔观显然是畔、观两县，后代抄书的人误抄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县了。　
　　另关于楚国的地名，史书记载较少，而包山楚简所涉及，东有邾、郯、越异等，北有下蔡、陈、新都、宜阳、鲁阳、安陵等，南有鄂、随、邓、阴、安陆等。
　　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质《地形图》和《驻军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地理学的认识及制图水平。《地形图》的主区范围为当时的长沙国南部，地图上标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等，已具备现代地图所见的基本要素。《驻军图》除标有与上述《地形图》相同的要素之外，还署明4支军队的布防、指挥中心、军事设施、防区范围等，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军事地图。
　　自简牍时代及刻版书籍广泛应用以来，史籍中不乏对简牍的记载，如公元281年在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出土有数十车竹简，计有《纪年》、《易经》、《易繇阴阳卦》等75篇，俗称“汲冢书”，这是古代简牍发现数量最大的一次。另在汉景帝、北魏、北周末年、北宋末年等，都有成批简牍出土，但遗憾的是，古代发现的简牍实物无一能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简牍出土批次与数量最集中的当属20世纪这百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百年来，中国出土简牍共100多批次，发现简牍总数在20万枚以上，其中仅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一次出土的三国吴简即有10余万枚。同样值得欣慰的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发掘出土的简牍被视为珍贵史料而被妥善保存、整理和研究。相信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类似长沙走马楼吴简的重大考古发现，还会层出不穷。而这些埋葬于地下的珍贵史料，将为现代人了解历史的细节，提供翔实际的素材。

 

    楼兰城出土李柏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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