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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草和野花 对中国来说，一九七九年远没有一九七八年重要。一九七八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而**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代表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中国的最高层和最底层分别从理论和实践试图改写中国和中国人的面貌。而一九七九年最重要的事情一是中美正式建交，二是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中美建交不过是确认之前私下里的小动作，特区也不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一个体现，远没有一九七八年那么波澜壮阔，那么影响深远。 但一九七九年是我有记忆后仅次于狗咬的另一个重大时刻：在知道爸是劳改犯半年后，我上学了。对于爸妈来说，一九七九年也意义深远：“四类分子”的帽子全部被摘掉，刑满释放就业人员也不再是“继续改造对象”。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认定过身份，也再没有戴过政治帽子。换句话说：爸真正被释放了。这一天距离他名义上的释放已经过了二十年。 如今我努力地回忆这件事情对我们家的影响，却徒劳无功。爸那时已经当了半年的老师，他坐在办公室里，屋中央的炉子上烧着刚打来的鲜牛奶。煮沸的牛奶溅出一滴落在烧红的炉盖上，吱的一声，屋里便洋溢着奶香。爸端起奶给我： “喝。” 这是奖励。因为我刚刚在三大队小学一年级算术竞赛中得了第一名。能得第一名是因为我比第二名多做对了一道题：树上有十只鸟，解放军叔叔“砰”的一枪，打下一只，树上还有几只？我天才般的在这道题的下面画了个大大的〇，且很圆。爸说： “别骄傲。以后也要这样多动脑子。”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得骄傲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没有很好地执行爸的嘱咐。我故意不舔完嘴角残余的奶皮，然后回到教室。迎着同学艳羡的饿目光，我有些飘飘然。这时候第二名走过来，看着我的嘴角，问： “你咋想到要画个〇？” 我舔完奶皮： “就你家的鸟听到枪声不飞。” 这句话显然伤害了她。她怏怏地走回去，想了一会又走过来： “孟格木，你别得意。” 我说： “我没。但我高兴。” 她说： “你画个〇有什么了不起，你爸是劳改犯。” 搁到现在，这句话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嫉妒时的精神胜利法。就如现代人常说：张三当官了有什么了不起，没看他没当上官时有多孙子。或者是：李四现在发了？没啥，丫穷的模样你还没见过呢！所以听到这样的话大可一笑而过。但当时我还是孩子，要等到中学课文里才有阿Q，所以我不懂什么是精神胜利法，更谈不上一笑而过。我的应对措施有些偏激：解开衣扣，裸出膀子，恐怖的伤疤狰狞而出。同学们啊的四散而去，这时我感到一丝真正的得意。然而第二名没逃，她走过来，仔细看了看，又用手摸了一下，像发现了什么似地，说： “红的。” 我泄了气，又添了气。泄的是豪气，添的是怨气。我穿好衣服，来到爸的办公室。爸和教导员正在说话。教导员说： “孟老师，这下可真的没帽子了。也用不着继续改造了。” 爸说： “哦。” 然后爸又说： “没啥。在这，有没帽子都一样。我都忘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爸，爸的头上分明戴着帽子，那种普通的软有檐帽。教导员头上也有帽子，硬梆梆的大 盖帽，中间别着国徽。教导员说： “也是。没啥区别。” 这时候我对教导员说： “游叔叔，刚才游红梅骂我，说我爸是劳改犯。”游红梅就是第二名，是教导员的女儿。 教导员说： “哦。” 这个回答过于简单，我心有不甘，于是我又跟爸说： “爸，刚才游红梅骂我，说你是劳改犯。” 爸说： “哦。” 教导员说： “好了，传达到了，走了。晚饭到我家来吃，我爱人包了饺子，全家都来。” 爸说： “好。” 我顿时因为饺子欢快起来：孩子的嘴连着心，嘴里有好东西，心里就有好情绪。 成人后我有一次复习老电影，《牧马人》，看到许灵均因平反而落泪哽咽，便想：爸的反应是不是过于平淡了，平淡得竟然没有电影真实。那个因为判刑而心如死灰的爸，是如何在一个完全迥异于江南的荒原上度过宝贵青春的，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想问爸，可我开不了口。 好在爸老了。爸老了会说，说些过去的点滴。常常是应景或应话而发。 一九九九年，系研究生党支部的小李书记让我写一份关于父亲入狱的说明。我写完后突然想回家。我想看看爸，想看看妈。于是我就请了假回家去写硕士论文。那时候我的家已经在四川，也就是妈的老家，一个长江边的城市。倚在船舷上看东去的流水，我突然变得多愁善感：长江，长江，从历史流到现在，流走了多少人多少事，也流走了多少记忆多少故事。江上刮起了风，我衣袂飘飘，头发散乱，自我感觉像顺江出川的诗仙太白。太白一路出了三峡，我在三峡前面下了船。到了家，风还没停。于是我说： “一路的风。” 爸说： “这点风算什么？你还没见星星滩的风。” 他竟然忘却了我也生于星星滩长于星星滩。我当然见过星星滩的风。尤其是春天，黄沙蔽日，天昏地暗，号若千军万马自草原上踏过。我小时候刮大风屋里要点上煤油灯，读中学后刮大风屋里要拉开电灯。若是在外行走，要侧身，否则走起来很吃力。走起来吃力也没什么，最重要的迎面走的话风会很重，压得人透不过气。 爸说他第一次到星星滩的时候也在刮风，刮大风。他用了一个比喻： “那风啊，吹得人就跟浮萍似的。” 我不知道爸是在说风，还是在说他的命运，抑或二者都是。我想，爸可能当时看了看太阳，乌蒙蒙已经辨不出轮廓的太阳。那种太阳会让他忧伤吗？还是仅仅看了一眼太阳，什么都没想，就随着黑色的人流消失在黄尘当中。 我像抓住了什么赶紧问： “然后呢？” 爸白了我一眼： “然后不就在那扎根了。” 我异常失望。扎根总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扎根的是浮萍。而爸谈到他以往经历的时候常常跳过过程，因而我能听到的只能是一个个缺乏连续性的片段。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扎根真的挺简单，因为扎不扎根，在哪儿扎根，浮萍说了不算。让你扎就得扎，让你在哪儿扎就得在哪儿扎，谁让你出身在污泥中呢？那天爸们到了监舍就睡了。第二天开始入监教育。先是大队领导教育爸们要好好做人，不要再当新社会的蛀虫，不要再对旧社会怀有幻想。教育爸们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认罪伏法，积极改造。领导讲完后，游教导员，当时还是游管教，把刑期短的犯人召集起来，问： “知道这是哪儿吗？” 无人吭声。没吭声不是没人知道这是哪儿，而是没人不知道这是哪儿。 游管教说： “我的意思是别把这当监狱，得把这儿当家。” 他停了一下觉得不妥，又补充说： “我说的这儿不是说监狱，而是星星滩，是三大队。” 他还说： “别想着回老家了。” 最后他说： “其实这儿不错。” 爸们的确得把这当家。不当也不行。因为星星滩不光是监狱，它还要生产，要把大荒原变成大粮仓。变成大粮仓就要有人干活，可那时候没多少人愿意到青海来。所以，一九五三年第二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决定：“在今后四五年内，刑满的罪犯，应将百分之七十留队就业。”这个队不是部队的队，是劳改队的队。一九五八年，重申坚持“多留少放”政策。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劳改工作的决议指出：“对调往边远地方进行劳动改造的罪犯，在刑满释放后一般应经过动员说服一律留下”。而青海省结合向省内移民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除表现好，有家可归，有业可就，家居本省农村，回去后确无重新危害社会可能的个别释放外，一律要留在劳改单位就业。这也就是所说的留场就业，他们的身份是“继续改造的对象”。一九五八年留场就业三千三百余名，占刑满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八；一九五九年留场三千一十余名，占百分之九十六；一九六零年留场一万六百余名，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到一九六三年底，留场就业人员在册人数己达两万三千一百八十名。截止一九九四年，累计刑满释放后直接留场就业的有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六人。《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中说：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实行‘多留少放’开辟了一条就业途径，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劳改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和主观条件限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在留放上未能认真贯彻自愿原则，在政治上仍按改造对象看待，在经济上同工不同酬，在生活上得不到妥善的安排。” 这个政策直到我上学的那年终于改变。一九七九年公安部三十九号文件提出；“从现在起服刑期满的人不再留场”。一九八一年《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强调；“今后犯人刑满释放，除强制留场就业的以外，均应放回捕前所在地或直系亲属所在地。”青海腹地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大规模特殊移民潮终告结束。 还是回来说爸。爸本来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死了，可以什么都不在乎。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日子是唯物主义的，生活也是唯物主义的。所以爸那些所有形而上的幻想注定要破灭。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劳动，劳动改造的劳动，彻底唯物主义的劳动。爸本是文弱书生，没有任何劳动经验，且瘦，所以根本不是劳动的对手。改造才几天，满手都是血泡，继而皮开肉绽，继而又是血泡，铁锨把上鲜血淋淋。 爸这时候才发现心死原来敌不过体肤之累，他的手几乎已经握不住铁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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