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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是建立起学科共同体的前提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在内部没有建立起学科共同体？ 施爱东：其实我觉得国外有一些做法，其实是中国可以借鉴。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人事制度本身造成的，我们往往是一个人一进来一个单位，就永远在一个单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现在需要进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刚刚博士毕业的一些学生，你现在只能够对他去预判，他有没有未来？他将来能不能做好学问？但这种判断往往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如果你判断错了，假设就像刚才说了，学术是需要给他一个一定的物质保障，让他来做的，我给了你优厚的物质保障你就能做的出来吗？你如果做不出来，社会也会骂，我花这么多钱，我养你们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才的流动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些人，我觉得一些好的苗子，你可以先到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如果你做得好，你们先到那里改善你自己的生活，传播你的知识，适当的时候，如果你慢慢拔尖了，我再从外地选拔那些好的人，来到更高级的单位，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我在这个所给你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而我的选拔机制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直接进学生，一进来就是一辈子，做得好做不好你都在这呆着。 杨早：可是这里又会出现的问题是，你敢离开北京，你还回得来吗？而且你往往离开是一个人，你回来就得是三个人，你回得来吗？所以谁都不敢轻易离开，都要先抢，要卡位。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包括户口的限制，包括档案，捏着你档案不放。 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 杨早：对，整个一系列的流程都会限制你，使得你举步维艰。 凤凰网文化：而且这种国内学术氛围的地域差异非常大。 杨早：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术资源非常不平均，这些年不但没有好转，感觉还在更加地恶化集中。我觉得这也特别像北漂上漂的问题，你说你不想当北漂上漂，要逃离北上广，你回家，更糟糕，因为那里都在拼爹，你又没爹可拼。于是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和“离不开的北上广”，学术界其实情况差不多，你不留在这里，说实话，以很多地方高校的氛围，学问会更加做不下去。
中国学术领域的市场化非常不够 凤凰网文化：说说学术市场化这方面。 杨早：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国家应该保证这些做学问的人的生活。其实我倒觉得可以反过来想，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领域的市场化不够。 比如说美国读博士学位是没有年限的，你完全可以读完硕士，我就去工作，工作到什么时候，我觉得钱挣够了，我又回来读博士，尤其是人文学科，基本上都是。张晖到香港以后，也发过一句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来做人文学问的，都是绝了别的念头的。据我们观察也是这样，人文学科确实是一个没有可见的物质产出的领域，所以你要是没有很大的兴趣做后盾，是做不下去的。现在都说人文学者苦，但做的人也不少，因为门槛太低。如果真正市场化之后，其实肯来做的人不会多，做人文学科绝对不可能发大财出大名。 施爱东：这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是非常糟糕的，尤其是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量化管理制度。比如说像张晖这样的人，你根本不要对他施加什么压力，他自己就给自己压了很重的担子。我们社科院其实还是比较宽松的，没有使用量化管理，我们更重视对质的评价，张晖给自己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之高，可是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的教师，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做学问的资质，把学术行业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普通职业，混在学术界，表面上看人这么多，可是，学问还真不是人多就能做的。可以这么说，在学术界，我不敢说多，至少50%以上的人是根本没有做学问的资质，他们没这个资质，你却硬要他一年出几篇论文，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杨早：不该在这儿混的。 凤凰网文化：这个比例挺高的，有一半。 施爱东：我本来想说80%。 杨早：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吗？肯定不合理。我说学术共同体怎么形成，共同体需要有淘汰的机制，但比如说有些刊物，或者某些个人，他在整个学界，名声已经很臭了，但他能够符合政府的某些需要，他仍然在高位上。要是没有这样的保障呢？这些人根本没人买他账，大家知道他没学问，但是因为有别的东西保障，他仍然可以耀武扬威，所以有的时候政府的介入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事情。 施爱东：这就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必须在这里混下去，那么他怎么办，他就得琢磨如何哭，他要花更多的心思来琢磨杂志社编辑会喜欢什么样的文章，如何才能通过课题申报，如何才能获奖，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诗外功夫上。而对于有一些真正的学者，他可能更多的心思花在如何去钻研这一个问题的本身，而他不愿意去为了申报一个东西天天填表，那么，他就没得奶吃。 杨早：你看这几年凭职称的丑闻，去年湖南收钱的事情，评职称丑闻，抄袭丑闻，这个贿赂丑闻层出不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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