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人称“文化史学家”，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文化苦旅》，我读过以后的感觉，似乎好多文章都有个套路。例如写名胜古迹，一上来总要把当地的人文掌故绘声绘色地介绍一番，然后引申开去，抒情兴叹，大发议论。这开头的介绍，像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导游。余先生的引导，固然不乏正确、翔实和引人入胜之处，但信口开河、任意发挥的毛病也着实不少。下面我要讨论的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当说，在这次导游中，余先生的表现是不称职的。 他在《文化苦旅·江南小镇》的第四节中写道：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建造此园……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 这一段不算太短的文字，如果让导游小姐边走边导地娓娓讲来，我相信，初次跨进退思园大门的旅客，一定会听得津津有味。然而，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其中完全背离史实的谬误呢﹖闲话少说，就让我转入正题，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论证一下这些谬误的事实和性质吧。 （一）、任兰生是不是用“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造起这座退思园的？ 余先生说：同里的退思园，是任兰生用“搜括来的钱财”建造的。我记得有些文章还把“搜括”二字改成了性质更严重的“贪污”。扣在任兰生头上的这两顶帽子，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反对过。按照过去几十年里用惯了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任兰生，哪有不“搜括”钱财的道理﹖而且他还请人以三年时间造起了这么一座“淡雅清丽”、精美绝伦的庭园，不靠“搜括”可能吗﹖所以，这样的帽子谁也不敢给他摘掉。但时至今日，这种不作具体分析、千篇一律地乱扣帽子的做法，能算是严肃的历史反思和科学的历史研究吗﹖你要向读者介绍一位历史人物，总得先把有关的传记材料找出来，从头到尾地仔细读一遍吧。可是，作为“文化导游”的余先生，却连这样起码的事情也懒得去做。
我有没有冤枉余先生呢﹖没有。请看以下的事实： 任兰生，江苏震泽（即今同里镇）人。他生于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轻时即投效安徽军营，曾带兵与捻军作战，屡次因功升迁，后来转任地方官员，也政绩卓著。《清史列传·任兰生传》对此作了详尽的记载：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署（代理）凤颍六泗道，率属兴保甲，严缉捕，奸宄敛迹。山西、河南大饥，流民相率入皖，兰生倡捐廉俸，募赈钱十数万，设厂颍、亳、寿三处，以兵法部勒之。明年春，资遣回籍，全活无数…… 五年，授凤颍六泗道，凤阳南北关键城故无池，兰生督防军凿壕一千四百余丈，筑垣之圮者千丈，治凤、滁间驿路，自临淮至江苏江浦袤二百余里，均成坦途。洪泽湖多覆舟，设救生船拯之。沿淮要津，造官渡船以济，修复朱龙、大东等桥梁数十处……创开船塘，各周数百丈，建宿州、灵璧、定远、凤阳诸驿宾馆。设因利局，贫家得贷钱于官，以治生计。设育婴堂、牛痘局，以保赤子。设归藏局，助殡葬，以厚其终。设戒烟局，诱不肖者以自新。其综理不遗类如此。兵乱后水利失修，兰生刊寿州人夏尚忠《芍陂纪事》，民灼然知利病所在。于是筹贾浚安丰塘，经营各属塘渠闸坝凡二十余所，蓄泄以时，旱涝有备。复仿制江南水车，教民戽水，以助灌溉。创设课桑局，刊行《蚕桑摘要》，购种桑秧，雇江浙工匠教民育蚕缫丝，开衣食之源……灵璧书院废，为兴复之。又于凤阳、寿州、盱眙各试院侧筑屋为赴试士子避雨所。添置义塾，使贫民子弟不失学，士民大悦……九年，举大计卓异。先是，三年夏旱蝗，兰生饬属收捕，因筹救荒之策，创丰备仓，积谷数千石，又檄州县各建仓厫。至是，滨淮十四州县大水，亟檄属吏便宜发仓粟，并请款募捐，工赈并举，无流亡者。 以上史料说明，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到九年（１８８３）这整整七年时间里，任兰生在他所辖的安徽凤阳府和颍、六、泗三州（约占全省一半地区），竟为黎民百姓做了那么多赈灾救荒、兴利除害的好事这里，没有多少抽象概括的评论和颂语，有的只是一桩桩、一件件顺序记载的政绩，读来未免枯燥，但却是无法凭空编造的事实。研究清史的学者都知道，《清史列传》的稿本，是由当时地方政府上报给朝廷，然后宣付史馆记录在案的。如果传主后来出了问题，或者晚节不终，在职的史官就会对这些记载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或者加以废弃，一般不会让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以，只要没有发现其他与之矛盾或抵触的史料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 ，那么《清史列传》还是可以作为后人分析、评价传主一生功过的依据的。 任兰生的政绩已如上述。那么，他在安徽任职期间，有没有某些人指斥的“搜括”或“贪污”的劣行呢﹖ 余先生说，后来任兰生“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这话没有讲错。问题是，他的落职是否跟“搜括”或“贪污”有关﹖据《清史列传》记载： （光绪）十年，内阁学士周德润劾兰生盘踞利津，营私肥己，上命户部尚书崇绮、内阁学士廖寿恒往按之。十一年正月，解任候处分，旋查所劾皆不实，惟留用革书屠幼学为知情徇隐，部议革职。 原来，朝廷上有人弹劾任兰生掌管着地方的财政大权盘踞利津 ，借公济私，捞足了钱营私肥己 。按照常理来推断，哪有猫儿不吃腥的﹖这种可能完全存在。于是，皇帝派了朝中的两位大臣到安徽去查办，并且当即让他“解任候处分”。但查下来的结果如何呢﹖本传的记载只有五个字：“所劾皆不实。”弹劾他“营私肥己”的罪状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不过，官场上的倾轧和斗争，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任兰生最后还是被定了一个“留用革职书吏屠幼学，知情徇私隐瞒”的罪名，罢官回家了。由此可见，他的“落职”，与“搜括”、“贪污”无关。如果全面地来衡量任兰生在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职期间的治绩，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深得民心的良吏，在腐败成风的晚清官场中并不多见。因此我认为，余先生给他戴上的帽子，既缺乏根据，也有失公允。 或许余先生会问：任兰生不靠搜括和贪污，怎么有力量建造退思园呢﹖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据黎庶昌《赠内阁学士前安徽凤颍六泗道任君神道碑铭》（以下省称《神道碑铭》）记载，从任兰生这一辈往上数，任氏家族已有四代居住在同里，他的曾祖任祖望和祖父任振勋都是国子监生，父亲任酉是附贡生、候选训导，属于乡绅一类有名望的人物，家里不可能没有祖上传下来田地和财产。袁中丕先生在《退思园三代善举》一文中说到，任兰生落职回乡后，曾“将祖传及自置的粮田一千零八十亩五分八厘六毫捐作义田，还以四亩四分六厘地基建庄屋家祠一所，共值银一万零二百六十八两七钱四分四厘”，用来完成父亲任酉生前未竟的“恤助孤老、不吝兴学、造福桑梓的义善之举”。（见《苏州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５期）这些田产和银两的数字，小到以厘、毫来计算，恐怕谁也无法凭空编造，很可能来自地方志的记载，因而是比较可信的。像他这样一个家底，划出十亩土地（退思园面积为九点八亩），从先人遗产中拨出一笔款项，再加上自己历年的官俸所得，要修筑起一座当时还不算过于奢华的居家庭园，我想是不会十分困难的。为什么非要武断地把它同“搜括”或“贪污”挂起钩来呢﹖稍有法制观念的人都懂得，定罪必须要有作案犯罪的证据。如果大家都像余先生那样没有事实就乱扣帽子，那封建时代的整个官绅阶层，真要变得“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二）、任兰生有没有在退思园里安度晚年﹖ 余先生说：“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 余先生这段文字写得拐弯抹角，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你看他接连用了“不知道”、“如何”、“是否”、“哪怕”等表示否定、疑问、揣测的词语，仿佛他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什么也没有加以肯定。然而只要仔细地捉摸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意思还是昭然若揭的，即他认为，任兰生的晚年毫无疑问是在退思园中度过的。事实果真这样吗﹖请再看《清史列传》的记载： （光绪）十三年，山东巡抚张曜以兰生历年募捐山东赈银，数逾十万。罢官后，仍日与诸绅广集赈款，并自捐棉衣一万件，为奏请开复原衔（官复原职），允之。寻凤、颍、六、泗绅士孙家怿等二百余胪列兰生在营、在任有益地方事实，公呈巡抚陈彝，并筹银八千两，愿代遵例报捐道员。陈彝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荃入告，得旨，任兰生著准其捐复，发往安徽，交陈彝差遣委用。是年，河决郑州，安徽被水。兰生奉檄办皖北赈抚。十四年四月，卒于颍州。 陈益先生在《古镇遗影·贴水的园林》一文中考定，退思园“建于清光绪十一年到十三年”。对照《清史列传》所述，这三年正是任兰生被劾落职家居同里的岁月。待等园林刚刚建成，他连尽情观览和悠闲徜徉的时间都没有，便接到朝命，匆匆地赶往安徽去上任。此年“河决郑州，安徽被水”，他又奉檄到皖北一带办理赈济灾民的事务，“乘骑周历辖境，形神并罢（疲），疽发尾闾（肛门）”（见《神道碑铭》），第二年四月就病逝于颍州。可见他的晚年没有也不可能呆在江南小镇同里的退思园中，跟妻儿老小“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共享天伦之乐。余先生不看这些确凿可靠的史料，只管自言自语，信口开河。这种轻率、粗疏的治学作风，就像他在《寂寞天柱山》一文的开头批评别人那样，“实在是不应该的”。 （三）、任兰生什么时候担任过“资政大夫”、“内阁学士”的官职﹖ 这又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差错，它暴露了余先生在古代职官封赠制度方面知识的欠缺。 在介绍任兰生前后所任的官职时，余先生写道： （他）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 按照以上所述官称的排列次序，只能理解为任兰生先在中央政府担任“资政大夫”和“内阁学士”（两者官级均在从三品以上），然后再到安徽地方上去做凤颍六泗兵备道道员省以下、府以上，不及三品 ，并兼管淮北、凤阳等地税务的。但是一查史料却觉得不对了：任兰生压根儿就没有在朝廷上呆过一天，这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履历又从何谈起呢﹖再查黎庶昌的《神道碑铭》问题就立即突现了出来： （任君）疽发尾闾，未几竟卒，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四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安徽巡抚陈公彝胪陈事实，照道员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赠内阁学士，事迹宣付史馆立传，附祀英翰公专祠。呜呼，伟矣 君之先世，代有隐德。曾祖祖望、祖振勋均国子监生，考酉附贡生、候选训导，皆赠资政大夫。 原来，余先生所说的任兰生官“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都不是发生在这位“凤颍六泗兵备道”生前的事情。这里的“授”、“赐”二字，在《神道碑铭》中都写作“赠”，到了余先生笔下，却被莫明其妙地改掉了。大家知道，从晋、宋以来，直至明、清两朝，存在着一种皇帝对臣下的“封赠”制度。例如： 《晋书·孔愉传》：“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新唐书·高锴传》：“卒，赠礼部尚书。” 《宋史·吕公著传》：“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赠太师、申国公。” 《明史·钱薇传》：“卒年五十三。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以上几例中的“赠”，与“封”有什么区别呢？据《明史·职官志一》的记载： 凡封赠，公、侯，伯之追封，皆递进一等。三品以上政绩显异及死谏、死节、阵亡者，皆得赠官……生曰封，死曰赠。 又《清史稿·诸臣封爵世表序》说：清于封爵，皆仿古制。 这两段记载表明，明、清两朝的封赠制度大体上是一致的。“封”一般用于对生者的加官晋爵对死者应称“追封” 。“授”和“赐”也是如此唯“赐谥”可用于死者，，但“赐官爵”必指生者），而赠的对象则限于死者，可以说无一例外。《神道碑铭》的记载，明明是说任兰生死后“赠内阁学士”，余先生却把它错成了生前所“赐”的官职。这样的阴阳混淆，死生不分，怎么能不把人打进闷葫芦去呢 至于“授资政大夫”给任兰生的说法，更加错得离奇。《神道碑铭》讲得很清楚，这个官衔是朝廷开恩，专门“赠”给任兰生死去的曾祖任祖望、祖父任振勋和父亲任酉的，怎么能扯到活着的儿孙任兰生头上去呢﹖这样的谬误，真是闻所未闻，其原因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所谓“树有根，水有源”，任何事情总有个来龙去脉。据我所知，任兰生的曾、祖、父三代“赠资政大夫”一事，仅见于黎庶昌的《神道碑铭》，连记载详尽的《清史列传》都未曾提到。 余先生既没有读过《神道碑铭》，也不熟悉清代职官的名目，又怎么可能灵感突发地想到“资政大夫”这个称谓呢﹖我估计八成儿是从混迹于文场者的切割文抄，或某些导读、导游、导购之类的小册子中搬来的。这种东西，既容易杜撰，也相当好卖，浏览浏览可以，但绝不会登上学者的大雅之堂，更不能成为反思历史的依据和出发点。作为文化导游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古语云：“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希望余先生戒之慎之，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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