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3月25日第15版）刊发了笔者所敬重的先秦史著名学者沈长云先生《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一文，认为新发现的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无疑极具启迪意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1976年发现的，不过世人似乎并没有投来太多关注的目光。2011年的调查表明，这里存在一个大型的城址。它静静地在西北一隅躺了四千余年，终于又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012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的勘查，石峁古城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最近，它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为2012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之一。笔者对石峁古城也有若干不成熟的意见，在此略陈一二。
长期以来，我们信从“三皇五帝”“上下五千年”的国史，而随着疑古思潮的冲击，这种体系的根基被摧毀殆尽。另一方面，地不覆宝，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也在不断诉说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国家重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近尾声，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中国文明史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证，而古史传说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却仍然扑朔迷离。
应当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都是危险的。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古史传说的可信度本身便很脆弱，而与考古遗存相联系，则需要充分的证据。目前而言，学术界普遍相信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密切相关，陶寺古城则可能是尧舜都城，这些认识主要基于时间、空间以及文化特征的相契。此外的一些推论，往往不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信服。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那么，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但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五帝等传说人物属于不同的部族集团。无论怎样，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部族所创造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正源或者至少是重要一源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石峁遗址坐落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黄河支流秃尾河和它的支流洞川沟在这里交汇。这里地处陕北，在文化面貌上，跟内蒙古大口遗址二期类文化遗存、朱开沟遗址一段及二段遗存、山西游邀遗址早段、杏花村四期等遗存比较接近，当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过去有学者认为石峁遗址与客省庄文化有关）。石峁古城固然发现了玉器，但其所属的文化与长城以南的文化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是属于长城以北的文化，即笔者称作“面向草原”的板块（此前苏秉琦先生提出“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板块）。石峁古城居于微妙的过渡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从文化性质看，石峁遗址很难说跟一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存在直接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陕北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比较复杂，许多关键问题未得澄清，石峁古城的发现无疑是一个契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在笔者看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可以归纳为“两个传统”，分别是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土筑传统”和以“面向草原”板块为代表的“石筑传统”。
新石器时代的内蒙古、陕北等地区，也就是笔者所说的“面向草原”板块，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城址，像内蒙古中南部的阿善、老虎山、威俊、板城等遗址，发现了数十座石城。新发现的石峁古城，也是其中代表。这些城址基本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集中建造于在“龙山时代”。而且，这些城址大多分布在后来的长城地带，正是农牧交错带。当时长城以南的农耕社会与北方草原文化可能已经产生了冲突，这些石城可能主要用于防御。在春秋战国之前，在长城一线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群石头堆筑的城堡，而且建造动机可能与后来不同。“面向草原”板块与欧洲、西亚、中亚存在许多交流，以石头筑城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当时的草原民族在欧亚大陆上往来迁徙，他们的文化互相融合，共同进步，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这种传统，要追溯到海生不浪时期（距今约5300—4800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白草塔遗址，发现了海生不浪文化时期的石墙。作为海生不浪文化的延续，阿善文化出现了众多石城，基本属于“龙山时代”。相比之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筑城传统有自己的个性，那就是基本是土筑的。在“龙山时代”，夯土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这种筑城风格，甚至延续到了宋代以后。明代的徐光启注重引进西方的筑城技术，中国的城墙建筑风格也为之一变。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种传统呢？这里可能有地理环境的因素，可能有民族心理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沉淀为当地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实际上是与二者农耕、游牧的不同传统相对应的。
石峁古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在于它庞大的城体。石峁古城的面积不下于400万平方米，这就意味着，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史前古城，“最大古城”的记录又被刷新了。在此之前发现的最大古城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面积有300万平方米。其次是山西襄汾的“尧都”陶寺，面积有280万平方米。再就是四川的宝墩古城，距今约4500年，面积约276万平方米。在此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史前最大古城”长期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而它不过120万平方米。除了良渚古城，其他大型古城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要迟于良渚古城（按照最新研究结果，良渚文化要早于“龙山时代”）。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宝墩古城以及石峁古城，都是近年的新发现，它们无疑更新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在石峁古城的城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玉铲、玉璜等玉器，还发现了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壁画遗迹，以及可能用于城墙奠基的人骨。这些发现，与“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遗址存在共通之处。“龙山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涌现出了大量城址，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既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佐证，也是中国文明趋于成熟的坚实载体。众所周知，城市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城”和“城市”并不一样。“城”是有城墙围拱的建筑，它往往作为一种守护的防御性设施，但不一定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而“城市”，则是在一定地域内集中的经济、政治、物质、文化实体的有机统一体。关于“城市”的界定尺度，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过有名的“Childe的十项”。笔者在《从良渚古城墙的发现看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2辑）一文中讨论了良渚古城的情况，认为良渚古城已经能够称得上“城市”了。
总之，石峁古城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进程，也说明了“龙山时代”的新变，为我们看待陕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过去苏秉琦等先生暗示红山文化与黄帝有关，但与石峁古城一样，可能存在时代以及文化特征的不相称。目前而言，我们尚难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学文化，在更多的材料出现之前，我们所能做的便是用考古材料去填补“三皇五帝”的大厦倒塌后的真空。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