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品烟公司出品的《至圣先师孔门师生像》烟画之“孔门弟子像”（部分）。编者附图
很多人断言，儒家已经落伍，对当代社会没有意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儒家思想只适应于熟人社会。儒家把血缘关系视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社会纽带，而现代社会却是陌生人社会。
先不说隐藏这种看法背后的历史主义迷信之荒谬，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论语》第二句话即清楚表明，从一开始，儒家就组成了一个陌生人团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封建之君臣关系解体，熟人组成的封建的小型共同体同样解体，士、庶人皆处于“游”的状态，人际关系趋向于疏离，人们经常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孔子及其弟子就是这个“游”的陌生人社会之典型：孔子周游列国，孔子的弟子来自“远方”，来自天下各处，除了鲁国，还有齐、卫、宋、陈、楚甚至远在长江以南的吴。他们是相互陌生的。
孔子的理想乃是重建社会秩序，为此，就必须重建相对稳定的小型共同体。原子化的个体是不能组成社会的，也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秩序。“社会”是由复数的“会社”组成的。人只有生活在小型共同体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享有必须的公共品，并获得心灵的安宁。
这里需要辨析的是，关于现代社会、关于陌生人社会的流俗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不错，在一个现代的流动性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将会不断地碰到陌生人，并与之交易、合作。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只生活在这样的状态。在陌生人的汪洋大海中，人们一定会建立和维持一些小型群体，其间，人们是熟悉的，相互了解的，因而可以非常低的成本交易、合作。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熟人关系可以让人对于生活有较为确定的预期，可以获得最起码的精神安宁。没有这样的群体生活，人必定会疯掉。这些熟人组成的群，就仿佛陌生人大海中的岛屿，人必须站在这个岛屿中，否则就会被大海吞没。
换言之，陌生人社会只是一个事实，但文明经常意味着超越这些事实，文明是人会为自己构建的。人注定要生活在群中。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原来的小型共同体普遍解体了，那么，人就必定为自己构建这样的群。这就是孔子做的工作。
那么，熟人之群的构建，从何处入手？在那个离散的世界，孔子首先构建了一个陌生人团体。这就是孔门。来自各处的弟子们原来并不相识，他们基于共同的理想，聚集在孔子门下。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社会团体，这是平民社会组织化的开端。
也就是说，自诞生起，一直到今天，儒生就生活在群体中，而且，生活在陌生人群体。这就是儒生之为儒生的根本所在。儒生当然生活在家庭中，但儒生之所以是儒生，是因为，他会读书，会到陌生人那里求学，会访问陌生但志同道合的友，如果自己有学问，会给一群自己不认识的人讲学，甚至，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不认识的儒生，会共同参加政治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儒生都是与家庭之外的陌生人聚集、合作的。
换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的骨干，其实是一个陌生人结成的社团。正是在这样的社团中，儒家士君子习得了处理陌生人关系的技艺，也就是公共的、政治的技艺，由此，他们能够建立和维系公共秩序。
在这样的社团中养成的儒家士君子，致力于在社会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团体，其中就包括宗族。宗族不是自来就有的。比如，在秦汉之际，就没有宗族。刘邦甚至说不清他的祖父是谁，看《史记》《汉书》即可发现，汉朝开国功臣的祖先都很模糊。战国时代，基层社会开始解体。秦为了消除破坏统治秩序的隐患，禁止成年儿女与父母同居，当然也就不可能容忍宗族——20世纪中期，这一政策再度出现。
汉开国之后，这一政策松弛。儒家则自觉地寻求建立宗族。儒家向来相信自治，宗族则是基层社会自治的最好组织形态。在这里，人们相互熟悉，并有亲密的感情，合作成本最低。儒家士人经过各种努力，包括尊崇《孝经》，推动了宗族制度之建立。后来，宋儒又做了同样的工作，这一次的核心则是建立祠堂制度。在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依然可以看到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制度，并发挥着重要的基层自治功能。
宗族确实是熟人群体。一代又一代，人们长期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儒家就是一个服务于以血缘联结之社会的理念体系。恰恰相反，儒家自身的社会存在形态就是陌生人群体，因此，从本质上说，儒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陌生人如何组织。
但是，儒家也绝不忽略、更不会鄙视熟人组织。儒家坚守中道：人组织最为重要，至于如何组织，则是次要的。熟人之间有天然的感情，那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感情，低成本地实现人的组织化呢？儒家顺乎人性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其实是一种现代的社会理论。不过，我马上要补充说，儒家又不像某些现代知识分子那样执着于“陌生人”这个词。这些知识分子似乎把陌生人通过契约结成组织的状态神圣化，而把熟人组织视为一种恶、或者断定为落后的。儒家持守常道，儒家的组织理论不拒绝情感，不拒绝利益，当然更不拒绝道义，这个理论更健全，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并构建社会，尤其是在今日中国。
